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1724—1805年），字晓岚，谥号文达，清直隶河间府献县人。是我国18世纪一位卓越的思想家、目录学家和文学家。以总纂《四库全书》名满天下，提纲挈领、穷源追委；年近七十，不复以词赋经心，惟时时追录旧闻，竟作《滦阳消夏录》等五种，总成《阅微草堂笔记》，包罗万象，明理劝戒，可垂后世。

一代文宗纪昀，不是一位腐儒式的学究，他曾经担任我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文献集——《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历时11年有余。《四库全书》的 规模之大远超前代，在体量上超过了明永乐时期的《永乐大典》和清康熙时期的《古今图书集成》，为我国收书最多的目录。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是对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进行审定校理及撰写的提要，因此总纂官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古籍进行广泛的评价并总结审视。《四库全书总目》共录典籍10585种，171558卷，是中国古典目录学方法的集大成者。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十余年中，纪昀始终其事，按照西汉时期目录学鼻祖刘向的分类法，以经、史、子、集提纲，每部书皆摘举要点。通过考证著作源流、划分门类等方式，对录入和未录入典籍的目的理由加以评判。《四库全书总目》基本上囊括了清乾隆以前哲学、史学、文学以及科学、艺文、技术等方面重要的文献典籍，其中的内容提要和评判，为近现代学者研究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一部翔实的著述。作为官修书目，在书籍入选、内容著录、提要、评论等方面，构成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四库全书》这一文化工程，使得清乾隆以前的许多重要典籍得以较完整地梳理和存世。

在主持撰写提要的过程中，纪昀目光如炬，评骘精审，认为学术著作的功能不仅是“有裨于治道，有裨于实政”，更重要的是“有益于教化”。在表扬优秀著作的同时，《四库全书总目》还对与实政无益的、不切实际、纸上谈兵的空谈著作予以反对。比如对明人庐陵晏彦文所著的《续集》一卷中的观点予以批评，指出该书“大旨以道学之 盛衰，定帝王之优劣。而一切国计民生，皆视为末务”。针对明清之际热衷于复古的倾向，纪昀认为不能一味秉承周礼而不合时宜地改制，《周礼》在“时移世变”的形势下“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纪昀主张对圣贤之学明体以达用，就是要学以致用。若儒生著书立说，高谈阔论，累牍连篇，那就“不切合人事”了。纪昀主张“辟其异说”，“黜彼空言”，为防止脱离实际，务必求有用之学。纪昀在总目中提出了重要的学术批评原则，即不能执旧文“绳新制”。他表示要正视时代的变化，摒弃僵死的旧制，“圣人之道，与时俱行”，否则将“窒碍而难行”。清代颜元曾撰写《存治编》，书中大意是欲复井田、欲复封建及寓兵于农等做法。纪昀在总目中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政策的制定应顺应时代，不能因循守旧，指出“古法之废久矣，王道必因时势”。他又说：“时势既非，虽以神圣之智，借帝王之权，亦不能强复。”同样，对于当时“至明代黄谏欲使天下笔札皆改为篆体；顾炎武等人欲使天下言语皆作古音”的复古思想，纪昀也予以了否定。他认为凡斯之类，迂谬抑更甚焉。关于对宋明理学，李学勤先生说“在具体的评骘上，《总目》就不那么持平了。这固然是乾隆时学术界的共同风尚，纪昀本人的思想性情上也于此充分表现。”并形容纪昀对理学“甚至厌恶”，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是“尽情地揶揄理学的”。纪昀不认同理学那 种僵化的所谓道德至上的观点，比如在妇女问题上，苛求“存天理，灭人欲”，表现出了极大的荒谬和虚伪。“人非草木，岂得无情？”纪昀认为这是以压抑、愚昧来扼杀人性，成为封建礼教束缚妇女的精神枷锁。自古以来，贞节的观念一直存在，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道德规范，宋代理学家程颐的名言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对当时的社会氛围影响极大：乡里中设立贞节牌坊，贞节故事广为流传，再加上人们以受旌表为荣，造成了一种“守节才是正常的”的思想，使得妇女在这种社会压力之下，即使生计发生了极大困难，还是坚持守节。鲁迅先生惊叹：“他（纪昀）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理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了。”

《总目·子部》中还对某些文艺著述中的不当之处提出明确的倾向性评语。如宋人米芾所撰《海岳名言》，其中对古人多有讥贬，如谓“欧、柳为丑怪恶札之祖”、“徐浩肥俗，更无 气骨”、“薛稷大字用笔如蒸饼”、“颜鲁公真字变入俗品”等，总目中对此类表述皆表不满。史称米芾得王献之笔法，而在《海岳名言》中不仅对王献之不置议论，竟然说“吾书取诸长处总而成之，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如此弃师，总目中批曰：“殆亦不免放诞矜炫之习”。

除此之外，纪昀还对古籍的个别缺陷一一说明并予以梳理。《林泉高致》是北宋时期创作的一部论山水画的重要论著，为北宋画院翰林待诏、绘画理论家郭熙所著，由其子郭思整理编订完成。这本书中多附有郭思所作释语，是其艺术创作的经验总结。今存六节中的《画格拾遗》和《画记》两节为郭思所写，其中《画格拾遗》记郭熙生平，《画记》记郭熙在神宗时宠遇之事，其余四节皆是郭熙之词。但在旧本中，却题思追述其父遗迹事实而作：“自《山水训》至《画题》四篇，皆熙之词”，同时对书中出现较乱的与郭思述论无关或重复的语句，俱删除未录入《四库全书》。

对于这本总目，历史上多有文人加以评价。徐世昌在《清儒学 案》中表示：“自有典籍以来，无如斯之博且精矣”，张之洞曾言：“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即《总目》）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近代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对《四库全书总目》的得失与价值作了客观中肯的分析评价，结论是不可能无误，但是从大体来看，认为自西汉刘向的《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详典籍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可以说是瑕不掩瑜。余先生自称“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乾隆献县志》中称：“前之名也，以献 王德；后之名也，以文达

公昀。一则于书亡之后广搜博采，使无不获之书。一则于书杂之后主持兼综条贯，使无不修之书，金声于前而玉振于后。”

纪文达公像 纪清远 作

来源：《一代文宗纪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