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是北京一处名胜古迹，也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一座联拱石桥。

卢沟桥建成前后的千年间，北京城与卢沟桥始终有着关联。不同时期，北京城的规模不同，甚至名字也不同，10世纪以前称为燕京、蓟城、幽州，辽代为燕京，又称南京，后为金中都、元大都，明清时期称北京。千年间，居住在燕山南北的众多民族相继迁徙聚居在这里，有来自西辽河流域的契丹人、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北方草原的蒙古人，以及南方的汉人等。各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促进了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

卢沟桥建成后，不仅成为金、元、明、清时期进出北京的交通孔道，也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纽带，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交融互鉴发挥了重要作用。

“送人几度出京华”：金朝卢沟桥的修建

说起卢沟河古代渡口，历史地理学者侯仁之在《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中写到：“三千多年以前，当北京城的原始聚落开始发展的时候，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以及松辽平原之间的文化交流就已存在。”

唐代诗人刘皂曾经客居燕蓟，他重返家乡横渡卢沟河时写到：“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可见，至少在唐代，桑干（卢沟河亦称桑干河）渡口就已是连接并州（今山西太原）、幽州与秦、晋的交通要道。

1151年，金朝海陵王完颜亮下诏迁都燕京，改名为中都，在辽南京城基础上进行扩建。1170年，南宋使臣范成大来到金中都，留有纪行诗《卢沟》，生动描绘了当时卢沟河附近水草丰美的环境：“草草鱼梁枕水低，匆匆小驻濯涟漪。河边服匿多生口，长记轺车放雁时。”

《金史·河渠志》记载：“（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五月诏，卢沟河使旅往来之津要，令建石桥，未行而世宗崩。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六月，复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诏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桥。明昌三年（1192年）三月成，敕命名曰广利。”当时，金中都成为中国北部政治中心，随着南北交往扩大，卢沟渡口的地位愈发重要，卢沟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的。

中华大地上，文化交流历来活跃。汉唐时期，亲友离别京城长安，人们往往送至灞桥，以“折柳”赠别，亦称“灞桥送别”。这一习俗在金朝仍然广为流传。卢沟桥建成后，人们迎接或送别亲友进出中都，常常要到卢沟桥迎送，有的还要在附近旅店留宿，翌日拂晓折柳送别。金朝礼部尚书赵秉文赋诗曰：

“河分桥柱如瓜蔓，路入都门似犬牙。

落日卢沟沟上柳，送人几度出京华。”

“风光满眼尽平川”：元朝卢沟桥畔的文化交流

元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互交融，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更加广泛深入，南北地域存在的差异不断缩小，中华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

元世祖忽必烈建大都城，不仅沿袭中国古代方形或近方形平面的都城建筑特征，比如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而且建造了长方形平面的宫城（皇城）。大都城四面为土筑城墙，城墙以外绕有护城河，开设十一个城门，门外有木制吊桥跨于护城河上。大都城是城市规划中的杰作，奠定了今天北京城的基础。

卢沟桥历史博物馆有一幅复制的元代《卢沟运筏图》，是当时卢沟桥渡口的真实写照：东岸码头一片繁忙。桥东，酒亭、客舍林立，茶肆酒馆相间；桥上，行人接踵、车马不绝；桥西，人马簇拥，市集热闹兴旺。正如元代文人刘时斋所言：“卢沟东边好市廛（chán），风光满眼尽平川。”

卢沟桥上，南来北往的人们络绎不绝。北方少数民族离开大都前往中原，带去各民族传统文化，中原文化也同时远播北方草原。南方许多文人墨客来到大都，游历北方名山大川，或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或开展学术研究。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局面。今天，我们通过《全元文》《全元诗》可以看出，元代人的著作数量可观，不少作品都有很高的价值。

人口流动，推动元杂剧和散曲广泛传播。大量杂剧作家和演员相继南下，杂剧创作中心逐步从大都转移到以杭州为中心的江浙一带，推动了南方戏剧的发展。

遂昌（今浙江瓯海）籍官员尹廷高来到大都，曾经住宿卢沟桥畔，作《芦沟晓月》：

“阑干滉漾晨霜薄，马度石桥人未觉。

滔滔流水去无声，月轮正挂天西角。

千村万落荒鸡鸣，大车小车相间行。

停鞭立尽杨柳影，孤鸿灭没青山横。”

散曲家鲜于必仁写下《折桂令·芦沟晓月》：

“出都门鞭影摇红，山色空濛，林影玲珑。桥俯危波，车通远塞，栏倚长空。起宿霭千寻卧龙，掣流云万丈垂虹。路杳疏钟，似蚁行人，如步蟾宫。”

散曲家蒲道源留下名句：

“卢沟石桥天下雄，正当京师来往冲。”

