宋仁宗朝(1022—1063)是两宋思想、文学与政治诸领域发生重大变革并形成自身特征的关键历史阶段。此期的儒学复兴、诗文革新和政治变迁彼此相融互渗，均由庆历士大夫这一北宋新型士大夫群体承当。因此，要深入理解仁宗朝士大夫文化的种种内涵和新变，须对其“担纲者”的精神气质给予充分的关注。

所谓“庆历士大夫”,盖指活跃于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政治立场、思想取向和文化观念上皆具复古革新意识的士大夫共同体。其中的核心成员如欧阳修、韩琦、富弼、杜衍、尹洙、蔡襄、余靖、苏舜钦、石介、田况、孙沔、王素、孙甫等在范仲淹的引领和鼓舞下,出于行道救时的精神共鸣,以景祐政争和庆历新政两个事件为现实契机,集结成为北宋中期权力世界中一支极富行动力、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在这批新型士大夫身上,知与行是一体的,个体的内在的自觉与公共的群体的联合亦是同步的。他们不顾自身安危,或在激烈的政争中公开声援明显处于弱势的范仲淹,或在阻碍重重的改革中和衷共济,救弊图治,就这样几度同进共退,而始终声气相求,联系紧密。

庆历士大夫主要作为政治团体登场，共享一套迥异于主流的政治亚文化:以儒家理想主义为内核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话语体系。他们最突出的政治功绩，并非庆历新政，而是在权力世界构建并推广了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推动两宋的政治文化从单一走向多元。而庆历士大夫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又面临污名化的困境，却能成功突围，进而移风易俗，依靠的是自身的能动性，具体来说,即持之以恒且彼此照应的“行”与“言”。他们通过言事、边防、中央决策、地方治理等多种政治行动实践儒家理想主义，坚持同吕夷简等老成士大夫展开政争，得位后又联手发起改革,在彰显“英俊”理念之实用性的同时树立起刚直有为、同心共济的“君子”形象。更为关键的是，他们重视言说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效力和潜力，利用体制内外的谏诤、言说活动，依托各类公私属性的文学书写，反抗威权，参与论争，阐述理念，宣扬政见，引导舆论，成功地完成了自我辩护以及对于传统和主流的批判,由此重建儒家理想主义的合法性，为北宋政治文化的转型提供了核心动力。

庆历士大夫的政治生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仁宗朝前期(1022—1045)，他们借助政争和论争发起了一系列观念变革运动。庆历士大夫和老成士大夫持续冲突的根源是政治理念的结构性对立。“老成”拥有多元而不甚相融的知识结构，认同宋初以来谨厚慎重的政治文化，以儒术与政治为“两截事”，为政讲求循法守度,有所不为。庆历士大夫则用古道贯通人生的各方面，崇尚儒家理想,提倡行道有为，要求变革。两个群体从各自的视角出发相互审视,导致全面的理解偏差。他们都将对方视为合理秩序的颠覆者或窒碍者，认定自身排斥异己是正义之举。范、吕党争即可被还原为士大夫基于特定理念的呼应与对抗行为。双方一面贬斥政敌的人格和言行，一面合理化自身的政治行动，撕裂了整个言论场。庆历士大夫在论争中往往自我坐实“罪名”，为原先被主流鄙弃的结党、改革、直言、近名等行为正名，以政治修辞的褒贬转换助益政治文化的多元转向。

庆历士大夫在进行政争的同时也致力于推动舆论权力的抬升,促成士人言论观的转变。仁宗朝的公共言论空间并不总是宽松的,其边界历时而变。仁宗亲政后，大体鼓励言事，言论空间因而曲折扩张，至新政而达高点。庆历谏官开辟舆论阵地，期望为改革创造有利环境。新政失败后，仁宗支持“老成”打击“私说”，言论空间受限，但仍未丧失活力。在言论空间盈缩的过程中，发生了范晏之辩、景祐党争和“奏邸狱”三个标志性事件。范仲淹上晏殊书是庆历士大夫阐明自身言论观的核心文本。他们经由自辩、反击和避嫌，论证了以言行道的行动逻辑、以言报国的言者意识以及危言危行的立朝姿态，带动“以犯颜纳说为忠”的新风。景祐党争昭示仁宗朝政治舆论写作的兴起。庆历士大夫重视公议，利用多条传播渠道自主发声，借由书写构建独立的政治评判机制。“奏邸狱”则是权力在关键时刻对特定士人文化的一次粗暴干涉，是仁宗和“老成”清算庆历士大夫“出格”言行的表现。

