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外政策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作为长期被视为“次级研究领域”的分支，对外政策分析如今已被重新置于国际关系学科演进的中心议题之中。与此同时，来自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在理论重构、概念创新与方法建构方面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使对外政策分析逐步摆脱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结构，在全球知识体系中的学术地位获得显著提升。

结构约束与主体能动的融合

对外政策分析起源于冷战时期对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的理论化探索。艾利森提出的三种分析模型，突破了“国家为单一理性行为体”的假设，为后来的对外政策研究打开了主体多元化、过程制度化的分析视角。这些模型虽基于美国危机决策经验而建构，但其基本逻辑逐渐被用于解释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国家行为。此后，研究者开始进一步引入国内制度、精英互动、认知偏差等变量，使得对外政策分析逐步从理性行为范式向多变量、多路径范式拓展，并与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宏观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互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兴起。该理论借鉴了对外政策分析关于国内变量和认知偏好的研究成果，通过引入制度结构、国家能力与精英感知，进一步充实了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对外行为的解释框架。这一方向的发展反映出学术界对结构约束与国家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重新界定：在国际权力分配形成结构制约之下，国家行为受制于作为中间变量的国内制度与领导层偏好等因素。

与此同时，建构主义路径对对外政策分析的影响也在持续深化。国家身份、角色期望与外交话语成为理解外交政策演变的重要变量。这一理论路径强调主权国家在结构性环境下的能动性，并为分析非西方国家的角色认同、地位转型及制度参与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此外，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等后主流理论的引入，拓展了对外政策分析在性别、种族、文化、身份等非传统议题上的研究视野。尽管这些理论在某些方面与现实主义的结构逻辑存在张力，但其强调权力的不对称性、知识的建构性与规则的排他性，事实上也为理解国际结构中的制度性不平等与文化霸权提供了重要视角。在与主流范式的互构中，对外政策分析不仅拓展了自身的问题意识，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更新。

学科边界的跨越与深化

对外政策分析研究方法的演进与其理论互构进程相辅相成。早期对外政策分析以深度访谈、案例分析和历史方法为主，强调对单一政策过程的深入还原。随着数据资源与计算工具的不断丰富，研究方法逐渐向定量、实验与混合方法拓展，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

一方面，自动化文本分析技术的发展，使研究者能够处理大量外交声明、领导人演讲和政策文件，实现对国家政策态度、角色认同和战略偏好的系统性量化分析。例如，借助机器学习算法与自然语言处理工具，研究者能够将外交部发言人例行记者会、联合国大会演讲等材料转换为分析数据，识别国家话语的变迁趋势与政策关注重点的转移。

另一方面，行为实验与模拟决策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外交认知偏好与群体决策机制的研究中。例如，在模拟外交谈判场景中，研究者可以考察领导人如何在不完全信息环境下作出战略选择，进而检验诸如损失规避、框架效应等心理机制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此外，社交网络分析、地理信息系统与因果推断方法等，也逐步进入外交政策研究者的工具箱，用于揭示不同国家或行为体之间的合作网络、战略联动与区域影响扩散机制。

在研究对象层面，对外政策分析已从传统的国家行为体扩展至涵盖非国家行为体与复合型政策场域。诸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专家网络以及地方政府在特定议题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对外政策分析研究不仅关注其在国际谈判中的行为逻辑，也探讨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游说介入国家外交战略的形成过程。这一拓展也促使对外政策分析研究更加注重政策议题的多元性，包括气候变化、全球卫生、跨境数据治理、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反映出“问题驱动—机制重构—方法多样”的研究趋势。

全球知识转向与非西方贡献

对外政策分析作为一门嵌套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科体系中的分支，过去很长时间都以美国与欧洲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方法上亦以西方社会科学传统为基础。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能动性日益增强，非西方学者对对外政策分析范式提出了系统性的理论挑战，并在知识生成过程中贡献了具有地方知识特征与实践基础的理论资源。

在中国语境下，对外政策分析研究在保持对国家安全与制度因素关注的同时，逐步发展出强调制度战略与身份重构的分析路径。例如，贺凯等学者提出“制度制衡”概念，指出国家通过参与多边机制与国际制度设计，不仅追求物质收益，更在制度竞争中争夺规范塑造与议题设定权。这一理论结合了结构现实主义对制度约束的强调与对外政策分析对政策工具组合的关注。在理论建构上，学术界逐渐重视以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和外交实践经验对现有理论加以延展与修正。例如，“体用结合”的本体论立场主张在吸收西方范式的同时，以中国的文明意识、历史经验与现实关切为“体”，对话语体系、概念逻辑与方法论进行系统创新。这一主张不仅回应了全球知识结构中的话语不平等，也为对外政策分析研究注入了方法自觉与范式自信。

在拉美和非洲等区域，研究者从“依附”与“自主”的张力出发，强调小国在大国博弈中通过议程设置、政策联动与区域协作争取相对战略空间。例如，拉美学者在“南方外交”理论框架下考虑了“外交灵活性”问题，关注中小国家如何在双边与多边之间寻求政策回旋余地；非洲学者则以殖民记忆、边界建构与部族政治为出发点，剖析国家认同、制度合法性与外交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这些研究深化了对外交政策形成机制中“历史嵌入性”的理解，弥补了西方范式中经验分布不均的结构性缺陷。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非西方贡献不仅体现为理论创新，更体现为议题选择、解释框架与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越来越多的非西方研究者在方法上借助本土经验与跨区域比较，将外交政策分析置于更广阔的政治、文化与历史语境之中，从而突破单一结构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的思维僵局，形成理论与经验互证的研究路径。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7月3日第3167期

• 作者：黄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