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又称《老子》《五千文》，是道教经典之一。敦煌写卷中有较多《道德经》注本和写本。据王卡先生著《敦煌道教文献研究》，敦煌写卷中的《道德经》及其注本有：《老子道德经五千文》《老子道德经（白文本）》《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老子道德经想尔注》《老子道德经节解》《老子道德经论注》《老子道德经顾欢注（拟）》《玄言新记明老部》《老子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老子道德经李荣注》《老子道德经义疏（佚名）》《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唐玄宗老子道德经疏》，以上共计13种。除《老子道德经想尔注》可能为北朝写本，大多应为唐代写本。
敦煌写卷中有较多的唐代《道德经》写本，其原因除了《道德经》是道家道教尊奉的重要经典，还有唐代特有的时代背景。李唐皇室尊奉老子为远祖，以老子所作《道德经》为重要经典。李唐皇室尊奉老子为远祖，始于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618），唐高祖尊奉老子为“帝祖”，武德三年又称“远祖”。此后李唐皇室继续尊奉老子为远祖，贞观十一年（637）正月二十五日，唐太宗李世民诏曰：“况朕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真化。”乾封元年（666）二月己未，唐高宗李治幸亳州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唐高宗还命王公百僚，每岁贡举加试《老子》。经历武周统治时期之后，唐中宗李显于神龙元年（705）“二月甲寅，复国号，依旧为唐”，“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令贡举人“依旧习《老子》”。唐玄宗李隆基甚至把《道德经》置于儒家六经之上，“我烈祖玄元皇帝，乃发明妙本，汲引生灵，遂述玄经五千言，用救时弊，意高象系，理贯希夷，非百代之能俦，岂六经之所拟”。唐玄宗《亲试四子举人敕》，即以四子经典（《老子》《庄子》《文子》《列子》）选拔举人，认为《道德经》“可以理国，可以保身，朕欲敦崇其教以左右人也”。又设崇玄学，置崇玄博士，向学生讲授《道德经》。这些举措，使许多朝廷选拔任用的人才都精通《道德经》。
唐代前期，从京师长安到敦煌，官方和道教都从事《道德经》的抄写和传播活动，所以敦煌写卷中有不少《道德经》的注本、写本。在这些写本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唐开元二十三年（735）礼部监制《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凉州都督府制《老子道德经五千文》，唐景龙三年（709）敦煌县道士经戒传授所用《老子道德经五千文》等。这些敦煌本《道德经》不仅是研究敦煌写卷的珍贵资料，而且对于唐代经籍写本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关于写经人物的研究，如敦煌写卷P.3725《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是唐开元二十三年国子监、礼部缮写校对，最后由礼部尚书李林甫监制的写本。这是在唐玄宗颁布御注《道德经》背景下的一次写经活动。开元十年唐玄宗开始注解《道德经》，至二十一年完成并向天下诸州颁布。当时不仅以写经颁布，而且以石经颁布。敦煌写本与易州、邢州刻本《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是保存下来的珍贵实物资料。就写经而言，开元二十三年礼部监制了御注本的缮写和校对。不久之后，开元二十九年（741）集贤院成立，宰相张说任院士。集贤院是专门进行御本经籍制作的机构，《唐六典》卷九记载，“集贤院所书，皆御本也”。李林甫于天宝五年（746）任职集贤院院士期间，再次监制《唐玄宗道德经注》的缮写和校对。
再如，敦煌写卷《老子道德经五千文》Дx 0111与Дx 0113两件残纸缀合，背面纸缝钤有“凉州都督府之印”，说明此件是唐代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都督府颁布的写本。凉州都督府是唐武德至开元年间的军政机构，也是沙州的上级官署，在唐朝诸道中属于陇右道。唐朝有向天下诸道诸州颁布《道德经》文本的举措。据《册府元龟》卷五四记载，唐玄宗于天宝十四年（755）诏令向天下诸道诸州颁布御制《道德经注》《道德经疏》，诸道诸州经过传写，收藏于当地道教宫观之中。凉州都督府颁布的《老子道德经五千文》，当是李唐皇室向天下诸道诸州颁布的《道德经》之遗存。
又如，敦煌写卷P.2347《老子五千文》是敦煌道士经戒传授所用的一个写本，记载了唐中宗景龙三年（709），三洞法师阎履明与敦煌县冲虚观女官清信弟子唐真戒的经戒传授，有《序诀》《老子五千文》《十戒经》以及《盟文》。唐代道教还为朝廷刊定、书写《道德经》，作出这一重要贡献的是上清派宗师司马承祯。开元九年（721）司马承祯奉唐玄宗诏令刊定《道德经》文本为5380字，于长安景龙观三体书写《道德经》，再刻于石柱。