同样是在仁宗朝前期，庆历士大夫为对抗宋初以降的消极声望观，发动“近名”褒义化运动，倡导积极近名论，抉发声望劝善沮恶的社会功能，并使之融入主流政治文化。和“近名”褒义化运动相表里的是北宋中期的“声望政治”。伴随声望体系的独立和舆论的活跃，一批儒家理想主义者被士林推选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他们在关键时刻往往能凭借众望进入决策层，从而推动政治变革或改易政治路线。北宋中期以美为劝的士人上书以及《庆历圣德颂》是声望政治语境下的典型文本。前者展现北宋新型士人群体作为道义共同体的责善风气、理想主义、舆论意识和公共观念，反映声望的重要地位和二重属性。在声望政治的背景下，上书是下位者向上传递压力的首要途径。重望兼忧责则成为得位者决策和创作的前提。而《庆历圣德颂》采用合颂群臣的模式，是声望政治投射于文本的表现。此颂又和石介同时期的上书相呼应，意在向明君贤臣施加舆论压力，督促他们致治太平。

第二阶段是仁宗朝中期(1038—1055)，庆历士大夫直面内外危机和新政成败，在应对具体政治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落实、思考和宣扬“英俊”理念。先看边事。宋夏战争不仅引发边防危机，还激化了北宋社会的内部矛盾。急遽变化的政治形势作用于诗界与政坛,一则触发边塞诗创作的热潮，二则为仁宗朝的政治变革乃至政治文化转型提供了契机。范仲淹、韩琦、梅尧臣、苏舜钦或直接参与或深度思考西事。四人的相关创作亦颇具个性，均围绕特定角色展开,兼有思想深度和文学表现力。范、韩在两宋文臣出任经略安抚使成为定制的进程中作为首批“儒帅”登场，经由“阅古堂”同题书写阐发了自身“以儒者奉武事”的所见所感，梅、苏则在边塞诗中分别自拟作幕僚、武将。不同的角色扮演或角色想象决定了文本面貌,又关系到个体的文化人格。范、韩提倡文武全才，梅推崇通儒，还有苏的尚武精神和烈士向慕，这些目标一致而面目各异的自我表达,折射出庆历士大夫对于边事的思考，以及他们在文武之间的探索和抉择。

再看贬谪和吏治。新政失败后的十年是“老成”居庙堂而庆历士大夫谪守地方的理想落潮期。庆历士大夫遭遇政治挫折，却并未因此消沉。一方面，他们在地方怀抱有待的信念，以乐道自适，但也没有放弃行道之志。关于“尹洙之死”的集体书写是他们重新激活儒家生死观的一次尝试，并折射出诸人于逆境向内发掘儒道内涵的努力。另一方面，他们在州县主持修筑各类公私建筑，作为安身兼寄意的归息之所。以记体文为中心的群体性创作因此趋于兴盛,承载思想、政治与文学之间的深层互动，堪称后新政时代最重要的文化景观。《岳阳楼记》《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名篇显示，庆历士大夫受孟子思想启迪，在地方官任上广泛开展“众乐”的文化实践，延续改革时的循吏理想，开辟了地方官创作的新范式。《岳阳楼记》更是把忧济意识推至极境。此种强调利他的偏至型理念与韩愈“忧天下之心”一脉相承。范、韩的言说反映了科举士大夫的主体意识与政治诉求，昭示公共责任感的内转和下移。同时，庆历士大夫还检讨韩愈之忧中功利、庸俗的一面，凸显愈加纯粹的兼济之志。

最后阶段是仁宗朝后期至神宗初年(1045—1075)，庆历士大夫逐步走出改革失败的困局，先后回归朝廷，并于嘉祐、治平之际长期主政。然而，他们的政治观念偏向保守，因此遭到后辈士大夫越来越激烈的批判，最终导向“濮议”和王安石变法。这类代际冲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庆历士大夫的政治反思和理念变迁。范仲淹晚年在写给叶清臣的信中回顾新政败局，批评庆历谏官一味追求名节而激起仁宗的猜疑，指出君子立朝“身安而国家可保”。此种现实主义论调几乎翻转了他一直以来提倡的政治价值观，昭示庆历士大夫的保守化趋势。韩琦、富弼、欧阳修从不同角度接续了范仲淹的反思。欧阳修在撰写范仲淹神道碑时强调“朋党之论”有名无实,就处在这条延长线上。二是后辈士大夫的成长和独立。在庆历士大夫影响下，新一代士大夫普遍接纳“英俊”理念，认可儒家理想主义。欧阳修和青年曾巩的政治互动，就反映了两代新型士大夫之间的精神契合和文化传承。后辈士大夫进入政坛后，不断发出变革的呼声，并非议富弼、韩琦、欧阳修因循无能。得位行道的角色期望以及外界舆论的压力于是愈益构成欧阳修晚年生命中的重负和羁束,催生出他晚年独具个性的对问体自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