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代乐迷心中，伦纳德·伯恩斯坦几乎是“古典音乐”的代名词，因此每一位富有魅力的指挥家往往都会被拿来与之相比，余隆也不例外。当作为指挥家的他面对此时作为作曲家的伯恩斯坦时，他在指挥台上那种强烈的情感投入与戏剧化姿态，令人不禁感叹“似是故人来”。

12月1日晚，上海交响乐团在余隆的指挥下，与法国钢琴家让-伊夫·蒂博代合作，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极具思想深度与文学性的音乐会。上半场是伦纳德·伯恩斯坦的《第二交响曲“焦虑的年代”》，下半场则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音乐会以文学与哲思为内核，上半场的创作灵感源于英国诗人W.H.奥登的长诗，下半场取材自德国哲学家尼采影响深远的同名著作。

余隆与蒂博代完美地传递出这部被塑造成近乎协奏曲的“交响曲”之风格：它如一个巨大的熔炉般，在主题与变奏及自由幻想式片段的组接中融汇了英国民歌、非洲节奏、灵歌、牛仔歌、百老汇曲调、爵士，甚至还有印第安歌谣的残响。所有这些不同的音调与风格在这里交织，形成了独特的美国声音。

余隆对乐谱的每一处细节都精雕细刻。作品由两个部分构成，内部是“七个生命阶段”与“七个旅程阶段”的不断变奏。不同段落之间的调性和织体转换既不以古典奏鸣式的对位严谨为主导，也非浪漫主义中紧密衔接的戏剧性，而是如纽约都市夜景中闪烁杂陈的思绪，以片段化的音乐意象呈现。余隆的处理凸显出作品的内在逻辑：虽然表面上材料多元而零碎，但在节奏框架、音色层次与主导性动机的反复显现中，仍可感知到贯穿始终的“焦虑”主题。

余隆对这部“交响曲”色彩的搭建，为钢琴独奏的介入创造了一个富有包容性与弹性的空间，像介入集体意识的单独个体，当乐队呈现出某种氛围，钢琴可能以截然相反的和声或节奏加以质疑；当乐队安静时，钢琴以独白式的旋律划出新的方向。他既是叙事者，又是思考者，同时也是不断从群体意识中分离又回归的个体音色。他在快速音型中利用清晰触键将每个音符镶嵌成晶体般的颗粒，避免在密集织体里出现含糊不清的混响；有时以单声部旋律线条悄然穿行于复杂和声背景中，有时又以密集和弦或复杂多声部纹理猛然凸显。当音乐呈现爵士化节奏肌理（如切分音型、边缘化的蓝调和音组块）时，他并未借此强调外在的娱乐性，而是以精致的力度层次变化使这些节奏成为神经质的颤动，仿佛都市灵魂中潜藏的不安脉冲被暂时放大。

与伯恩斯坦的纽约精神图景相比，下半场的理查·施特劳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不再关乎都市与人群，而直指人类精神的拷问。余隆在这部作品的诠释中并未刻意营造传统的神秘氛围。他并没有在一开头对“日出”主题进行精心的酝酿，而是选择直接与快速地“推出”音乐的高潮，这种处理颇具个性：有的人可能期望那种由远及近的恢弘渐强，但余隆更像是将哲思直接摆在听众面前，不给他们逐渐适应的机会。这种选择却呼应了整场音乐会的主题——焦虑与直白的情绪贯穿。既然上半场伯恩斯坦已经为听众铺陈出焦虑的根基，下半场则可将尼采哲学化为急流中的思辨，让听众在急促的推进中感受思想的撞击。

从纽约到上海，城市的焦虑、时代的疑惑、思想的高原，这些难以名状的内心景象，都在这一晚被音乐点亮。就算并未豁然开朗，可在精雕细琢的声响里，我们至少意识到：这不是一场令观众舒缓放松的音乐洗礼，而更像一面镜子，把个体与社会的思考、历史与未来的张力投射到音乐之中。在嘈杂的城市、变幻的时代里，人们寻找意义的脚步愈发匆促，就如同音乐会中两个世纪、两个文化语境下的作曲家对人类命运的不安叩问。或许没有明确答案，但这种思考本身便是音乐价值的一部分，创作与诠释在“思考”那一刻得以闭环。

方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