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记述的五帝时期约一千年，历史经历了由原始社会至奴隶社会的过渡，政治思想也开始萌生并得以初步发展。从黄帝开始，产生了以“帝”为核心的政权意识、权位传递观念、设官分职思想等。后来的尧贡献了传贤和任贤的理念，是中国贤人政治思想的首创者。舜的政治思想在五帝中最为丰富。他接替尧的帝位后，将治下的版图划为12州，完善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设官分职，任命禹、稷、皋陶、伯益等人担任重要职务，负责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诸多事务。尤为重要的是，他具有强烈的规则意识，制定了一系列的典则来规范国家和社会的运行。他是中国最早实施“德主刑辅”理念的政治家。在德治方面，他提出“五典”也就是“五教”引导臣民向善而行，这“五教”按照《左传》的解释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滕文公上》的解释是：“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从这里看到了后来儒家伦理思想的发端。所以司马迁认定“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与此同时，舜也十分重视法制建设，《尚书·舜典》记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皋陶是舜任命的士官，专门掌管法律刑罚。《尚书·皋陶谟》记载了他对“九德”“五礼”“五刑”的解释。“九德”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事方面采取刚柔有度等恰到好处的态度，“五礼”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关系的常法，“五刑”就是墨、劓、剕、宫、大辟五种不同等级的刑罚。在这里，皋陶是将“德”“礼”“刑”作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加以论述的。

夏朝是“禹传子，家天下”建立的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奴隶制的王朝。禹是舜当政时期领导治水的英雄，他刻苦自励的勤政精神成为后来君王的表率。他从舜那里通过禅让取得帝位后，有几点作为显示了他政治思想的特点。一是相信武力在治国戡乱中的作用，表现在他坚持对有苗用兵。二是进一步完善九州或十二州的行政区划，完善中央国家机构的组织，即所谓的“夏后氏百官”。三是“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进一步完善法制建设。四是“夏后氏五十而贡”，建立税收制度。五是对诸侯和臣民施德示惠、礼贤下士：“禹纳礼贤人，一沐三握发，一食三起。”说明禹的政治思想较前人更加丰富和有所发展。由于禹传子破坏了禅让的传统，所以夏初各部族之间争夺王位的斗争十分激烈，启死之后出现后羿、寒浊相继夺位的乱局，直至第五代少康才恢复王位，史称“少康中兴”。乱局促使夏朝君王反思治理国家和臣民的方略，于是在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才有“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认知。可惜夏朝最后一个君王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为虐政淫荒”，失去民心，被商汤以武力推翻。

商朝的创建者汤笃信天命鬼神，重德爱民，已经将“德”提到相当的高度。辅佐商汤推翻夏桀的伊尹是商朝最著名的政治家，他认为君王必须敬天法祖，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推行贤人政治，从民本出发执行重民、爱民、为民的政策。他的思想对周朝政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起了先导和重要启迪的作用。其后的名王盘庚，进一步发展了商汤和伊尹的爱民重民思想，对各级执政官员提出了遵纪守法、清廉行政、勤奋工作的基本要求。再后的名王武丁和他的两位贤臣傅说与祖已则强调任用贤臣和虚心纳谏的重要意义。而晚商的箕子则通过《尚书·洪范》展示了更丰富的政治思想。他提出“五行”的概念，要求君王顺天行政，做到貌恭、言从、视明、听聪、思睿，能谋善断，不受欺蒙，达到圣人的境界；进而要求君王特别关注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八政”，即涉及国家行政管理的粮食、财货、祭祀、工程、土地、司法、朝觐、宾客、军事八方面的要求，表明他对国家行政的方方面面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商朝最后的国君是纣王，他既没有继承先祖商汤、盘庚、武丁等人的加强自律、修德重民的意识，“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国”，更拒绝用贤和纳谏，一味痴迷上天、祖宗、神灵对自己的佑护，直到西周的坐大已经威胁到商朝的生死存亡，他还自信满满地呼叫：“我生不有命在天乎？”这说明纣王将夏、商以来政治思想中最恶劣的糟粕发扬光大了。

商朝主政者的政治思想，已经涉及上帝和祖先崇拜、王权专制观念、“德”“礼”“刑”、重民、“畜众”、用人等内容，较之夏朝丰富多了。“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的商朝人的思想，较之夏朝人的思想，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