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去北京南站的出租车上，准备乘高铁去上海听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会。路过朝阳区的柏林爱乐小区时，好奇地搜索了一下世界地图，除了这个柏林爱乐小区，另一个叫“柏林爱乐”的定位就是德国卡拉扬大街一号的柏林爱乐大厅了。中国人民对柏林爱乐的热衷可见一斑。6月25日至7月1日，柏林爱乐乐团近120位乐手在首席指挥基里尔·别特连科（Kirill Petrenko）率领下，展开为期一周的上海巡演。作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特别项目，“柏林爱乐在上海”实现了从巡演到驻演的突破、从市场化到品牌化的提升。我有机会躬逢其盛，记下我所见到的“柏林侧影”。

史无前例的中国驻演

这几天里，从上海人民广场地铁闸机一出来，就会有络绎不绝的黄牛问你“有票吗”。音乐会最耀眼的，当属四场“大团”演出。这几场演出，开票坚持不到五分钟便告售罄，名副其实的一票难求。音乐会现场的气氛也是极其热烈。台上的艺术家每每接收着满坑满谷的观众激动的掌声与呐喊。

6月26日，正逢乐团昔日总监阿巴多的诞辰，这是柏林爱乐乐团在上海驻演的第一天。别特连科和柏林爱乐乐团带来了一套今年“柏林爱乐森林剧场露天音乐会”的曲目，包括俄罗斯作品《荒山之夜》与王羽佳担纲独奏的普罗科菲耶夫《第一钢琴协奏曲》，还有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波莱罗》等三部色彩绚丽之作。

6月27日，是所谓的“德奥核心”。上半场的选曲聚焦维也纳，下半场的理查·施特劳斯《英雄的生涯》更是柏林爱乐本乐季开季曲目。在这场演出中，《唐豪瑟》序曲的维也纳版应该是中国首演，那些平日听不清的中提琴内声部等细节，在本场演出中清晰可闻。下半场《英雄的生涯》，仿佛每个乐团的演奏家都是自己的英雄，乐团每个声部的表现都仿佛独奏家一般。

6月29日的曲目与30日仅相差一首王羽佳演绎的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6月30日，是驻演的最后一场，也是最令我期待的“大轴之演”。德奥曲目是柏林爱乐的核心作品自不必说，倒过时差的他们在身体状态与对环境的适应上越来越好，让他们在这场达到了巅峰状态，火力全开。别特连科把这种优势和他偏于内秀的音乐结合在一起，于“勃四”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内向的别特连科其实戏路不宽，面对《英雄的生涯》这样璀璨的作品显得有些腼腆，但在深刻的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中，他向内挖掘作曲家灵魂的深邃处，乐团在他柔顺却不容置疑的指挥下仿佛发出了卡拉扬晚期那种如宿墨般沉厚苍劲的声音。他对于结构的把控老辣得不与年龄相称，提纲挈领般地强调每个乐章再现中的摧枯拉朽之势。别特连科与柏林爱乐乐团，在最后一天终于上演了一场不仅令人震撼，而且发人深省的名演。

有意思的是，这些演出中，都没有安排返场，也都不允许非团方的摄影师入场。据柏林爱乐节目部工作人员介绍，这些都是指挥家别特连科的意思，这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别特连科之谜

这几天，舞台上最受关注的，当属指挥家基里尔·别特连科。但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个“神秘人”，或者说是一个典型的I人（社恐）——他不爱坐飞机，不爱接受采访，却对音乐怀有痴迷的完美主义热忱。

2019年8月起，别特连科成为乐团首席指挥及艺术总监，将探索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重要曲目作为乐团的目的。在这之前，没有太多人认识他。当2017年柏林时间6月22日下午1点，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及艺术总监这个世界瞩目的头衔最终花落俄罗斯人别特连科时，这匹突然杀出的黑马让大多数乐评人和乐迷跌破了眼镜。因为在此之前，他并未被当作预期候选人出现在公众视野。这次任命，距离乐团上次齐聚柏林耶稣基督教堂投票只有六星期之隔。当时，音乐总监的热门候选包括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和安德里斯·尼尔森斯。123位乐手在长达11小时的投票持久战后，仍未决出多数人属意的人选。据说本来没有别特连科，但最后，却正是这位“调停之选”的指挥家赢得了这个职位。

