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次在中国古代成为全国都城是在元代，称为大都。这座元大都城是一座从平地而起兴建的都城，从整座城市的规划设计开始，采用了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相结合的完美形式，体现了深刻的哲学思考及杰出的建筑技艺，代表了当时整个时代的最高水准。而其中对都城中轴线的设计及建造，更是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建造的典型之作。
在元代之前，中国古代都城建造大致有两种主要模式。一种是以汉唐时期的长安城为代表；另一种则是以北宋开封城为代表。而元大都城则是在继承这两种模式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周礼·考工记》的都城理想模式，而进一步加以创新，从而建造的一座新都城。这座大都城新模式的出现，正是当时儒家文化有了新发展的体现。
早在汉代成书的《周礼·考工记》中，就记载有关于古代都城的理想模式，即以王宫为中心，形成“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主体布局。“面朝”是指衙署要安置在王宫的前面，“后市”是指都城的商市要放在王宫的后面，“左祖”是指太庙要放在王宫的东面，“右社”是指社稷坛要放在王宫的西面。这是汉代学者对都城理想模式的理解，但是在现实中，这一理想模式却一直也没有实现过。
因为人们的文化修养不同，都城设置的功能需求不同，就使得都城建造模式各不相同。早在汉代的长安，都城模式中是没有商市的位置的。因为都城中主要是皇宫的位置，就连太庙、社稷坛等重要设施，都被放在了城郊的位置，而其他居民的住所也很少，大多居住在城郭。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会有商市——如果有商市，也很少有人前来购物。
而唐代的长安，由于皇城和宫城不是位于都城的中心，也就无法实施“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理想模式。这时的“面朝”是实现了，各种衙署被安置在了皇宫的前面。但是其他三项重要的都城设施，即太庙、社稷坛和商市却没有设置的空间了。因为皇城和宫城是在全城的最北面，再往北就出城了，因此，商市也就只能被安置在皇城的前面（即南面），分为东市和西市两大部分。
在长安城里，虽然人们已经承认“左祖右社”和“建城先建庙”的观念，却并没有把这个理念落实在都城的建造实践中。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唐朝的太庙，使用的是隋朝太庙的旧址，在通义里。史称：“武德元年五月，备法驾于长安通义里旧庙，奉迎宣简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庙。”（《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七《杨收传》）文中的“旧庙”应该就是沿用隋朝的太庙。
通义里又称通义坊，是在长安城中轴线西侧靠近皇城的一个坊里。此后的长安城太庙曾被毁坏，又加修建，却一直也没有更换过地方。即使唐朝末年僖宗时太庙再度被毁，也没有再择地另建太庙。而在太庙北面的皇城安化门内，唐朝时设置有社稷坛。由此而形成的格局，已经不是“左祖右社”，而是“右祖右社”了，同在都城中轴线西侧，太庙在南，社稷坛在北。
到了北宋定开封为东京，建有都城（又称外城）、皇城（又称内城）、宫城三重城的模式，已经与唐代的都城长安完全不同。这时的都城布局也有了“左祖右社”的样子，在皇城里面、宫城前面的左侧设置有太庙，完全符合“左祖”的模式，但是在与太庙相对应的西侧，则没有设置社稷坛，而是尚书省。这个格局勉强算是“面朝”，但是在皇城的北面，却没有形成“后市”的格局。开封城的商市，大多数在皇城的前面及左右各处。
此后，一直到元朝建造大都城，才第一次完全实现了“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理想的中轴线格局。元世祖在刘秉忠等谋臣的支持下，开始在金中都旧城的东北平地上建造新的大都城。在建造大都皇城的同时，又在皇城东侧的齐化门（今朝阳门）内路北建造了新的太庙，还在皇城西侧的平则门（今阜成门）内路北为社稷坛预留了设置坛位的空间。由此而基本形成了“左祖右社”的都城格局。
元世祖在建造大都城的时候，中央政府的衙署最初并不在皇城的前面，而是按照天上星宿的方位设置的。作为最主要的政府衙署，中书省设置在皇城北面的凤池坊一带。此后不久，元世祖又设立有尚书省，则被安置在皇城南侧的五云坊内。及尚书省被取消，中书省的官员就从凤池坊的衙署搬到五云坊，将尚书省的衙署变成中书省的衙署。因为这处衙署位于皇城的南面，遂形成“面朝”的格局，而原来在凤池坊的衙署则被翰林国史院等机构占用。
在新建的大都城的中心位置、皇城的北面，建造有鼓楼及钟楼。而在这两座建筑的周围，形成了大量的商市。其一，因为这里是全城的地理中心，便于四面八方的百姓前来购物，故而成为设置商市最理想的地方。其二，元世祖在至元后期开凿了通惠河，从江南北上的商船可以一直驶入大都城里的海子（今积水潭），海子边上的码头就在钟鼓楼的西南侧，因此有大量江南及中原各地的商品可以很便利地进入钟鼓楼周围的商市之中。由此而自然形成了“后市”的格局，即许多商市被放在了皇城的北面。
综上所述，元大都城的中轴线，第一次真正实现了“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理想模式。这个模式的出现，一方面，是元朝统治者精心规划的结果，如“左祖右社”的设置。另一方面，则是非人为因素的结果，如尚书省衙署的出现并不是最初设计的模式，而是政治行为的结果，才有了“面朝”的格局；又如“后市”的形成，则是与通惠河的开通而促成的商品经济效益有直接关系，显然“后市”也不是人为因素的结果。
来源：《元大都对中轴线的实践及创新》
作者：王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