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香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代表进行协商建国的生动实践，确定了新中国国体政体，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完成了协商建国的历史伟业。在进京“赶考”75周年之际，让我们聚焦“赶考”历史，翻开《香山如磐 红色永续——香山革命历史口述文辑》一书，在历史“发声者”娓娓道来的口述中，触碰更多的历史细节和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一同走进那段香山革命岁月，感悟“赶考”初心。

口述人：周恩来侄女周秉德

他一贯就是这样，没有个人的物质追求，更不要生活上的享受。他在地位上、物质上、名誉上、职务上都没有什么追求，他追求的就是全国老百姓能够生活更好，中华民族能够更强盛。

让我们一起倾听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讲述我的伯父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

我伯母邓颖超于6月底带着毛主席和伯伯写的信去上海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我伯伯写的饱含尊敬和深情，恳切地希望她能够参加会议。伯父伯母与宋庆龄在25年前就相识，伯父1924年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时，孙中山先生还健在，他们就跟宋庆龄有过交往。之后宋庆龄支持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工作她都是在默默支持。很多革命青年、外国友人去延安，还有咱们的一些军需物资等等，宋庆龄都尽可能地给予帮助，伯伯非常尊重她，伯伯在信中很恳切地希望她能够到北平来，但宋庆龄是很怕到北平的，因为这里是孙中山过世的地方。经过再三考虑，她表态同意北上。中央为宋庆龄安排了火车专列，8月28日伯母陪同宋庆龄一行到达北平。

当时中央派伯母去邀请宋庆龄是有原因的。首先，她们同为女性。邓颖超在中国共产党20多年的斗争中，是妇女运动的领袖，资历深，能力也强，在共产党的女士当中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其次，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去世的时候，我伯母是天津群众运动的领袖，到北京来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公祭仪式，那时候伯母就见过宋庆龄。再次，在国共合作时期，她和宋庆龄也有过很多交往。她作为中共广东省委的妇女部长，跟宋庆龄早就有所接触。另外，与我伯母一同前往的共产党员女干部廖梦醒还做过宋庆龄的秘书，廖梦醒的母亲何香凝跟宋庆龄的关系非常好，交往很深。这样的安排很亲切、很周到。

▲宋庆龄由上海抵达北平正阳门火车站（右一为宋庆龄、左三为邓颖超、后左二为周秉德）。

宋庆龄乘的专列8月28日到达北平前门火车站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都前往欢迎，我也跟着伯父一起去了。我是小孩子，走在后面跟随，他们这些大人们互相握手。后来我伯母一眼就看见了我，她说：“你就是小秉德吧？”我说：“大娘好！”我按照天津的习惯称呼，伯母说：“就叫我‘亲妈’吧。”她看见我挺高兴的，拉着我的手聊了些家常。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经常叫她“亲妈”了，当时我也奇怪为什么要叫她“亲妈”，后来才知道伯伯在家里的大排行是老七，应该叫“七妈”。

团结党外人士 筹建新中国

周恩来跟党外人士的交往，团结了太多太多的人，所以很多党外人士都说认识了周恩来，就认识了共产党，相信了周恩来，就相信了共产党，像沈钧儒、李四光、钱学森等，很多人都是这种说法，他们觉得周恩来诚恳待人，他把共产党的形象、目标、前途都表达得很到位、很清楚，而且对人都是以诚相待，没有一点虚情假意。他团结了大量的党外人士，大家也都愿意跟着共产党走。

周恩来也推动了这些民主党派的成立和壮大，使他们的力量更大，声音更响，影响更广，所以民主党派对他是很亲切、很认可的，很愿意跟他交流，听取他的建议。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人士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们也是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主要力量之一。

在我的印象中，伯伯永远都是特别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休息时间。走路也很快，干什么事情也很及时。特别在政协筹备期间，就是一直忙，见不着休息。

伯伯经常跟各界人士召开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包括文学界人士、科学家、青年学生等，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干部安排的时候，伯伯非常注重邀请各个民主党派人士担任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等职位。他提名黄炎培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提名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部长等等。伯伯在团结民主党派，尊重民主党派，以及发挥他们的作用上，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伯伯非常关心各界人士，知道齐白石房子小，伯伯给他换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房子，还在生日时为其祝寿。伯伯、伯母与文艺界很多人士关系好。比如与袁雪芬的关系也是很好的，袁雪芬是著名越剧演员，越剧发源于绍兴，虽然伯伯不是生在绍兴，但是他祖母是绍兴人，有时他也会坐船回绍兴、看越剧。后来袁雪芬到伯伯家西花厅也去过几次，我工作出差去上海的时候，伯母还委托我去看望袁雪芬。

来源：《香山如磐 红色永续——香山革命历史口述文辑》· 陈宇蛟整理

制作：香山革命纪念馆网络信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