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祭祀在我国起源甚早，至西周时代逐渐制度化、规范化，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周公制礼作乐，使西周社会建立起完备的礼乐制度，以至于后世的孔子都极为尊崇和向往，发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为政》）的感慨。西周社会的礼乐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对祖先祭祀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礼是西周社会的核心，祭祀是西周社会“国之大事”，祭礼作为二者组合形态，在西周社会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正所谓“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其实，礼从产生之初就被认为与原始的祭祀活动息息相关。《礼记·礼运》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西周时代的祭礼作为祭祀礼制、祭祀礼仪、祭祀礼义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从三个维度对祭礼作出了规定与阐释。就祭祀礼制而言，西周贵族祭祀过程中在宗庙设置、祭器数量、祭品类型、用舞规格、行礼频次等诸方面有严格规定，不同阶层的贵族必须使用与本人身份、地位相称的礼制，不得僭用。就祭祀礼仪而言，西周社会拥有一整套完善的礼仪程式，每一环节皆有与之相配的礼仪，使祭祀活动有章可循，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与实践性。就祭祀礼义而言，西周社会追求“诚”与“敬”，确保了祭祀活动的神圣与庄重。西周时代对祭礼的重视与祭礼建设的完备，成为祖先祭祀兴盛的制度保障。

分封制与宗法制是西周社会的两大支柱。“周人封建亲戚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亲戚间因血缘关系而具有的感情联系，筑起一道捍卫周室的屏藩。”诚然如此。《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皆举亲也。”《荀子·儒效》则云：“（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看来，西周社会分封的对象是以具有血缘联系的同宗作为主体。宗法制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进一步甄别嫡庶，确保嫡长子权力及财产的继承制度。两大制度交织在一起，筑起了一张庞大的血缘关系网，使西周社会重视血缘关系的情结异常浓郁，祖先祭祀恰巧也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教活动。因此，分封制与宗法制营造的重视血缘关系的社会温床，成为西周祖先祭祀勃兴的时代背景。

春秋战国社会激荡，礼坏乐崩，祖先祭祀礼亦在所难免，遭到冲击和破坏。祭祀礼制被僭越的现象层出不穷，原有祭礼规定下的立庙数量、祭器数量等已与主祭者的身份地位严重不符。祭祀礼仪日渐松弛，随意改变礼仪次序犹如儿戏，西周宗庙祭祀祖先最为重要的立尸礼仪，也居然被人们渐渐淡忘和抛弃，以至于战国时代从社会上层销声匿迹。祭祀礼义失去了虔诚、恭敬之心，祭祀过程中虚与委蛇、草草应付，祖先祭祀基本上成了搞形式、走过场，祭祀要求的内在精神荡然无存。总之，从祭礼角度考察，周代祖先祭祀尽管发生了诸多变化，但重视血缘关系的传统始终没有中断，这或许成为认识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

周代祖先祭祀从汉至清的古代学者将其视为礼制的重要内容进行考察，近现代学者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对其展开了研究。本论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利用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民族学资料等综合研究，重点突出了以下内容。第一，祭祀在古代属于吉礼，而论著研究不再局限于吉礼中的祖先祭祀，将其他古礼中的祖先祭祀现象逐一进行梳理和解读，扩大了研究范围。第二，探讨了祖先祭祀与昭穆制度、宗法制度等社会制度之间双向作用的关系。第三，研究了古代巫术思想、阴阳思想在周代祖先祭祀中的反映，借以说明古人的思维模式和祭祀观念。第四，将祖先祭礼分祭祀礼制、祭祀礼仪、祭祀礼义三个维度，从历史发展角度考察周代祖先祭祀变迁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