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伴随着人类进步的脚步，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地的交往越来越便捷密切的同时，也会在传染病爆发时，迅速扩大感染的范围和速度。现代化的疫情防控可以从历史中发掘借鉴经验，198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灭绝的天花便是一个可资借鉴的例子。天花作为致死率极高的流行病之一，长期挑战人类社会的应对能力。牛痘接种发源于英国，其应用在英国经历了小范围推广、普遍接种、强制接种等医疗社会实践，是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缩影。我们所说的天花通常是指大天花，致死率可达40%，这种病毒只在人类之间传播，无法跨越动物和人类之间的物种屏障传染动物，这也是1980年天花被消灭的关键原因之一。
毛利霞的《免疫接种与隔离：19世纪英国天花防治研究》近期由中国社会学科出版社出版。该书探究了19世纪英国天花防治的演变历程。该著在梳理相关原始资料并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医疗社会史视角入手，采用跨学科研究法，着力探析英国天花防治从人痘接种、牛痘接种、莱斯特方法的演变脉络，以此展现传统疗法与医学进步、国家干预与民众回应、强制与自由之间的碰撞与协调。牛痘接种技术的成功尝试，渐次引发国家干预、立法规范、民众回应、预防医学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凸显英国天花防治举措的渐进性、灵活性与独特性。这是英国根据医学发展和国情不断摸索天花防治举措的结果，形成独特的天花防治特色，为当今各国的传染病防治提供参考和借鉴。书中广泛涉及医学进步与传统观念的碰撞，继承传统与时代创新的调适，中央政策与地方自治的权力调整，国家强制与公民自由的协调。该书对社会各阶层对疫苗的态度也进行了充分的展开，为医疗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医疗社会学方面的借鉴。
毛利霞在医疗社会史方面用功颇深，她此前基于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出版了《从隔离病人到治理环境——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研究》，广受好评。这部《免疫接种与隔离：19世纪英国天花防治研究》是她在医疗社会史领域持续探索的又一部力作。
作为全面展现英国19世纪天花防治的著作，该书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该著聚焦于19世纪英国的天花防治，提供了一个观察人类社会应对传染病的典型案例。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英国政府围绕牛痘接种采取的措施，以及不同阶层、职业的人们对政策的反应，不同防疫政策下民众的反应，以及反牛痘接种运动和莱斯特方法的酝酿、实施及推广。每个读者都可以在这些不同的反应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为了遏制天花疫情的肆虐，英国政府推行免费的牛痘接种来替代昂贵的收费接种，并进而推出了强制牛痘接种的法规。在这个过程中展现的各个阶层的应对之策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对于未知的恐惧，全方位地展示了不同阶层的人对信息的接受能力之不同，对政府政策的理解角度之差异。
该著对政府防疫政策及其演变的全方位展示，可以让读者重温亲身经历的抗疫过程中每一次接受新信息的冲击与震撼：新疫苗试用的消息传来，高昂的接种费用，免费接种，强制接种，接种后再感染，接种疫苗后患病可以减轻症状……阳光之下无新鲜事。该著的全面性可以为当下传染病控制提供一些借鉴。
第二，该书充分展现英国政府防疫政策的发展历程。为了充分引导民众及早接种牛痘控制天花疫情，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向天花开战成为与法国作战相提并论的爱国政治话语”（P87）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深陷与法国的战争，“牛痘接种被宣传为国家动员和复兴的一个工具，吹响向天花宣战的号角”，无法战胜的天花与无法迅速胜利的战争相提并论。“王室贵族的支持使牛痘接种成为一项举国事业”（P88），在贵族、精英的引领下，牛痘接种在英国渐次展开，1802年成立皇家詹纳消灭天花协会，积极宣传推广牛痘接种。“牛痘接种成为展现女性的理性选择与母亲的自然情感的一个交汇点”（P89），呼吁女性支持牛痘接种。在多层面的宣传下，牛痘接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民众的认可。为了进一步推广牛痘接种，英国政府多次尝试对牛痘接种进行立法。流产的立法尝试包括1808年、1815年的立法讨论，成功立法的有1840年，1853年，1898年牛痘接种法，还有若干牛痘接种与加强的修正法案，这些都体现了英国政府防治天花的重视。
法律的出台是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过程，有关传染病的立法涉及了医疗、卫生、环境、宗教、文化、国民教育水平等诸多方面，综观英国19世纪有关传染病的立法历程，可以更深入准确地了解该时期英国国民思想的发展水平及政府的执政能力。
