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晚，奥古斯丁·杜梅以指挥家和独奏家的双重身份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绎贝多芬《F大调第二浪漫曲》和《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并携手大提琴家王健献演莫扎特《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阔别稍久，眷与时长。这对老友自上次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联袂演出已过十年。千里逢迎，高朋满座。两位音乐家的久别重逢，带来的不仅是一场艺术的巅峰盛会，更是贝多芬与莫扎特交错时空之对话。

《第二浪漫曲》作于1798年，当时贝多芬正经历耳疾的折磨。他曾表示，这首作品是用痛苦换来的欢乐。我想，这也是他在逐渐步入“无声之境”时自我构筑的心灵庇护所。只见杜梅面对观众坐下后，即刻气定神闲地奏出轻盈莞尔的第一主题，他的处理没有过多煽情，而是专注于刻画独奏的弦音句法。在回旋曲式中，每一次主题的再现与复归如同被反复斟酌、细心推敲过的语气，伴随着回音装饰音投掷出适度卷曲的忧伤与略带心事的欲语还休，为F大调的作品底色蒙上了一抹忧郁。主奏时，杜梅虽背对乐队，却通过头部、肩膀和肘部的背影微动作巧妙引导乐队，保持着对管弦乐组的绝对把控。指挥时，他随即面向乐队，左手持琴，右手用琴弓充当指挥棒，在双重角色间切换自如。独奏小提琴在渐入尾声时刻意放缓步调，将如泣如诉的旋律简化为极浅的淡淡落笔。或许这正是贝多芬作品的动人之处，将一切苦难升华为高贵的悲天悯人。

听惯了《降E大调交响协奏曲》小提琴与中提琴的经典组合，这次杜梅和王健强强联手，带来了小提琴与大提琴版本的全新演绎。不仅如此，王健还尝试用大提琴拉奏中提琴的音高，这无疑是一项高难度挑战，但他却像孩子般幸福地感慨终于实现愿望——拥有了一部莫扎特的大提琴协奏曲。

王健的弓法一如既往的沉稳持重，尤其在极高把位处，他仍旧不断寻觅歌唱性与戏剧性的完美契合。他手中的琴弓宛如一支孤笔，在稳健有力的运弓下，乐思的高低抑扬犹如笔触的顿挫提按，镌刻出声音字形的立体感和韵律感。每一次手起弓落之间，流淌而出的分明是东方情韵与哲思美学。杜梅不愧为卓越的古典风格缔造者，他的琴音没有刻意凸显华丽色泽，而是像在一个个声音方格里均匀填色，其诠释下的莫扎特作品清明几净。有趣的是，在第二乐章近似于大提琴与小提琴的二重奏中，相对而坐的两人几乎没有任何眼神交流，仅凭熟稔于心的乐感和默契天成的意会，完成了一场一问一答的促膝长谈。

下半场的《第四交响曲》属于贝多芬交响曲中的“轻量级”作品，介于英雄主义的《第三交响曲》和与命运搏斗的《第五交响曲》之间，“贝四”以幽默和活泼著称，被舒曼形容为“两位北欧巨人之间的一位纤瘦的希腊少女”。这部作品创作于1806年，是贝多芬在经历“海利根施塔特事件”后对生命本质的深刻反思。

第一乐章以一种暗黑的神秘音调开始，弦乐组心跳般的节奏像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洞里蹑手蹑脚地谨慎试探，未知的紧张与悬念感萦绕于心。伴随定音鼓强有力的滚奏，犹如一道大门瞬间被推开，耀眼的光亮扑面迎来，照亮全场。杜梅将法比学派的演奏风格融入指挥的细节表达，在慢板乐章中以柔和的手腕转动和适时的呼吸提示，使长笛和单簧管的声线从乐队的声浪中层见叠出。谐谑曲乐章更是激发了所有演奏者的能动性，杜梅以大开大合的手势语言全程引导乐团，像是一位横冲直撞的青年，朝气十足，活力满满。末乐章是一个满溢幽默和意外的场域，几乎每组乐器都获得了炫技表现的机会，杜梅的指挥使其听起来像一部喜歌剧序曲，这亦是作曲家在穿过温暖荆棘后生机盎然的重生。

两位老友自初识至今，三十年时光荏苒。花甲、古稀之年的负荷或许不在于能力和体力上的衰退，而是那沉甸甸的记忆重压在心头。这两位阅尽千帆的音乐家再次携手归来，却选择了维也纳古典乐派音乐家青年时期的佳作，返老还童般地还原出作品的本真意涵。在场听众也因此忘却了最初的期待。也许万事万物本无定式，顺其自然亦是出路。谢幕之际，观众们将掌心拍至通红，两位老友握手相拥，迈着轻快的步履消失于舞台上。

刘雨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