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一个由多民族人民共同传承中华文明的时代。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渗透到元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为什么在元代中国会形成如此壮观的多元文化各展姿彩的局面？

首先，这与蒙古人的征服活动有关。

元对中国的统一结束了此前数百年间中国国内五六个民族或区域性地方政权并存、相互割据纷争、战乱频仍的时代。全国范围内的和平环境和地区间的交流为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使文化的创造和繁荣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提升。随着元朝的统一，在全国范围内打破了此疆彼界的阻隔，使得南来北往的不同民族云集于京师成为了可能。不少蒙古人和色目人（包括畏兀儿人和西域各部族）居留内地或大都，他们的生活、风俗习惯随之发生很大变化，有的甚至连姓名也与汉人相同。他们中的一些人从小跟随汉族老师学习诗文、考中进士，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同时，他们还把本民族的生产工艺和特色文化带到汉地，丰富了中华文明。如蒙古族的毡罽术（制造地毯）、畏兀儿族的棉花种植技术、

以及藏族的建筑艺术都传到了内地，促进和提高了中原地区这些行业的技术水平。这些特征在元大都的一些建筑上表现的尤为突出。位于京师西南隅“色白如银”的“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即今北京西城妙应寺白塔，是经由藏地密宗的影响而在汉地建造的第一座喜马拉雅地区佛教塔寺，设计者为尼波罗国（今尼泊尔）工匠阿尼哥。白塔内外的配置则由吐蕃僧人亦邻真依密教仪轨安排。

第二，多语种交际的环境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士人的文化交流。

在元代，蒙古语、汉语和波斯语是官方和民间通用的语言。元代的皇帝和显贵学习通晓汉语者也不在少数。学者研究认为，元仁宗、英宗、文宗、顺帝及其太子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汉文化修养。皇室以外的其他蒙古人，特别是两三代寓居中原和江南的蒙古人，学习汉文化并且达到相当高水平者更多。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元代官方汉语公文由此形成一种很特别的“硬译”（编者注：硬译系由蒙古原文直译而来，语汇虽为汉语口语，却不遵守汉语语法，并且掺杂许多蒙古语、突厥语、波斯语等借词，以致句法乖戾，词语奇特，难以阅读）公牍文体裁，《元典章》和《通制条格》就是用这种体裁写成的。很显然，元朝统治上层研习汉文化的热情势必影响到民间和地方，对于推动多民族士人圈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

第三，科举制度的恢复、儒学教育提升了多民族士人的汉文化素养。

科举制度的恢复、儒学教育和汉文化的熏染不仅提升了蒙古人、色目人的汉文化素养，也给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带来了不少变化。元代前期，就有蒙古人、色目人改用汉人姓氏，或依汉俗取名立字（如廉希宪、不忽木等），中后期此风更甚，读书人多半都取汉名、立字，做官的即使汉文化水平很低或不习汉文，往往也要给自己立个字以示风雅。

第四，元代统治疆域的广袤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蒙古的驿站体系从中国的大都一直通达俄罗斯南部草原和波斯各地，东西陆路交通的安全保障和便利也超越前代。同时，航海技术的发达和造船业的兴盛，使得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日趋活跃。文化交流的直接后果，不仅把北方的陆上商路与印度洋上的海上商路连结成为一体，而且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和胸襟。如此，“九州四海风雅同”，各民族和谐相处成为现实。

毋庸讳言，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并存在世界最东部的大都城尽显它五光十色的风采，其意义甚至超越中国文化本身，而真实地体现出了人类“大历史”的脉动。

西城区阜成门内妙应寺——是经由藏地密宗的影响在汉地建造的第一座喜马拉雅地区佛教塔寺 傅忠庆摄影

来源：《大都诗文名家宋褧与多民族士人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