对于他的能力，业界长期以来有着两极化的观点。在网络上，反对者对他的音乐风格评价曰：“别特连科对音乐的理解十分有限，喜欢利用乐队的技巧和音响乱轰来讨好观众，效果不佳。有人说尼尔森斯对音乐的理解相当于电影配乐，我觉得别特连科对音乐的理解和逻辑停留在游戏配乐或者舞厅音乐的水平上，两人都是新生代指挥中过誉的废材。”在听前几场音乐会时，我有些认同这一评价，可能由于他追求单纯、朴素的音乐，但这并不适合所有作品。例如《英雄的生涯》如此复杂的作品，他的诠释就显得过于单纯以至于有些单调，在层次上缺乏调整。他的指挥技巧朴素耐看，尽管有时缺乏控制力和张力。但听完他的勃拉姆斯之后，我又觉得他是一位内秀的指挥，他的表达偏于含蓄，但是对于音乐的细节与声音有着他的追求。歌剧院出身的指挥，问题常在于音乐口味有时会有些中庸，毕竟面对那么多场同样的剧目，你很难保持新鲜感；但另一方面，对于戏剧性张力的调动与把握是他们的优势。例如中国网络上对这位指挥家的贝多芬《第七交响曲》与斯克里亚宾《狂喜之诗》便称赞有加，誉之为“地表最强渐强”。

柏林爱乐乐团第一首席维娜塔·萨莱卡-沃尔克纳表示：“别特连科重视音乐的细节，他试图让乐团像一个大室内乐团一样演奏。”的确，他的指挥给乐团演奏家较高的自由度。据乐团透露，这几次走台都有两三个小时之久。他排练时很少通过歌唱启发乐团，更多是冷静地通过语言讲述他的要求。指挥家张诚杰看了他和王羽佳公开彩排“贝四”后表示：“他的排练言简意赅，基本上就是把刚才没有合上的地方再来一下。”

当问起对于别特连科的评价时，历任从卡拉扬至今的中提琴四朝元老沃尔特·库斯内表示：“他对于细节的追求可以说是无止境的。”但当有观众问到他和阿巴多带来的不同感受时，库斯内沉默了一会，说道：“阿巴多的音乐有时能给你一种时间停止的感觉，那种令人屏息凝神的时刻现在很少出现了。不过，毕竟别特连科现在还年轻。”

指挥家张国勇表示：“别特连科是一位很低调也很纯粹的指挥家，对于柏林爱乐乐团，他们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了，他们最后选择了一位最朴素、真实的指挥领导他们，就像许多许多人一样，吃腻了大鱼大肉，想吃一吃萝卜青菜。”

不太为人知的是，这并非这位指挥家第一次来到中国。本世纪初，他就到访指挥过深圳交响乐团，时任乐团总监的张国勇说：“我们那时招了很多俄罗斯乐手，小提琴首席有一天找到我怯生生地说，‘我有个发小在维也纳念书，可否请他来中国指挥一场，我们一起聚一聚。’”张国勇答应了他的请求，将别特连科请到了“深交”，这是他和中国乐团的惟一一次合作。

所谓天团，何以成就

柏林爱乐乐团之所以优秀，与乐手的卓著能力、深厚的历史传承以及成熟的传播模式密不可分。

他们有悠久的历史，当然，悠久的历史不一定意味着优秀的传承，但柏林爱乐乐团有着首都地位的加持，历代指挥的训练。在6月25日的乐团导赏中，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介绍了乐团悠久的历史。成立于1882年10月的柏林爱乐乐团是德国乃至全球最负盛名的管弦乐团之一。其辉煌的历史当然与历任伟大指挥紧密相连。自汉斯·冯·彪罗奠定乐团基础以来，亚瑟·尼基什、威廉·富特文格勒、赫伯特·冯·卡拉扬、克劳迪奥·阿巴多、西蒙·拉特尔等指挥家，均在其任期内将乐团推向新的高度。这些指挥家不仅扩大了乐团的演奏曲目，还提升了乐团的国际声誉，使其成为世界古典音乐的代表。如今，基里尔·别特连科作为现任首席指挥，继续传承并发扬着“柏林之声”。

