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李大钊同志诞辰135周年，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一生的奋斗历程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紧密相连，他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播撒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知所从来，方明所往。即日起，“北大红楼”将推出【回忆李大钊】专栏，与您共同缅怀致敬“播火者”李大钊。

1915年初，许德珩考入北京大学后，结识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经李大钊介绍，许德珩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和邓中夏等人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以扩大新文化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李大钊身着洗得褪了色的布料长袍，诚朴谦和、热情地回答大家提问的形象，永远铭刻在许德珩的心里。那时，许德珩阅读了李大钊发表的很多文章，直到晚年，他仍能背诵《青春》一文中的很多警句，如“冲决历史之桎梏，荡涤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许德珩说，每次背诵，都为大钊同志气势磅礴、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所鼓舞。今天，我们通过原载于《光明日报》（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许德珩所撰写的文章《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一同回顾李大钊为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

许德珩

我以十分崇敬的心情，深切怀念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

每当想起这位革命先驱者光辉的革命业绩和崇高的革命形象，就不禁使我深受感动和鼓舞而肃然起敬。反动的军阀虽然夺去了他的生命，可是他的革命气节和革命功业，却永远存留在我们心中，为我们所怀念。正如他在《青春》一文中所说：“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大钊同志号守常，河北乐亭人。他早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救国救民、“再造神州”的宏伟抱负和坚强决心。一九一三年，大钊同志留学日本，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他勇敢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组织了神州学会，团结一部分知识分子，进行反袁的秘密活动。当时，大钊同志在章士钊在日本主编的以反袁为主旨的《甲寅》杂志上写文章，他每发表一篇文章我都要阅读。我对大钊同志那些热情洋溢的具有强烈战斗精神的文章十分敬佩，也很受教益。例如，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他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国情》一文，揭露了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行径，驳斥了帝国主义分子古德诺、有贺长雄鼓吹的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政治的谬论，打击了那些拥护袁世凯称帝的“毁新复古”之徒，并告诉人们，不应当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存在幻想，不管它是日本的或是欧美的：“古德诺氏之论国情也，必宗于美”；“有贺氏之论国情也，必比于日”，皆“非吾之纯确国情也”。这篇文章，是我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它发表于袁世凯称帝的一年以前，这就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阴谋，向我国人民发出严防窃国大盗的信号，表现了大钊同志在政治上深湛的远见，和敢于向反动派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使我当时读之获益匪浅。

大钊同志对于我国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是有信心的。他认为我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广大的国土和四万万人民，只要人民觉醒，尝胆卧薪，发奋图强，就可以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前途将是无限光明的。他对于少数青年因悲叹国事不振，外祸日亟而自杀的现象，更大不以为然。他说这些青年“爱国之诚，至于不顾生命，其志亦良可敬，其行则至可闵，而亦大足戒也”。他认为这些青年即使“怀必死之志，亦当忍死须臾，以待横刀跃马，效命疆场，则男儿之死，为不虚死。”大钊同志希望我国人民都要自觉自勉，“勿灰心，勿短气”，发奋图强，勇往直前，突出地表现了大钊同志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令人折服。

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大钊同志在日本时写的《青春》。这是“五四”以前革命民主主义的一篇宣言书，对前期新文化运动有着重大的影响。大钊同志在文章中鼓舞人心的警句，我至今仍然记得。他激励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涤荡历史之积秽”，不要让“僵尸枯骨”把自己束缚起来；同时还要摒绝现代“虚伪之机械生活”，不受“黄金与权势”的支配，摆脱那营营扰扰的追求个人利禄之途。他认为，青年应当不断地以“青春”的精神来改造自我，“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这篇文章，在当时对激发广大中国青年的革命进取心，起了很好的作用。今天我们读起来，它那种气势磅礴、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也仍然鼓舞人心。

总之，我在见到大钊同志以前，从他的文章中对他早已十分敬佩和神往了。

我和大钊同志认识是在一九一八年的春天。那时，大钊同志刚来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素仰其人的我，能够得以亲聆教益，十分欣喜。在图书馆里，他总是身穿一件褪了色的布袍子，含着微笑的诚朴谦和的态度，热情地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诚恳地细致地畅谈自己的看法。北大图书馆原为藏书楼，设在马神庙的校址内，一九一八年十月才迁到刚刚建成的沙滩红楼新校址。大钊同志到职后，即着力于图书馆的整顿和扩充。著名藏书家江西九江李盛铎（木斋），是我的远门亲戚，他因我的关系把一部分藏书让给了北大图书馆。通过这件事，我和大钊同志就更加熟悉起来。

一九一八年五月，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举行集会，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残酷镇压，全体留日学生反抗这种暴行，罢课回国。五月中旬，留日归国学生代表李达（鹤鸣）、王希天、阮湘、龚德柏来到北京和我们见面。大钊同志由于曾经留学日本关系，同他们很熟，特别是黄日葵同志归国后，先在北京大学旁听，后来考入了北大文预科英文学门。他与我极为相投，也与大钊同志熟悉，因此我们常到大钊同志的办公室聚谈。这时大钊同志与我已成为师友之间的交谊了，虽然从年龄上来讲他只大我一岁。

蔡元培先生于一九一六年冬到北大任校长。他来北大以后，发起成立进德会。我与大钊同志先后都加入了这个组织。他在一九一八年六月还当选为进德会的纠察员。

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一传到中国，大钊同志兴高采烈地欢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他在天安门前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接着又写下了《Bolshevism的胜利》的光辉论文，热烈地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为中国人民指出新的革命斗争方向。

十月革命以后，大钊同志很快地成为我国思想界的领袖。从一九一八年下半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夕，北京学生成立了许多爱国的或讨论新思想的团体，有许多都和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例如：大钊同志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发起建立了少年中国学会。我和黄日葵同志都是经大钊同志介绍入会的。“少中”在大钊同志的倡导下，把“创造少年中国”作为一个理想提出来，当时还是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

“五四”前后，在许多有关社会活动的记载中，都能看到大钊同志的名字。通过这些活动，他和周围群众有了密切联系，为进一步开展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里要着重一提的，是大钊同志和我们国民杂志社的关系。国民杂志社成立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日，它是当时的爱国团体“学生救国会”办的一个全国性的刊物。担任导师的大钊同志对杂志社的成立和刊物的出版进行过热心的帮助和指导，并为杂志撰写文章。

国民杂志社与新潮杂志社和国故月刊社是当时北京大学“鼎足而三”的社团。这三个社团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思想倾向。《新潮》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但绝口不谈政治；与之对立的《国故》则专门反对白话文，鼓吹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而《国民》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公开谈论政治，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这些言论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国民杂志社对于五四运动的准备和发动是起过促进作用的。

来源：摘自人民出版社出版《回忆李大钊》（1980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