通过卢沟桥这一窗口，可以看到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各民族和谐共生的历史图景。

“乡心今夕渡卢沟”：明朝官员出仕告归的重要一站

明朝永乐十年（1412年），卢沟桥经历首次修缮后，再次成为进出北京的重要门户。礼部尚书金幼孜这样评价：“千古长桥枕南北，忆曾题柱倚阑干。”

那时，南方大批官员士大夫陆续进京，各地移民相继迁徙至北京附近州县，北京真正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尤其是《永乐大典》的编撰，汇集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是各民族学者、各领域代表人物共同努力的成果。

嘉靖年间，卢沟桥再次改建，基础结构以及桥身建筑更加坚固，卢沟桥也更加繁忙。明代学者黄佐这样描绘当时的场景：

“大车殷地扬尘起，小车轧轧鸣不已。

苍凉似是长安日，呜咽元非陇头水。

玉辇南行筑将台，九重宫阙何崔嵬。

卢沟桥上阑干曲，不似行人肠九回。”

明朝中叶，各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发展。《明史》记载，嘉靖六年（1527年），“遂建历代帝王庙于钦天山之阳”，其中将元朝皇帝置于帝王庙中，表示明朝对元朝作为中国历代王朝之一的认同。

在北京香山南麓有一处晏公祠，据《帝京景物略》《长安客话》所述，晏公祠正殿供奉着古代圣贤石像，其中继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之后，还有元代理学代表人物许衡、吴澄，体现出明朝士人对元朝理学人物的推崇。

明朝时期，在京任职官员达到一定年龄或条件，就会主动或被动离开京城回家乡养老，这一制度得到了严格规范的执行。到了明朝后期，离京致仕归乡的官员途中重要一站便是卢沟桥。

万历年间，礼部尚书于慎行《过卢沟桥》，表达了众多致仕官员的心声，诗云：

“束发承恩禁苑游，乡心今夕渡卢沟。

千峰过雨官桥暮，廿载飞尘客鬓秋。

驿路行分三辅界，宫云回见五城楼。

车中却听浑河水，阅尽归骖日夜流。”

很多官员依礼守法，秉公办事，秉持良好家风，退休归乡时把学问与美德一并带回家乡，至今仍被世人传颂。例如，嘉靖年间大兴知县胡来缙退休回到家乡甘肃天水，被人们称为“心底无私千古公”。在清廉家风熏陶下，胡来缙的儿子胡忻为官公正无私。父子俩的故事后来被编成传统秦腔剧目《父子乡贤》。再如，嘉靖年间户部司务何以尚年老回到广西玉林，传承忠义家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车驰马骤长安道”：清朝卢沟桥的修葺与功用

有清一代，北京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北方商业贸易中心。清朝不仅在城市布局上沿用明朝的格局，而且历代帝王庙也沿袭着明代历代帝王庙，祭祀对象不但增添了明代国君与功臣，还增加了辽、金、元三代帝王及其名臣。这体现了对中华民族传统秩序一脉相承的尊崇，是对中华民族大一统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康雍乾年间，卢沟桥经过多次修葺。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卢沟河漫决，康熙帝下令在河两岸加筑堤防、疏浚河道，工程建成后赐名永定河，取河道永久安定之意。受损的卢沟桥亦于同年重修，并在桥西立碑，记述重修卢沟桥事。在卢沟桥西侧的碑亭石碑上，刻着康熙帝的诗《察永定河》：

“源出自马邑，溜转入桑干。

浑流推浊浪，平野变沙滩。

廿载为民害，一时奏效难。

岂辞宵旰苦，须治此河安。”

乾隆年间，朝廷在卢沟桥设关卡收取过桥税。乾隆帝在位期间，曾经五次南巡，多次拜谒西陵，都途经卢沟桥，因此写下几十首与卢沟桥相关的诗。其中，《过卢沟桥》一诗描绘了当时的场景：

“卢沟来往过多年，螮蝀卧波镇巩然。

上接遥源资束刷，下成巨壑事防宣。

春回冻解沙犹弱，东去河横运恐穿。

无奈漾流筹下口，一劳永逸正难焉。”

纂修《四库全书》期间，全国各地的一流学者聚集北京，还有大量诗歌、散文、书法、绘画、戏曲等方面的代表人物来到首都，他们在经过卢沟桥时，留下许多诗篇。例如，在戏曲方面，乾隆末年各大徽班进京，诞生了京剧。戏曲家蒋士铨作《卢沟桥》云：

“倾囊倒箧诉途穷，行李萧条夕照中。

关吏厌看南去雁，旅人愁伴北征鸿。”

卢沟桥历尽岁月沧桑，见证了金、元、明、清各时期的变迁，见证了各民族聚居融合、和谐相处的历史，见证了北京首都历史文化的丰富与发展。

这座古老的石桥，既承载历史，传承历史，又通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