乐团的考试是极为严苛的。一般要经过两天四轮的筛选，每一轮考试均由全团成员担任评委。在乐团看来，招聘考试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乐团甚至有专门用于投票的机器。这次演出担任中提琴首席的梅第扬是乐团141年来柏林爱乐迎来的首位中国音乐家。在此之前，该乐团中提琴首席这一位置已经空缺两年之久。试用期没过的话，乐团会毫不客气地让你走人。例如此前从达拉斯交响乐团考到柏林爱乐圆号首席位置的大卫·库珀（David Cooper），试用期没过就被“赶回了”美国。

当然，仅有悠久的历史是不够的，“老带新”的机制同样。1972年，当时的首席指挥赫伯特·冯·卡拉扬与德国音乐界重量级人物联合创办了柏林爱乐卡拉扬乐队学院——这个在当时堪称创举的决定至今仍被无数管弦乐团效仿。该学院每两年一届，学员中有25%的人日后成为柏林爱乐的团员。圆号演奏家、曾经客席过柏林爱乐数次的韩小明表示：“两年制的乐队学院每年仅有20个名额向各类专业开放，这意味着进入该乐团的乐手皆是顶尖水平。全世界许多年轻优秀的演奏家都希望以此做跳台来更进一步。学生在柏林爱乐演奏过，身边有师傅带着你，这是很不一样的感性体验。”不只经验传承，乐器也传承。上海爱乐乐团单簧管演奏家李栩介绍：“柏林爱乐单簧管首席温泽·福兹的乐器是一支沃立舍（Wurlitzer）单簧管，传承自上一任首席卡尔·莱斯特。”特定的乐器会发出特定的声音。韩小明表示：“德国乐团采购乐器的品牌、型号都相对统一，这也是他们声音融合的秘诀之一。”

另一方面，柏林爱乐如此著名也是因为它有着漫长的“经典化”的历史。其实，维也纳、德累斯顿、阿姆斯特丹这些大团绝不比柏林爱乐差。但我们从小听到的唱片、学习的乐队片段，柏林爱乐的版本一定是首选。卡拉扬时代，柏林爱乐乐团通过电视台播放音乐会，销售CD、DVD，拉近和古典乐迷之间的距离，这些是促成乐团经典化、明星化的重要途径。而如今，在德意志银行、索尼等赞助商的资金、技术支持下，柏林爱乐乐团建立数字音乐厅，借助高清晰度摄像技术以及最新音频技术，以最高音像质量现场直播柏林爱乐乐团交响音乐会，使网上观众亦犹如身临其境。像是实体音乐厅之外的一个场所，数字音乐厅里没有任何广告，但是，音乐要付费才能欣赏。用户除了可以观赏音乐会，还可以看到乐队在幕后是如何准备的，还有音乐家的采访等。如今，柏林爱乐数字音乐厅已拥有上百万注册用户，实现1000万小时以上的播放，在社交媒体上，柏林爱乐拥有超过1500万的粉丝。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听众发出感慨——“终于见到活的柏林爱乐了。”

“爱乐”是最宝贵的

这次最大的特点在于驻场，而驻场的意义在于深入。

“柏林爱乐在上海”除了四场交响乐音乐会外，还有七场室内乐演出以及一系列艺术教育等活动。柏林爱乐在沪期间，演奏家走进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带来多元化、高密度、高水准的艺术教育活动，涵盖公开彩排、大师班、艺术讲座、彩排探班等多种形式，将高质量文化艺术送到市民身边。乐团走进复旦大学、上海科技大学、浦东筑桥实验小学等，为师生带去一堂堂关于古典乐的兴趣课；乐团多个声部的演奏家赴上海爱乐乐团开设大师课，与职业乐手开启多场专业对话；乐团还向青少年艺术团开放在上海大剧院的彩排……根据初步计算，“柏林爱乐在上海”触达各类受众近3万人次。

比起大团四场演出标杆式的震撼，这些活动则更多带给我们启示。对于职业演奏家来说，他们能在这些音乐会里听到更多的门道。上海师范大学小号教师陈彦斌表示：“听了两场铜管室内乐音乐会，乐团演奏家给观众带来的第一印象是世界顶尖乐手的职业素养。他们于抵沪第二日献演的室内乐音乐会可谓是交响乐团音乐会的精致前菜，让观众对四场‘正餐’充满憧憬。即使旅途疲惫，铜管室内乐团以及新任小号首席的独奏音乐会，均体现了乐手‘米其林三星’的演奏水准。声部之间的配合和音色之间的融合天衣无缝，不愧是交响乐手的范本。”

