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浪漫主义时期以来，音乐中的民族性成为重要的话题。作曲家于古典主义时期人格独立之后，开始进一步寻求身份认同，诸多作品在这方面都作出了探索。10月20日，旅美小提琴家方向携手钢琴家章荷月的“畅响民族之魂——小提琴与钢琴的中西室内乐对话”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上演。这场音乐会的分量丝毫不亚于前天演到22时40分的马林斯基交响乐团音乐会，三首繁难的作品放在一起，难度与学术性是笔者近年来聆听的独奏音乐会上较为突出的。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话语滥觞与民族主义讨论被重提的今日，这些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曲目予人以更深的思考。
法国音乐中的民族主义更多在“六人团”时才被提及，而福列的作品其实有着极为浓郁的法兰西风情。1875-1876年他创作《第一小提琴奏鸣曲》时，法国音乐遭遇了瓦格纳音乐席卷欧洲的危机，法国音乐家们于1871年初成立的民族音乐协会(Société Nationale de Musique)试图重振高卢艺术的雄风。这部作品不但有着浓郁、抒情的“法风”，还深远影响了法国小提琴作品的创作，例如十年后创作的、比之更为著名的、同为A大调的弗兰克《小提琴奏鸣曲》在某种程度上是把这部作品倒着写了一遍。音乐逻辑在演奏奏鸣曲时至关重要，方向在这部作品中的演奏可谓颇具“方向感”，穿针引线地展示了音乐材料的递延。而结构感的把握是学院派演奏家的重要特点，方向的演奏可谓“无一字无来处”，有着严谨的学院派气质。福列这部作品的一大特点是四个乐章皆为奏鸣曲式，而演奏家将其中调性回归、插部突现的效果做得恰切得宜。另一方面，所有的处理都不会逾越谱面的界限，浪漫主义非常多的速度伸缩（尤其是乐谱上的标注的渐慢）都十分注意分寸感。一乐章伊始，钢琴深沉的声音如同从另一个时空发出的信号，在这之上，第一乐章那略带忧郁的主题缓缓展开，小提琴家强调音乐的诉说感，她倾向于赋予螺旋上升的乐句比谱面上更多的“枣核”力度变化，从而加强了音乐的悸动感。第三乐章是技巧与合作的双重考验，那些快速的八二拍段落竟如同中国音乐中的跺板，两人在变幻莫测的节奏转换中皆“弹无虚发”，展示了精湛的室内乐协作能力。而这从演奏者的背景中亦有迹可循，正如演奏者在下半场致辞中谈到的，室内乐是方向自上学以来便一直致力发展的方向，她本人也弹钢琴，老师是索科洛夫的弟子，于是更能理解多年同窗的钢琴家亦不为怪。
下半场的曲目更富意趣，也更有挑战——由旅美小提琴家演奏两部第一代美国移民作曲家的小提琴作品。很难想象巴托克的小提琴奏鸣曲与周龙写给林昭亮的作品竟然皆是中国首演，这一方面印证着我们对非俄罗斯的民族主义音乐关注太少；另一方面，这两部作品也着实难度不小。当晚演奏的三部作品皆在音乐体裁上作出较大的突破——福列与巴托克改变奏鸣曲的曲式惯例与叙事模式，周龙则为帕蒂塔这一多为无伴奏演绎的体裁增添了对话性。
音乐会的方向盘转向东方。周龙是中国新潮音乐作曲家中风格相对变化最小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可以说始终根植于中华文化传统。《为小提琴与钢琴而作的帕蒂塔》于千禧年间创作，彼时他已移民美国多年，但中国元素仍是其中的主旋律。周龙对于五声纵和化的策略更多在于旋律的跳入跳出，让音乐风格处于一种流动的变化之中。这部帕蒂塔的四个乐章皆来自于中国北方的民间音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三乐章的旷远的钟声和弦，周龙长于北京古老的鼓楼脚下，童年的记忆于斯萦绕不去。作品谱面看来并不复杂，但演奏起来并不简单。方向在普罗科菲耶夫式的第一、四乐章中皆展现出民族情致的浓烈，二三乐章则抒发出轻快雀跃的心情，勾勒出悠远诗意的意境。
作为20世纪新民族主义最重要的作曲家，巴托克《第一小提琴奏鸣曲》既有着古朴的民间音乐因素，又充斥着现代主义的复杂技巧。作品作于“一战”与“二战”之间，音乐中有一种巴托克独有的粗犷乃至悲愤。第一乐章中先锋气质便展露无遗，十个小节中十二个音就出现了个遍，钢琴开篇的升C音与小提琴起始的C音形成压抑的紧迫感。事实上，这个乐章有调性但勾勒得较为隐晦，两位演奏家再次将音乐层次与起伏梳理得条分缕析。在这部作品的演奏中，方向音色的特点显现地更加明显，她的声音中有一种独特的韧性，右手的紧张度塑造出的主题如同顽强生长的枝干般遒劲有力。这个晦涩的乐章每个段落的织体都在变化，两个声部始终有着强烈的咬合感，而在两人的演奏下，音乐的紧张度与抗争性一以贯之。第二乐章开始于不寻常的小提琴宣叙性的独白，演奏家营造出弱力度的紧张感的同时，我恍然意识到她的音准是如此好，能在巴托克怪异的音程中穿梭自如。民族性的一面在于简朴，而方向对于这一面的演奏策略我想对应的是粗犷。第三乐章是这部作品写作手法上相对简单的，这一乐章钢琴与小提琴使用的是同一罗马尼亚舞曲材料。她在许多地方那有些粗粝的、放弃唯美主义的发音（这点弦乐比钢琴和管乐更难割舍），似乎也对应着民族主义粗犷的一面。
当晚演出所在的北京音乐厅是众多中国民族主义作品的首演地，可以观察到他们最近也在做声学方面的调整，反音板此前被拆除，如今加回去后升高至顶部。这样对于交响乐是合适的，但如果再降下来一些，室内乐中的声部层次应当能聆听得更为清晰。而这也正如民族主义音乐一样，是始终在不断探索改良的。这一晚的民族主义话语并没有让人觉得是重复乏味的陈词滥调，而是历久弥新的——这种由传统中发掘、衍生出的新意，是这些音乐中最宝贵的。
张听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