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如何防止农民破产，抑制土地兼并，保证农民顺利再生产，是一些明智的统治者和政治家思考的问题。

宋朝宰相王安石实行青苗法，本意是通过官方贷款抑制民间高利贷，以降低自耕农的破产率和土地兼并速度。该法规定，百姓须5户或10户结为一保，由上三等户作保，每年正月三十日以前贷请夏料，五月三十日以前贷请秋料，分别于五月和十月随二税偿还，各收息二分。

然而，实行过程中，青苗法却存在一些副作用。

首先，利息过高，加重了农民负担。尽管朝廷的贷款利率为二分，相较于民间高利贷最高一倍的利息看似较低，但实际上，由于民间借贷的利率通常会有变化，低时只有一分半，高时达到一倍，因此对于贷款的百姓而言，朝廷的实际利息要高于民间贷款利息。

其次，偿还期限固定，使用不方便。青苗法的贷款周期固定，到期必须还钱，不如民间借贷灵活，导致百姓周转不开时更倾向于向地主阶级借钱，因为后者可以提供更灵活的还款期限。

再则，因官商勾结，导致政策执行打折扣。这个政策实质上是一种类似“常平仓”的制度，为耕种困难的农民提供一个保底，但由于官员与商人沆瀣一气，加之价格不合理，政策的预期远远未能达到。

对于青苗法的实施，我们不能全部予以否定——毕竟或多或少，它产生了正向作用。但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角度来看，值得反思的地方也不少。

作为在大范围内实行的政策，甚至是在全国推广的政策，最重要的就是要具有普遍适用性。为此，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形成一种大多数适用的模式，这必然会排除一些特殊性。而当它应用于现实社会时，又总要面临一些特殊情况，因此具有一定的矛盾性。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必须下大力气在制定良法上下功夫，这也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为了把政策制定得尽可能具有普适性，不仅要发挥政策制定者的积极作用，也要发挥政策执行者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基层的官员、执行者，他们直接接触农民，对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非常了解。最重要的是，要多听农民的意见，毕竟他们才是政策对象。

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的政策，才能更接地气。比如对于高利贷利率的问题，显然只关注到高一倍这个极端情况，对于高利贷利率随行就市的变化，甚至利率只有一分半的情况，却并不掌握。而在封建主义时代，这是很难做到的。

其次，政策的制定也可以给基层留一些空间。国家只明确基本的要求，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制定进一步的方案，使政策更符合各地实际。

再者，从这项政策针对的实际情况看，的确有制定的必要性，这从方向上看是没问题的。但是，一项政策要落地，需要设计相应的机制，没有科学严密有效的机制，再好的政策要么落不了地，要么执行过程中容易变形。比如，如何严防官商勾结的问题，如何赋予还款期限一定弹性的问题，如何让朝廷贷款利率实际上低于高利贷利率的问题，都需要逐一研究，形成机制。这也是制定政策需要考虑的因素，笼而统之地制定政策，往往会走向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