同时，近距离、多场次还让陈彦斌观察到柏林爱乐音色的变化。他认为：“不论演出形式，此次柏林爱乐上海之行的每场音乐会从第一个声音开始，便牢牢抓住了全场观众的注意力。伴随着更多非德国人加入，乐团的音色在保留了浑厚德国乐团声响的同时，又在乐团声响这块调色板上注入了更多的色彩。新任长号首席与小号首席的出色演奏也让人们对这支常坐交响乐团头把交椅的乐团有了更多期待。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乐团声响并不是从特定的某个声部开始发出，而是从每一位演奏员的位置向观众席铺开，上海大剧院的整个舞台仿佛也随之震动。如果说音响发烧友喜欢聆听HiFi唱片，那么柏林爱乐的音乐会一定是不可错过的高保真现场。”

6月28日下午，柏林爱乐乐团的单簧管首席温泽·福兹、中提琴演奏家沃尔特·库斯内走进上海爱乐乐团的排练厅，为乐手带来一堂室内乐大师课。乐团首席给乐团上课是颇有深意的。这些驻场室内乐音乐会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便是要重视室内乐的学习与表演。听完大师课，我赶到上海科技大学去看柏林爱乐另一组室内乐的彩排，彩排过程中，每一个演奏家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使这首作品是双簧管独奏，伴奏的其他声部演奏家也会叫停表达观点。他们的排练十分默契，许多作品基本走台一遍就可以演出了。韩小明表示：“室内乐的训练与独奏大相径庭，而且实际上，乐团演奏没有室内乐难。”平日的室内乐训练对于乐团尤为重要，更由此可见柏林爱乐演奏家的水准之高。

驻演的另一方面体现在促进文化的深度交流。乐评人马孔多表示：“驻演的最大利好是能吸引乐团，他们不用频繁地在城市间奔波，舟车劳顿。同时，艺术家也能更好地把精力投入到艺术中。文化上，一能形成聚集效应，二是促使乐团了解当地的文化。”作为全国惟一一站，本次“柏林爱乐在上海”音乐会吸引了大量外省市观众乃至海外观众。从超过40%的购票观众来自境外及全国各地的数据统计，到观众席间各种不同语言的叫好声，“柏林爱乐在上海”促成了乐迷、乐团因为同一个理由奔赴上海。

18岁的张新朗就是从广州打“飞的”来到现场的乐迷，刚刚结束高考的他，笑称这场音乐会是过去一个月的“生存指望”。在上海爱乐大师课尾声，福兹还现场视奏，与乐团单簧管声部合奏了一曲《康定情歌》。这是中国人熟悉的四川康定地区的民歌。乐团成员在参观市区、聆听民乐时，长笛演奏家还尝试了用竹笛演奏……

“近十天的旅程，浓缩了整个柏林爱乐的精华，你可以通过4场音乐会、7场室内乐，以及多样的艺术教育活动，全面、立体地了解柏林爱乐。我们也可以在这场旅程中，更深入、沉浸式地了解上海。”中国女婿、柏林爱乐乐团首席诺阿·本尼迪-巴格莱说。另外，现场的秩序也体现了上海观众的文化素质，上海大剧院工作人员悉心的指引与提示让现场的秩序基本保证良好，在给孩子的公开彩排时，工作人员还贴心地发了装手机的塑料袋。上海观众也投桃报李——除了极少在乐章间鼓掌外，在音乐会后的签名环节，王羽佳离开时，他们依然保持着高素质的表现。

《英雄的生涯》演出后，我和乐团的一些演奏家共进晚餐。席间，大家聊的主要都是音乐，聊当天的演绎效果，一起看阿巴多的演出录像。两位演奏家一边讨论着，甚至还拿出乐器现场“切磋”。或许，柏林爱乐带给我们最深远的影响，不是“柏林”，而是“爱乐”——无论是台上爱音乐的演奏家，还是台下爱音乐的观众，这份出于对音乐的真诚的热爱是最宝贵的。

张听雨/文

Stephan Rabold/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