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迪多纳托（Joyce DiDonato），自她在2019年1月为北京观众带来的那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常规的、剧场式的“战争与和平”音乐会之后，暌违5年之久，这位蜚声国际的抒情花腔次女高音于2024年6月13日再次来到中国国家大剧院，与意大利黄金苹果古乐团（Il Pomo d'Oro）一起，为观众带来了一场以人与自然为主题的音乐会——“自然乐园”。这场音乐会依旧延续了“剧场”概念，运用烟雾、灯光、舞台装置、肢体语言等手段创造了一次非程式化的音乐表达，一种伴随沉浸式体验的音乐会。

很显然，作为一位功成名就、三次获得格莱美的超级歌剧明星，迪多纳托已不满足于用各类脍炙人口的歌剧咏叹调去征服观众，而是同时作为项目制作人、歌唱家、表演者和艺术行动的倡导者，引导观众对世间万物的体验和思考，而非仅限于音乐聆赏本身。在这场音乐会中，她试图从巴洛克和古典主义早期作曲家们（乌切利尼、马里尼、亨德尔，格鲁克等）的歌剧唱段，古斯塔夫·马勒的艺术歌曲，现当代英美作曲家（波特曼、艾夫斯、科普兰）作品等共14首作品中提炼出人与自然的旨趣，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面对风格跨度如此之大的声乐及纯器乐作品，迪多纳托在演绎上并没有刻意强调每部作品的风格差异性，却用一种渐变的、暧昧的、更强调情绪内容的演绎方式把这些作品糅到了一起，形成了一部整体性作品或视角（Holistic View）。除了要感谢她成熟老辣的声音控制（音色、颤音、真假声），更要归功于她和她制作团队建立了明确的艺术行动出发点和整体性策划，不拘泥于“为艺术而艺术”。这种跨越时代、风格、形式、语言和视觉的音乐呈现，需要制作人具备相当深厚的声乐文献积累和文学修养，并能用自己的审美与想象将跨越几百年的声乐和器乐作品贯穿到一起，呈现出一种广阔的人文诉求，与听众同振共鸣。笔者认为，迪多纳托做到了。

整场音乐会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安排。第一首艾夫斯《没有回答的问题》、第四首乌切利尼《第三号交响曲》、第八首瓦伦蒂尼《等音奏鸣曲》、第十首格鲁克的歌剧《奥菲欧与尤丽迪西》中的“冤魂之舞”都是纯器乐作品，不仅将声乐作品划分出错落有致的四个部分，更参与了音乐情绪的推动与塑造；第三首“我呼吸着菩提树的芬芳”和最后一首作品“我已与世界失联”都出自马勒的《吕克特之歌》，构成了有意的遥相呼应。在笔者看来，查尔斯·艾夫斯的《没有回答的问题》（副标题《宇宙景象》） 作为整场音乐会的第一首，简直就是寓言式的开篇，用意深远。这部创作于1908年的作品展现了多层次的音响生态共生：调性与无调性、律动与非律动、谐和与不谐和、平稳与崎岖、柔和与刺耳，等等。这不就是天地自然的神妙吗？这不就是之后曲目缤纷呈现的内容吗？迪多纳托聪明地用自己的声音替代了这首作品中原本的管乐独奏声部。这个声部的材料是个半音化的强调大跳音程关系的五音动机，一共重复了7次。根据艾夫斯的解释，这个动机旨在提出一个神秘的“周而复始的存在之问题”。

除了音乐上的结构性布局，歌词的文学意象是这套作品非常重要的黏合剂。在唱词中，我们不断听到树、风、阳光、小溪、大海、母亲、孩子、生命、死亡、人性、语言、音乐等语汇。这些文学意象恣意游走于四个世纪以来的音乐语境，交融出无比立体、丰盈与包容的感受。我们甚至能从这些意象中感受到某种暗藏的叙事线索：从开始的第二首作品英国作曲家波特曼的《世界的第一个早晨》，到音乐会的终曲——马勒探讨死亡的艺术歌曲《我已与世界失联》，引人沉思。

舞台装置、烟雾灯光、肢体语言，以及在固定曲目结束后迪多纳托与北京的儿童合唱团及台下观众的沟通，与音乐一起共同构成了这个作品的意义表达：坚信艺术的社会价值，强调与世界的关联，并不断突破边界。音乐会一开始，迪多纳托手拿一个半弧形棍子，有点像树枝、船桨或是魔杖，从观众席后方走向舞台，每唱一次艾夫斯的五音动机，就更加接近舞台。直到最后一次结束，她站到了舞台中央的一个好似泉井的环形装置之中，变成了装置的一部分。等到倒数第二首作品时，她将弧形棍子嵌入舞台中央矗立的一个不完整的圆形装置中，一个完整的圆形成了。这个简单的舞台细节令笔者不禁嗟叹：时间不逝，圆圈不圆。音乐会之后，迪多纳托提醒所有到场的听众，北京是这个项目全球巡演的第44站，他们向观众赠送了薰衣草种子，这些种子就封藏在入场时发到每位听众手中的圆形小卡片中。至今已有4.4万张种子卡散播于世界的30个城市。

走笔至此，似乎还没谈及乔伊斯·迪多纳托卓越的歌唱技艺和黄金苹果古乐团迷人的音乐处理。笔者总感觉，点评如此卓越的音乐家的技艺或许略显肤浅——他们早已把自我放到了音乐之内、天宇之间，俨然化作了大自然中的一粒粒种子。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北京之夜，这些种子让听众感受到了新奇的、生长着的、表达着的生命无穷之蕴。

姚晨/文

刘方/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