敦煌本《道德经》也有一些抄写规格不标准，字品质量较差的写本，如S.0792《老子道德经（白文本）》、P.2420《老子道德经（白文本）》。这些写本很可能是民间传写本或学生习字本。唐代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是《道德经》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时代。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诏令士庶家藏《老子》，每年贡举加老子策。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唐玄宗诏令天下诸州置教学机构崇玄学，学生习读《道德经》，并且要求平民百姓家习此书。所以彼时敦煌应当也有缮写习读《道德经》的社会活动。
一般来说，敦煌写经的标准规格是行款17字的黄纸写卷。敦煌本《道德经》，大多也是以此为标准规格。敦煌写卷P.3725《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的珍贵之处是保存了御制《道德经注》的写经规格，其写经规格不同于一般敦煌写经。大致来说，经文13字行款，注文17字行款，经注连书13—17字不等。至于用纸，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开元年间，朝廷用纸多是益州麻纸。敦煌写本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御制《道德经注》的主要纸张来源和制作规格。从中国古籍写本的历史发展来看，唐代处于写卷本书籍的鼎盛时期，这样更加明确了御制《道德经注》的历史价值和文本价值。其他《道德经》写本的特点，如经文赤书注文墨字、经文与注文分行书写、记录经文字数等写经规格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敦煌本《道德经》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其是敦煌藏经洞所出经书，而且在于其是研究唐代经籍丛书的重要资料。也就是说，应当把敦煌本《道德经》研究置于唐代历史与文献，以至于中国历史与文献的学术体系之中。敦煌学以敦煌文献和文物为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能局限于敦煌地区的历史、文献和文物。敦煌学要以中国历史文化为根脉，以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为视野。
敦煌学作为一门国际显学，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在敦煌学的发展中，中国学者曾经有过紧迫感，甚至危机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经过10余年缓慢发展，中国学者得以与外国学者展开学术交流，在这个时期发现了自身学术暂时的落后，不禁感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一方面，对于落后的清醒认识是正确的，从而激励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奋起直追。另一方面，若脱离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整体，片面认识敦煌学，唯国外学术是为先进的思想，则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在中国学术史上，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体系的研究从未停止过。敦煌学的根脉在于中国历史文化体系，而不是脱离中国历史文化体系的一个学术领域。也就是说，即使在落后、困难的情况下，也应当以文化自信、学术自信的眼光看待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在某些研究领域的差距。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敦煌学的快速发展，说明中国学者不仅善于敦煌学专题研究，而且能够把敦煌学置于中国历史文化体系中进行研究。以敦煌道教文献为例，中国学者超过日本学者的关键在于以对道教文献体系即道藏的整体掌握为基础，对敦煌道教文献进行了更符合道藏特点的综合研究，这是国外学者难以做到的。
进入21世纪，中国学者在敦煌学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中国学者应当与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各国学者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努力打造精品力作。同时要加强学术交流，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作出积极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敦煌写卷与唐代经籍丛书缮写制作研究”（21VJXG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刘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7月26日第294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