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文化艺术出版社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李纯一全集》首发式暨李纯一先生手稿与旧藏文献捐赠仪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李纯一全集》共分六卷，180余万字，图片1200余幅，辑集了李纯一生前已发表的专著、论文和未刊发的文论、手稿及学术书信，力求全面展现其学术成就。
微观入手、宏观掌握
中国音乐史学家李纯一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和音乐考古学的开拓研究。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以考古的音乐文化遗存为对象，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李纯一倡导音乐考古学研究应“微观入手、宏观掌握”，“所谓微观，即从具体问题、具体事项上着手，比如音乐考古学的某一个问题，或对一件乐器、音乐文物或者是一个人的类型的研究认识，微观入手，一滴一点地去做，这事情是十分烦琐、十分乏味的。”李纯一笔耕不辍，为音乐学术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其学术成果和治学理念是后学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负责人李宏锋组织音乐研究所有关人员，对李纯一已发表的论作以及未刊发的遗稿逐一整理，辑录汇编为《李纯一全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徐福山介绍，《李纯一全集》从立项到正式出版历时三年。出版《李纯一全集》（6卷）不仅为中国音乐学界提供了丰厚成果，更为青年学人树立了崇高典范。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副馆长邵晓洁表示，李纯一从事音乐考古研究的手稿和使用的学术资料，体现其治学风范，寄托其学术情怀，丰富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术收藏，是学术发展的历史见证。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喻静认为，此次《全集》的结集出版，对回顾李先生学术生涯，系统认识其治学思想，弘扬音乐研究所学术传统，深化中国音乐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事业分为四个阶段
1985年，李纯一在北京故宫武英殿研究山西文喜县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石磬
“做学问，首先要做人，把学问、研究、工作视为自己的责任，本着对人民做事的态度，单单这条就可以说明要有责任心。做事要实事求是，同时掌握的材料，也得求真务实、不断创新，这是很要紧的。包括我也是用这个来勉励自己，我有六个字自勉：‘宁慢爬，勿稍歇’。”李纯一很早便注意到方法论对音乐史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基本的方法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具体分析这两条不可动摇。背离这两条必然犯错误，必然是假科学，不是真科学，是假音乐史，不是真音乐史。
“李纯一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和音乐考古学的开拓研究，直到生命的尽头。”天津音乐学院原副院长方建军将其学术事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30岁之前的时期。其间中国战乱频仍，生活动荡，颠沛流离，但他依然打下考古、训诂、作曲等理论基础，并在20世纪40年代着手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这17年是李纯一的学术黄金期，其间他出版了专著《我国原始时期音乐试探》《中国古代音乐 史稿(第一分册)》，发表了《关于殷钟的研究》《原始时代和商代的陶埙》等论作，同时撰就《元明清时的音乐》《中国音乐简史稿》两部未刊的书稿，开辟了利用音乐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来进行音乐史研究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第三阶段是“文革”期间。虽然学术研究受到严重影响，但李纯一还是尽其所能积累文献和考古资料，并且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乐器的考察研究工作，撰写发掘报告中的乐器部分，对汉瑟和楚瑟的调弦进行探索。第四阶段是1977年至2015年的38年。这是李先生学术研究厚积薄发、硕果迭出的时期。他赴全国各地考察鉴定出土音乐文物，在此基础上撰写出版了《先秦音乐史》《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两部杰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文，后来又有《困知选录》自选文集问世，并且培养出几届中国古代音乐史和音乐考古学研究生。2015年之后，李纯一进入垂暮之年。他因疾病缠身，长期住院治疗，不得不停止学术研究和写作，但即便如此，心里仍惦记着自己著作的修订。
具音乐史著述开创之功
“全集出版使我们得以更近距离地了解学习纯一先生思想学术的发展历程，了解学习先生如何从事研究，其众多成果如何产生，以及知悉先生许多还没有最后完成发表的思考探索成果。”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秦序说。
“这套全集的出版，对于音乐研究所学术传统的承继，乃至中国音乐史学史和音乐学术史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方建军介绍，《全集》收录《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先秦音乐史》《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等已发表专著外，还有大量尚未刊布的手稿。比如，鲜为人知的中国音乐史遗作——《元明清时的音乐》《中国音乐简史稿》。
其中，《元明清时的音乐》撰作于1953年，虽说是独立成篇的断代史，但其实是为稍后完成的中国音乐通史的组成部分。该书先按雅乐、民歌、说唱、戏曲等体裁分类，再依时代顺序加以论述，并附有较多谱例。《中国音乐简史稿》撰成于1954年。该著上自远古，下讫清代，是一部真正意义的中国古代音乐通史。此书的史料考订、研究成果和有关谱例，为后来出版的一些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所吸收采纳，足见其在音乐史著述方面的开创之功。
全集所录未发表论文，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有些已经超出音乐考古的范围，而具有历史和考古研究的普遍意义。比如，几篇关于曾侯乙墓出土编钟的专题研究，引用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加以考证，得出曾、随系一国二名的结论。这一学术观点颇具前瞻性，已为最新的曾国考古发现所证实。
卢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