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德的初冬，寒意已至。在汉堡的易北河畔，易北爱乐厅仿佛一艘驶向未来的玻璃巨舰屹立着。每当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洒落时，映照出的不仅是这座建筑的宏伟，还有“世界造价最贵音乐厅”的噱头，更有汉堡对“音乐之都”那隐秘而又难以言表的野望。

“在维也纳，连出租车司机都知道歌剧院的内幕。”维也纳出生的里本-瑟特，在2006年接任易北爱乐厅总经理筹建易北爱乐厅之时，曾如此讽刺地打趣道，直指汉堡与真正享有“音乐之都”美誉的维也纳的差距。多年前，这句话被轻描淡写地抛出，而今，它却像一道缓慢沉淀的时间线，将汉堡的历史与音乐的宿命重新编织在一起。

无声的竞逐

柏林勃兰登堡机场、斯图加特21火车站和汉堡易北爱乐音乐厅，并称德国三大烂尾工程。2017年，那些关于“烂尾工程”的笑话逐渐消散，易北这座十年未完工的音乐厅终于揭开了它隐秘的面纱。

人们走进它，就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像古根海姆美术馆之于毕尔巴鄂，易北爱乐厅也成为了汉堡的文化名片，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这座在旧仓库基础上建造的建筑里，艺术、政治、历史相互交织，G20峰会音乐会更是让这座音乐厅成为了国际政坛聚光灯下的舞台。这座音乐厅背后埋藏着更多未被诉说，至少是鲜被中文世界所讲述的故事。

易北爱乐的存在，使这座城市的音乐格局悄然发生了变化。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NDR Elbphilharmonie Orchester）、汉堡国家爱乐乐团(Philharmonisches Staatsorchester Hamburg)、汉堡交响乐团(Symphoniker Hamburg)，这三支乐团仿佛是三位命运交织的角色，它们需要在这个城市的不同舞台上，各自寻找着自己的定位和声音。对这些乐团而言，易北爱乐的建成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次命运的契合

这种交汇既充满象征意义，又带有深刻的现实考验。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旧称北德广播交响乐团，自君特·旺德时代的辉煌逐渐淡出，旺德布鲁克纳的权威录音仿佛是遥远的记忆，在之后的时间里，渐渐在德国众多名团的璀璨星光中渐渐暗淡了下来。易北爱乐的落成，便是这支乐团命运中的馈赠。

北德广播电台和市政府的一纸合同，赋予了这支乐团“驻场交响乐团”的地位，这个乐团从此成为了顶级音乐厅的常驻乐团，甚至于名字也从北德广播交响变为北德广播易北爱乐。北德广播为此付出了超过90万欧元每年（注：2007年报道数据）高昂的租金。

像《蜘蛛侠》里说的：“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对乐团来说象征着巨大的责任，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乐团势必要从德国国家级乐团的中档梯队中挣脱出来，在国际乐团上赢得认可，来匹配音乐厅的地位。乐团管理层选择与从纽约爱乐卸任的吉尔伯特合作。从2019年起至今，“低就“的吉尔伯特与乐团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抛去对他风格过于冷静，缺乏情感张力的主要批评，吉尔伯特多样化的曲目选择、对当代作品的推动以及国际背景，着实为乐团带来了新的风格和全球影响力。乐团管理层在2023年直至2029年的续约合同，无疑是对这份结合的最大认可。

阳光与阴影

如果说NDR是面向未来的乐团，汉堡国家爱乐乐团则更多地扎根于历史。

汉堡国家爱乐乐团作为汉堡最古老的乐团，其历史可以追溯至1828年，如同汉堡音乐史上最长的那条河，汉堡国家爱乐在近200年来塑造了汉堡的声音。一边，他们承担着汉堡国立歌剧院繁忙的歌剧演出任务；另一边，他们也是一个音乐会交响乐团，拥有自己的订阅音乐会系列。

【汉堡国家歌剧院门口的马勒纪念碑显示着歌剧院及其乐团前身显赫的历史，马勒曾于1891-1897在此任首席指挥 胡博文/摄】

2015年长野健（Kent Nagano）开始执掌乐团，从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下嫁”到汉堡，这位与吉尔伯特同样有日本血统的美国人，在任期里把乐团的水平提高了一个档次。或许可以形容北德广播和汉堡国家爱乐是一对“德比对手”，如同足球世界众多同城德比的宿敌一样。这两个乐团也在为声望、票房暗中较劲。

当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在易北爱乐音乐厅尽情享受易北河上空的阳光时，汉堡国家爱乐乐团仿佛注定要在这宏伟建筑物的荫蔽下静默地生存。由于这一尴尬的境地，汉堡国家爱乐乐团的音乐会往往无法与易北爱乐音乐厅竞争黄金时段，只得屈居周日上午11点的演出时间，同时要受制于歌剧、芭蕾等演出的场地占用，相比之下，他们无疑缺乏更多的演出机会。

尴尬的“第三者”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北德广播和汉堡国家爱乐似乎都热衷于在易北爱乐厅扬名。在汉堡作为“第三者”出现的汉堡交响乐团，也着实在这场“鹬蚌相争”中获了利，成为汉堡莱斯音乐厅的常驻乐团。这座1908年落成的音乐厅，在100年的历史长河中见证了无数伟大的时刻。12岁的耶胡迪·梅纽因、玛丽亚·卡拉斯曾在这接受过30分钟的掌声，霍洛维茨在这里结束了舞台生涯……但值得深思的是，这份渔翁之利，真的能赋予交响乐团渔翁的地位吗？

汉堡交响乐团长期作为城市的第三名出现，既没有广播乐团的资源优势，也得不到市政资金的有力支持。但也正是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交响乐团探索出了自己的生存之道。

其中阿格里奇音乐节的引入，无疑为这个乐团的命运书写了新的注脚。这一音乐节的设立不仅为乐团注入了新的活力，还将其与世界级艺术家联系在一起。玛尔塔·阿格里奇（Martha Argerich）作为当今钢琴界最具传奇色彩的艺术家之一，她的加入使汉堡交响乐团走上了国际舞台。

阿格里奇音乐节每年都汇集全球顶尖的独奏家与室内乐演奏家，在汉堡的音乐日历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个音乐节更是对汉堡文化地位的肯定。阿格里奇与汉堡交响乐团的合作，使得这个曾几度濒临破产的乐团找到了新的发展契机。音乐节为乐团创造了与世界级音乐家同台演出的机会，同时吸引了更多的观众与资源，这无疑是汉堡交响乐团的一个里程碑。

然而惋惜的是，汉堡交响乐团的演奏水平却不稳定。如果汉堡真的要实现其“音乐之都”的野心，那在莱斯音乐厅这一传统的音乐殿堂里，需要的是与宏伟理想相匹配的表现。

音乐不是一座孤岛

音乐承载着城市的文化雄心，也牵动着国家与民族的身份认同。音乐或许就是一条河流，带着时代的回响和人们难以名状的梦缓缓流淌，就像那伫立在易北河畔的易北爱乐厅，在潮汐的反复亲吻下，与这座城市分享着它的梦想。在汉堡，乐团们在彼此的呼吸之间触摸到了音乐的边界，而这里的每一个音符，都流淌着一座城市的过去与未来。在中国，我们的河流会通向何处？我们，抑或是我们的乐团、我们的城市，是否会在这片水域中探寻到属于自己的声音，那些未曾言说却依然激荡的旋律。汉堡的故事只是一个开始，汉堡也绝不是惟一一个有着“文化野心”的城市。或许每一个河岸，都在等待下一双聆听的“耳朵”。

胡博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