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全面、系统论述元代的经济状况。指出全国的大统一，对社会经济有积极的作用。元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元代的经济生活，以中原传统的制度为主，但又掺杂大量蒙古“舊俗”，造成管理的混乱，加深了社会矛盾，导致元朝在统一以后不到百年便趋于灭亡。

本书对元代文化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并提出对元代文化的总体评价，是一部研究元代文化的专门著作。该书既认真总结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同时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研究心得、独立见解

本书从饮食、丧葬、信仰等方面阐述元代的风俗，展示了元代独有的基于民族融合的风俗特点，具体而生动的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

本书从阶层、婚姻、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全方位介绍了元代妇女生活。史料运用精当，论证清晰严谨，呈现了元代妇女异彩纷呈的多个侧面。

元代实行两都制，大都是首都，上都是陪都、夏都。两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皇帝每年来往于两都之间。《元代大都上都研究》对元代两都的建造、城市布局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做了全面深入的考述。大都的建造为今天的北京奠定了基础，上都则是中国古代具有典型意义的草原城市。《元代大都上都研究》对元史、蒙古史、中国都城史以及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从统治观念之变、政治理论之变、政治态度之变、重要政治观念演变阐释元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展示了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的全景性关系。上卷三编，第一编主要呈现蒙古国时期草原帝国统治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农耕王朝统治思想的碰撞；第二编突出展现元朝建立和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吸纳和应用农耕王朝政治思想；第三编重点陈述国家大一统奠定了开明政治的思想基础，带动了南、北理学政治思想的融汇。中卷为第四编，所要表述的是元朝中期文治成为主流政治观念，理学政治思想的统治地位被官方确认。下卷为第五编，着重说明元朝后期的反文治、毁治道思想逆流，尽管未能被文治和救亡图存的观念所阻遏，但是治世或救世思想在王朝灭亡的危机中得到进一步升华。

本书利用我国和韩国保存的元代文史资料结合图书馆藏家谱文献，对元代内迁畏兀儿氏、廉氏两个文学家族的形成与变迁情况进行了详细地考论，时间上跨越元明清三朝。元代早期从高昌回鹘内迁的氏、廉氏家族在不断地学习、传承儒家文化，尽管后来分化为隶属不同民族的多个支系，但在家学传承方面数百年来连绵不绝，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华夷涵化的过程。本书对编寨于清代的侠氏、廉氏家族的家谱文献进行了详细地考证，显示出作者在文献搜集和整理方面的坚实基础。尤为难得的是广泛搜集了迁入朝鲜半岛侠氏家族分支的汉籍文史资料，见证了以汉语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对朝鲜半岛有巨大且持久的影响力。总之，本书对元代畏兀儿内迁氏、廉氏家族的世系、家风家学、人物交游、文学创作等方面做了认真地考证和分析，是目前对这两个元代著名的文学家族较为全面、系统开展研究的一部专著。

忽必烈建立的元王朝兼具蒙古帝国宗主和中原传统王朝系列成员的双重属性，其赖以支撑的政治文化蒙汉二元体制，既行汉法，又存蒙古旧俗。草原旧俗为代表的蒙古制度相当多地占据内核部分，汉法制度则往往居外围或从属位置。本书分为上编“蒙古草原俗遗留与元王朝政治文化的核心”和下编“蒙汉交融与中国社会嬗变”。聚焦于朝廷奏闻决策、上都分省、怯薛预政、投下分封、“飞放”围猎、政区变迁、行省制、边疆控驭、江南籍没、官吏贪赃、冗官、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等多种特色问题，阐明作者提出的“内蒙外汉”新命题，进而揭示尘封的元王朝历史真相及其给后世中国社会带来的复杂政治文化遗产。

元朝所设刑部，既继承了唐宋金刑部的一般职能，又因情势变迁，特别是在蒙汉杂糅的二元体制中出现不少显著变化，其中一些更是直接影响到刑部以后的发展走向。因此，元代刑部可谓从唐宋至明清刑部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本书以元代刑部为切入点，对刑部本身的渊源、建置、官吏与职能，及其在五府官中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详细考察，并进一步管窥元代政治的运作路径。

本书研究的时间范围从秦汉至清末民初，而以元代为重点。内容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治理视野下的具体政策与制度研究，如行宣政院制度、茶马制度、边疆法律制度等；二是与丝绸之路有关的地理或族群研究；三是西北地区史事研究。宏观方面，体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走向，以及大一统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实践。同时在史料发掘与解读上颇有创新之处。

《元史研究论稿》收集了作者多年来发表论文的精髓，经作者重新精心整理修订结集出版，内容涉及元代的社会经济、农民战争、宗教与思想文化、中外关系、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等，是元史研究领域引入注目的丰硕成果。

元杂剧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艺术形式，不但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审美意趣，而且也是元代社会的“活化石”。本书立足于传播学视角，将杂剧艺术视为重要的传播媒介，通过拉斯韦尔的“5W模式”，结合文献阅读和个案分析，全面探究了元杂剧在鼎盛时期的生成过程，以及它们是如何进行传播和扩散的。

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新发现碑刻墓志，研究元代河北地区，探讨了军功阶层、民族交融、佛教道教、草原因素对经济影响等四方面问题。利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展。

本书从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挖掘出与元代白云宗有关的史料，重点对白云祖师清觉的两部作品《正行集》《三观九门枢钥》的西夏文译本进行了考释，对慧照大师道安所编《三代相照文集》的西夏文译本进行了全面释读，并利用这些材料，补充考证了元代《普宁藏》《河西藏》等诸种《大藏经》的编纂情况。本书首次把民族文字文献与汉文资料相结合，所梳理的材料补充了汉文史料之不足，不仅为元代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为了解元代河西少数民族与中原内地文化的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实证。

《元史·顺帝本纪》中有“谥唐杜甫为文贞”的记载，但这一杜甫重要的“身后事”，却在明代诗坛“崇杜”风潮盛行之下，长期不为人关注，直至晚明方重新被发现；且晚明士人论及此事，态度又迥异于元代儒臣，其间关节极耐深思。本书以元代“谥杜”切入，首先针对事件始末作了考订，进而立足多民族文化背景，通过梳理元、明两朝对杜甫谥号的利用、阐释与认同等问题，系统展现“谥杜”记忆的起伏及流变。在具体的研究中，既要回应在不同民族轮番执掌中央政权的元明时段，作为汉文学典范而被共同宗奉的杜甫，对该时期价值建构、文化认同、族群融合的意义，也要探究多民族文化持续的冲突、互动与交融，对该时期文学史面貌的形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