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黄祖洽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学习物理，“游进了知识的海洋”。1946年至1948年，黄祖洽转入清华大学理学院物理系。1948年本科毕业时，黄祖洽意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原子物理、核物理的重要性已经非常明显，核科学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他选择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钱三强和彭桓武。

1950年研究生毕业后，黄祖洽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院前身）工作。在所长钱三强的安排下，开始投入核反应堆理论研究。

1955年，凭借敢于打破惯例、质疑权威的科研精神，黄祖洽在随“热工实习团”访问苏联期间，用两种方法对反应堆临界尺寸进行计算，修正了苏联方面的设计方案，并在我国1958年实际建堆的临界启动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证明。

1956年5月，苏联援助我国的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开工兴建，为了培养一批反应堆理论工作者，彭桓武和黄祖洽共同举办为期一年的反应堆理论训练班，挑选十几名应届生，手把手教他们具体计算和科研方法，组建起我国第一代核反应堆理论研究队伍。成功地保证了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的安全运行，而那时的他也只有32岁。朱光亚曾评价黄祖洽是“我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停止了对我国核武器的研制援助，我国从此走上了自主发展核武器的道路。黄祖洽负责领导原子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四室），探索原子弹的设计原理。由于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更为复杂，我国在进行原子弹研制的同时，就开始了氢弹原理的探索。1960年，黄祖洽被任命为“轻核理论组”组长进行氢弹原理的预先研究。

为了加强原子弹研制和氢弹预研工作的联系，黄祖洽又接受安排，分出一半时间在核武器研究所兼职，把原子能所的研究成果提供给核武器研究所，但不能把核武器研究所的工作对原子能所透露。大家开玩笑说，要黄祖洽做个“半导体”，他成为当时我国唯一一个同时参与原子弹和氢弹研制的科研人员。在氢弹的预研过程中黄祖洽充分发挥数学才华最先推导出氢弹理论的第一套总体方程。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仅过了两年零八个月，第一颗氢弹就成功爆炸。间隔时间之短，在世界上前所未有，黄祖洽在其中作出了特殊贡献。那段紧张而激动人心的日子里，黄祖洽常常为某一难关绞尽脑汁，废寝忘食是他工作时的常态。

1972年，黄祖洽从“五七干校”  回到研究所，很快意识到“人才断层”问题的严重。他感受到一种难以推却的使命感：希望培养出超过自己的一批人才。在为“两弹”事业奋斗过程中，黄祖洽深深体会到，核数据编纂与科研的重要性。早在20世纪60年代，黄祖洽就曾呼吁“加强对在核反应堆和核武器研制中有重大意义的核数据的实验测量和理论计算工作”。

1972年黄祖洽正式向二机部呈送报告，建议组织和开展核数据编纂和科研工作，促成了中国核数据中心的建立并一直担任中心的顾问。核数据工作起步阶段，基础薄弱好比开荒，从开头的艰苦创业，到发展的每一重要环节，黄祖洽都倾注了大量心血。

随着核物理发展和网络技术普及，黄祖洽大力支持建立核基础数据库和数据资源共享平台，为原子核物理与其他学科交叉发展奠定基础。他再三嘱咐要将此事坚持下去，从1975年中国核数据中心组建，到1985年正式推出我国第一个核数据库，如今中国核数据中心已成为国际五大核数据中心之一，为我国核能与核技术发展以及核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保障。

“两弹”研制成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荣誉纷至沓来，功成名就的黄祖洽却选择到北京师范大学，做一名普通教师。那时北京师范大学新建了低能核物理研究所，黄祖洽决定到大学里去，“我愿意做一个铺路者、架桥人，永远和年轻人在一起”。

直到生命的尾声，黄祖洽仍坚持给本科生上课。2014年9月7日，黄祖洽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在自己作的《述怀》诗中，他写道：”忧患与生俱，璞玉赖琢磨。浪涛何惊惧，矢志苦航过。殚思求火种，深情寄木铎。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

黄祖洽的一生，就像他最钟爱的莲花一样，淡泊宁静，不忘济世，“曾为攻关奋战苦，又与后辈铺路勤”。黄祖洽将自己的人生，浇筑进祖国的复兴与富强，盛开出杏坛下成蹊的桃李，用甘于平凡，树立起科技工作者心中，不凡的丰碑！

听黄祖洽先生谈自己的科研经历

“人生的转折点”——听黄祖洽学生冯世平回忆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