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香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代表进行协商建国的生动实践，确定了新中国国体政体，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完成了协商建国的历史伟业。在进京“赶考”75周年之际，让我们聚焦“赶考”历史，翻开《香山如磐 红色永续——香山革命历史口述文辑》一书，在历史“发声者”娓娓道来的口述中，触碰更多的历史细节和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一同走进那段香山革命岁月，感悟“赶考”初心。

口述人：刘少奇之子刘源

父亲的天津之行，对如何进行城市民主建设提出了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完整设想，指出管理好城市的关键在于理顺“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

让我们一起倾听刘少奇之子刘源讲述我的父亲刘少奇。

严厉而民主的家庭教育

父亲对我们一直是很严的，从小就给我们定了严格的要求。比如，9岁必须学会游泳、学会骑自行车，13岁开始下乡劳动，每年逢暑假、寒假必须到农村或工厂劳动，到解放军连队锻炼。

▲1949年8月，刘少奇在莫斯科同在苏联学习的子女刘允斌、刘爱琴及朱德的女儿朱敏（右二）合影。

父亲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心口如一。他是这么教的，也是这么想的、这么做的。他要求我们做的，他本人就是标杆。他也深深地疼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他知道怎么去疼，怎么去爱，绝对不会娇惯、纵容我们。在我的印象里他甚至有些太严厉了。他认为严厉教育是一种疼爱，所以要求子女必须接受锻炼，学会和人相处。他这种教育是完全自觉的、发自内心的。父亲对我们的学习，不是唯分数高低来评价。他跟我们这样讲：得5分当然好，谁也不能说5分比2分差。但是你们不一定非要得5分，当然也别得2分，3分可以，4分最好。读书没有必要为了5分就去死记硬背，我对你们的要求也不是让你去考“状元”，去考“探花”“榜眼”，我是让你们当好一个合格的劳动者。你们应该多向群众学习，多向实践学习。你们应该去做工，去多学本事。做工，我也并不是说让你们必须做八级工，但是能够去争取好的，你为什么不向好的方向努力呢？他支持孩子全面发展，但是并不鼓励你一定去追求极致。绘画、音乐等，只要你有兴趣，他就非常赞成。他更多强调生活中的自理能力，跟大家融合、合作的能力，他反复教育我们怎么和群众相处的道理。他说：人是一种群体动物，你是脱离不了群体的，所以一定要学会怎么跟群体相处得更好。群体之中大家各有各的性质，怎么可能没碰撞，碰撞了以后你要能容忍，而且一定要经得住委屈和别人的误解。在与他人交往中，你不要老占小便宜，占小便宜的人一定吃大亏。

1956年以前，在中南海甲楼一层秘书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军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也很粗糙。但在当时，这是稀罕物，我们几个孩子经常到这个办公室里收听广播节目。为了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与负责改装这台收音机的总参谋部联系，希望能用这台大收音机换两台小的。总参那边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送来了三台由他们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秘书留下一台，送给卫士一台，剩下的那一台就放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一天，父亲在孩子们房间里发现了这台收音机，觉得奇怪，便问这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如实地告诉了父亲。父亲就把那位秘书叫去，在问明情况后，他面色严肃地说：“你们怎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要来的这些东西，通通退回去。”于是，我们房间里的那台收音机又消失了。

我是在北京市实验二小念的小学。虽然离家并不远，但为了培养独立的生活能力，在我七岁那年，父亲就要求我在校食宿，我的姐姐妹妹也都住校。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学校伙食状况很差，天天吃红薯干。我实在吃不下去，有一个星期六，就把红薯干装在口袋里带回了家。结果，这一小块红薯干被父亲发现了，他严肃地问：这是什么东西？你把这个东西拿回来是什么意思？原来，父亲以为我是拿着红薯干找他告状的。我解释说自己在学校吃不了，拿回来吃。父亲就说：“现在全国都非常紧张，你能吃到这个已经不错了，千万不能浪费。你拿回来是让我看看，我知道，但是，你们能吃到这个已经不错了。”当时，有一些叔叔阿姨跟父母提出：“孩子们吃得太差了。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让他们回家来吃饭？”学校的校长老师也如此提出。但是，父亲拒绝了，说：“人民群众现在吃不饱，我们有责任，是我们没有领导好。让我的孩子们跟大家一样，也吃不饱，这样，将来他们长大的时候，就会牢牢记住，他们给人民做事的时候，绝对不能再让人民吃不饱饭了。”

父亲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他在处境最艰难时留下的遗言，至今让我刻骨铭心：“我过去曾多次对你们说，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人民信任你，你就不能辜负人民。”

来源：《香山如磐 红色永续——香山革命历史口述文辑》· 杜意娜整理
制作：香山革命纪念馆网络信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