第三，该书充分展现民众对英国政府防疫政策的反馈。这些反馈集中表现在反牛痘接种运动上。英国《1840年牛痘接种法》要求教区的济贫监察员与医务人员设立牛痘接种站为自愿的居民免费接种牛痘疫苗，费用由当地的济贫税承担，使穷人把牛痘接种与对新济贫法的厌恶联系起来，并激起一些人的抵制。被人们视为寇仇的新济贫法即指此前不久的1834年英国议会颁布的《济贫法修正案》，该法规定贫困者必须入住济贫院并从事教区安排的工作以获得救济，接受救济的人将不再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此之前的1832年英国议会颁布的《解剖法》规定死在济贫院或慈善医院且“无人认领” 的尸体移交给解剖学家用于解剖。而这一法律的通过又是因袭欧洲大陆的传统。这些挑战穷人尊严，突破传统人伦底线的法律成为一些人拒绝接种牛痘疫苗的原因之一。
《1840年牛痘接种法》出台后，天花死亡率有所下降，从1840年的２９.0%降至1841年的18.5%，1842年降至7.8%，但每年仍有5000多人死于天花。为了扩大接种人群，控制天花疫情，1841年6月21日，议会通过«扩大牛痘接种法修正法»，明确规定，牛痘接种的费用不由教区救济资金支付。这意味着接种牛痘彻底与济贫划清了界限，这意味着任何接受免费牛痘接种的人都没有被取消投票资格。英国政府这种及时调整消除了民众接受牛痘接种的顾虑有助于牛痘接种的进一步推广。
除了济贫法对牛痘接种率的影响之外，其他抵制牛痘接种的理由还有疫苗质量不稳定，有可能带来其他疾病（肺结核、梅毒等）或接种后仍感染天花；接种牛痘的场所条件太差；出于宗教原因的抵制等。
作者在充分阐述反牛痘接种运动的同时也毫不讳言地指出，有学者认为，“反牛痘接种是一场微弱又重要的运动”，“对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牛痘接种的婴儿数量的影响很小”（P274）。事实证明充分重视反对意见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修改政策、广泛宣传、完善政策执行链条等，才能更快更好地传播有益于人体健康的信息，推广先进技术，并使更多人受益。
第四，作者还详细介绍了综合防治的莱斯特方法。莱斯特方法为英国19世纪中晚期的天花防治贡献良多，是现代防疫政策的集中医学隔离观察的早期形式。莱斯特作为英格兰北部的一座小城，1830年代起积极响应英国牛痘疫苗中心的接种计划，组织医务工作者挨家挨户检查牛痘疫苗的接种情况，这种努力收效显著，到1867年，莱斯特城镇的初生婴儿牛痘接种率高达９４％。到1860年代末，受到英国反强制牛痘接种联盟的影响，莱斯特设立了反强制接种牛痘支部。但是起初莱斯特反牛痘接种力量的影响一直有限，直到1875年的新生儿牛痘接种率仍维持了96%的高水平，直到1878年新生儿接种率跌至85%。究其原因，抛开莱斯特作为地方主义与伦敦博弈的重要基地这一政治因素不谈，更重要的是莱斯特在抗疫过程中摸索出了更好的防治天花的运作体系。1878年作为牛痘接种的坚定支持者，威廉·约翰逊医生在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了其综合防治的主体框架，包括：12小时内上报病例，隔离确诊患者，隔离密切接触者14天以便观察是否患病，对患者的生活空间进行充分消毒。次年，莱斯特通过«１８７９年莱斯特市政法»正式批准了这一做法。1886年，莱斯特开始系统地采用这套方法防治天花，１８８７—１８８８年英国天花盛行期间，莱斯特仅有３９人被隔离，仅３例天花病例。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英国天花大流行,莱斯特出现３５５例天花,２１人死亡,死亡率低于６％，取得了良好的抗疫效果。此外，作者还追溯了隔离在英国传染病防治中的传统，提及了威廉·约翰逊之前，曾经提出过使用隔离方法防控天花疫情的其他医生；历数了莱斯特方法的实施的显著效果；莱斯特方法受到的抵制；莱斯特方法之扩大影响缘于名人的宣传等。
该著史料丰富，综合展现了英国19世纪天花防治，充分利用了相关资料。大量资料的使用展示了作者使用材料的深厚功力，在吸引相关专业人员的同时，也可能会摒退一般读者。在有关疫情传播的各种传闻飞满天的当下，期待作者能够拨冗为一般读者呈现更通俗易懂的作品。
21世纪以来，多次发生全世界流行的传染病，带来了人类社会的重大生命财产损失，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耶鲁大学教授弗兰克·M.斯诺登指出，“引发大流行的微生物都在进化过程中占据了我们所准备的生态位”，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病原体）数目远低于实际存在的具有潜在危险的病原体种类的数目。”超高死亡率的流行病会削弱我们的判断力，把自己置于弱者的地位进而怀疑一切，怀疑哪怕最终被历史证明灭绝了天花的牛痘疫苗是否有效。面临未知，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更容易被放大，放大到自己成为防疫进程中的阻力。政府应继续加强民众的教育，加强对流行病、传染病的尖端科研更广泛的研究，在新的社会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新的这种和那种生活习惯对待世界处理世界的方式，能够更宏观地预测到我们生活的改变所造成的漏洞，用新的应对方式堵住这些漏洞，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彻底的拔除病原体在人类社会中的生态位是一个极为巨大的极为困难的任务，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人类长期的努力。
耿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