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音乐史学科的蓬勃发展，学者们逐渐注重学科自身理论的建设。在这一学术情景下，“音乐史”“音乐史学”以及“音乐史学史”这三组概念在不同的论著和文章中被反复提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概念混淆、误用、错位等情况。如甲文中的“音乐史学”等于乙文中的“音乐史学史”，丙文中的“音乐史学”包括丁文中的“音乐史学”和“音乐史学史”等等情况。名不正，则言不顺。在这一现实窘状下，明确“音乐史”等三组最基本的学科元理论概念是音乐史学科理论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学界对相关概念有以下几类看法。

第一类认为，“音乐史”是指客观存在过的人类的音乐活动及其发展过程，是一部客观的音乐史。在一定程度上，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史”是不存在的；“音乐史学”是音乐史学家以音乐历史为对象进行专门研究的一门科学，是客观的音乐历史存在于音乐史学家头脑中的反映，其研究对象为“音乐史”；而“音乐史学史”（张静蔚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一文中最早提出“近代音乐史学史”这一学科名词）则是重在探讨音乐史学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学问，其研究对象为“音乐史学”。

持这一观点的是郑祖襄。郑祖襄认为：“音乐史是一部客观的音乐史，音乐史学则是一部主观的音乐史。进而言之，没有一部音乐史学著作是一部完全客观的；客观的音乐史只有通过主观的音乐史学去认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重在探讨音乐史学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学问，被称为中国音乐史学史；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即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演变历史。”（《音乐学的历史与现状》，2016年版）此外，陈永也赞同“音乐史学史”这一学科名称，其认为“‘史学史’一词……原意是指‘历史的历史’或‘历史编纂学的历史’。”（《中国音乐史学之近代转型》）

第二类认为，“音乐史”是从历史的角度探讨音乐作为一门艺术的发展轨迹及其演变过程中诸多围绕音乐艺术本体的现象与问题。而“音乐史学”则是对音乐历史研究本身进行考察与反思的学问，即研究对象是“音乐史研究”。在此语境下的“音乐史”等同于第一类的“音乐史学”，“音乐史学”等同第一类的“音乐史学史”，而无所谓的“音乐史学史”。

持这一观点的有戴嘉枋、姚亚平、孙国忠。戴嘉枋认为：“就音乐史，当是指客观存在过的人类的音乐活动及其发展过程。而所谓音乐史学，则是音乐史学家以音乐历史为对象进行专门研究的一门科学，是客观的音乐历史存在于音乐史学家头脑中的反映，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音乐史学家的主观因素。”（《音乐学的历史与现状》，2016年版）姚亚平“更倾向将‘音乐史学’界定在‘音乐史著述的历史’”（《音乐学的历史与现状》，2016年版）。孙国忠认为：“如果音乐史的研究是从历史的角度探讨音乐作为一门艺术的发展轨迹及其演变过程中诸多围绕音乐艺术本体的现象与问题，那么音乐史学则可以看作是对音乐历史研究本身进行考察与反思的学问——对音乐历史研究的思想、理路以及各个时代中与音乐史叙述相关的各种学术性思考进行审视。”（《音乐学新论——音乐学的学科领域与研究规范》）

第三类认为，“音乐史学”这一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持该看法的有田可文、陈永。田可文认为：“‘音乐历史’研究音乐的过往，研究人类音乐变化形态，诸如音乐内容与形式的演变、发展”，“‘音乐史学’是一门以人类音乐活动为中心进行历史研究的人文学科，它是历史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分支学科，并以著作或论文的成果为标志”，并且提出“音乐史学”的学科体系构架应包括三个部分：音乐史（包括音乐史研究）、音乐史学方法（或称音乐史学理论）、音乐史学史（《音乐史与音乐史学：认识之前提——中国音乐史学问题思索之一》）。陈永认为：“音乐史学的概念，可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包括音乐历史领域中所有的学术研究；狭义的，是对音乐史学术自身规律的认识与研究，相当于音乐史学概论。”（《中国音乐史学之近代转型》）

笔者认为，可以以研究对象的不同来区别相关的概念命名。“音乐史学史”的研究对象为“音乐史学”，即探讨音乐史学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学问。简言之，“音乐史研究”的研究；“音乐史学”即“音乐史研究”，其研究对象是“音乐史”，即探讨音乐作为一门艺术的发展轨迹及其演变过程中诸多围绕音乐艺术本体的现象与问题；而“音乐史”则为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完全客观的历史。

此外，在明确以上三组概念的基础上，也应明确相关的学科概念如“音乐史学概论”“音乐史学理论”，以及哪个学科概念可以涵盖“音乐史学”“音乐史学史”，而“音乐史学概论”等一系列子概念等亦应得到进一步讨论与明确。

在复杂多歧的现实情况下，尤其当同一概念是在同本书中的不同章节出现不同解释与表述时，这一理论问题尤其应得到重视。笔者认为，相关学会与专家学者应积极讨论该问题，并且将相关概念加以明确，以避免概念的错位与混淆。

陈友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