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尝试跳脱传统五礼（吉、凶、宾、军、嘉）架构论述模式，并不试图面面俱到却失之静止地考察北魏五礼，而是在描摹出北魏礼制宏观图景的前提下，采用以点连线的方式，依次选取四个在时段上有所牵连的，关涉拓跋原始礼制与华夏典制碰撞、冲突、交融乃至转化的礼制之“点”：羽真、神部、耤田方位与九锡，深入挖掘“点”的意蕴，明晰其背后的政治、经学关节，而后以线连接，勾勒出北魏礼制演变的脉络，并揭示脉络下显隐的礼制抉取标准。

北魏礼制的图景应当是两者的有机构成：一是以王朝祭礼为核心的正祀，二是正祀之外的杂祀。其中北魏王朝祭礼亦可两分：以西郊祭典为核心，白登祭祖、五月五日饗、七月七日饗等为辅翼的源于（亦有入主中原后完善的）游牧礼俗的祭典；以郊丘分异（南北郊、圜丘方泽）为核心，耤田先蚕、朝日夕月、五时迎气等众星拱卫的华夏祭典，由此演化出北魏王朝祭礼两祭典（原始祭典与华夏祭典）、三核心（西郊、南北郊和圜丘方泽）相互碰撞、冲突、交融乃至转化的复杂局面。

羽真对应的是拓跋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的阶段，它是应部落联盟机制而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学界推测羽真为官爵的观点值得商榷。羽真的本意在于区别立国初期的势力分野与等级阶序，其内四职的分级与兴衰是随政权成长而不断变化的：从部落联盟到政权初期，羽真用于维系拓跋君主与部酋、贵族势力的平衡；伴随政权由宗王政治向皇权政治的过渡，尤其是太武帝统一华北后，皇权独尊势头明显，至孝文帝时，羽真成为获得皇权认可、进入核心统治圈的身份标识；孝文改制后，鲜卑色彩的礼制划分符号虚化，进入沙汰序列，羽真从在冯熙太和三年自书S.0996《杂阿毗昙心经卷第六·题记》（以下简称《题记》）官爵序列的高位到十九年孝文帝撰《冯熙墓志》中的消亡，正是华夏化沙汰鲜卑系话语的显例，可视作拓跋核心集团步入皇权轨道后彻底祛除部落联盟形态的声明。

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政权阶段，拓跋都平城而一华北，至孝文改革礼制，强化中原祭典的同时，开始清理拓跋旧俗。文明太后死后，孝文与保守拓跋贵族的矛盾凸显，以帝室十姓为代表的后者，反对礼制改革的重点当非吸收华夏典制，而是对鲜卑旧俗的革除，表面仪式的消亡，代表着背后专有特权的丧失。由此在太和十七年定迁都计划前，选取的礼制考察对象是罕为学界措意、带有神秘面纱的祭祀机构神部。在对神部存在时间、执掌典守、设官分职、《通鉴》所涉八部问题、后来去向及其与祠部关系等问题考察的基础上，重点关注神部尚书王谌在迁主安庙过程中为守旧贵族代表拓跋丕阻挠的史例，后者反对汉族庶姓王谌参与移庙，目的便是保持帝室十姓祭祀特权的纯洁性，以此可管窥孝文改制中鲜卑旧俗与华夏典制在政治博弈中的消长变动。

迁洛后，孝文礼制改革全面铺展，宗周旧制与汉家故事交相辉映，但绝非拿来主义，而是在加强皇权的终极目标下，镀上自身特色。以天子/皇帝耤田礼为考察对象，将北魏耤田方位置于长时段中考察，可发现周秦汉唐间耤田方位存在着由本乎“宗周旧制”之南耕向源出“汉家故事”的东耕转化的轨迹，东耕内部亦显现出东南与东方位上的变更。拓跋魏平城与洛阳耤田方位皆为宗周南耕，是以宗经、复古之旗帜补短取长，颉颃他方；其制为宇文周继承，终传于杨隋。

太和改制后，华夏礼制渐居显位，但在涉及军国关键，尤其是维护皇权时，统治者多变更华夏故事，以利权柄驾驭，尊君、实用原则稳占上风，九锡的变相应用便为显例。九锡自西汉初即有说值得商榷。规范化九锡实始出《礼纬·含文嘉》；始出时段当在王莽受九命之锡（元始五年）至《白虎通》成书（建初四年）之间。《礼纬·含文嘉》在东汉初谶纬思潮影响下，将九锡名称规范化；而《白虎通》引用《礼纬·含文嘉》文，剔除王莽以九锡篡位的实践影响，回到九锡渊薮宗周九命褒奖功臣的最初功能上，并将之与封爵、土地相关联，申述九锡组合与排序依据，从而将谶纬化的九锡官方化。太和十九年，与羽真消亡相呼应，华夏物化礼乐的代表九锡在北魏行用，而其于勋臣死后追赠的形式可谓对东汉九锡褒赠功臣原始功能的变相应用，显露出皇权逐步摆脱贵族控制而确立自身独立权威，并转而限制贵族特权这一政局发展基本趋势。北魏九锡与东晋南朝禅让九锡的差异，背后实质是皇权地位的沉浮；而为皇权服务的目标，决定了其对原始功能的回归只能流于表面，终会随皇权衰落而不可避免地沦为禅让九锡。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