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赛金花和一个仆佣人住在于北平前门外居仁里，本来无声无息。因为经济窘迫，有人替她写了一个呈文，说她庚子年间救过人，请求当局蠲免她的大洋八角房捐。一家小报的记者把这个呈文拿在报纸上发表了，立刻引来关注。

据当年曾在北平报纸当编辑的赵效沂说，把赛金花炒热的，是《实报》的创办人管翼贤。此人“为政客式报人，翻云覆雨、制造舆论为其能事”（日寇占领北平后，他沦为汉奸，后被新中国政府枪毙）。管翼贤约了北平《晨报》、天津《庸报》《大公报》的记者一同前往居仁里，“一夕之间，赛金花之名大显”。赛金花也成为了管翼贤手中的一个活宝，“每有宴请朝野名流欢聚时，必邀赛金花陪席”。胡适、傅斯年等，均曾于赛金花共坐一席。“席间，赛（金花）不免信口胡诌”，在座之名流“均有欣然之色”。赵效沂说，他半世纪以后对此记忆犹新（赵效沂曾就职于《申报》（汉口版）和《中央日报》，后侨居美国）。

受管翼贤之邀的名流里，就有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刘半农。他决定采访赛金花，写一本《赛金花本事》。据刘半农的女儿刘小蕙回忆：

刘半农约赛金花在王府大街古琴家郑颖荪家中会面。……谈到吃晚饭时刻，就共进晚餐。郑家离东安市场近，就在东安市场大鸿楼叫了几个菜。赛金花有阿芙蓉(鸦片烟)癖，晚饭后该吸鸦片烟提提精神，于是就到后室休息，烟榻横陈，喷云吐雾后再谈下去。如是者三次。

吹牛撒谎能赚到吃喝，还能有大烟抽，赛金花何乐而不为！《赛金花本事》就这样根据赛金花的自述写成了。也就是说，所有的“事实”都出自赛金花一人之口。据刘小慧说，与赛金花交谈八九次后，刘半农热情大减。虽然采访有满意之处，从中解决了许多以前的疑惑或不甚了解的事情，但更多的是失望。特别是社会上传闻最多又扑朔迷离的“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赛金花是否救过百姓”一事，赛金花在交谈中一直躲躲闪闪，设法回避。

据齐如山说，他听说刘半农要给赛金花写书后，曾提出过忠告劝阻。刘半农似乎有动于衷，但事实上没起作用。刘半农写《赛金花本事》的初衷之一，是帮助亏损的星云堂书店渡过难关。星云堂是海王村（琉璃厂）的一家书店，出版过刘半农的著作。刘小蕙回忆说：

刘半农和星云堂书店都看好这一商机。“星云堂”更是希望借此书出版，扭转亏损局面。于是双方商定，每周邀请赛金花访谈两三个下午，汽车接送，预备一顿晚餐，谈话地点设在郑颖荪家。交通、餐饮费及给予赛金花的款子，暂由“星云堂”垫付，约四五百元。当时赛金花生活捉襟见肘，刘半农也答应，传记收益的一部分送与赛金花，这不仅合情合理，更可据此得到赛金花配合。

署名“刘半农初纂、商鸿逵纂就”的《赛金花本事》，1934年10月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了，这时刘半农已经病逝。本来就亏损的“星云堂”已垫付不少资金，这本书已然是非出不可了。出版后虽然畅销一时，但并没有能扭转“星云堂”的亏损局面。

北大校长胡适说：“北大教授为妓女写传，还史无前例。”正因为是出自北京大学教授之手，这本书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各家报纸采写的《赛金花传》《赛金花访问记》，以至于“引得影后胡蝶也萌动了演赛金花之心”。赛金花更红、更火了。

1936年，赛金花病死。《实报》出面为其募捐，获得七百多元，丧事办得隆重而风光。张次溪联系社会名流潘毓桂（大汉奸）、杨云史等为其撰写碑文。有“江东才子”之誉的杨云史致信张次溪表示，碑，我可以写，但有两件事必须定下来：“一曰定名称也”，他认为称赛金花墓为“灵飞墓”比较合适，“既雅驯而留其真面目也”；“一曰核事实也”，他认为有些文人“不书事实，为求刊物利市、耸动耳目，至谓其（赛金花）有功国家，信口雌黄矣。”——杨云史是李鸿章的孙女婿，令其最不能容忍的，是小报上登载的李鸿章跪请赛金花帮忙和谈一事。小报上说，李鸿章屡次请赛金花不到，只好亲自造访，赛金花又不见；“乃摒去驺从，徒步造膝”，到妓院跪求赛金花去说动瓦德西。杨云史说，此说真令人作呕、发指！作为朝廷重臣的李鸿章“岂能跪求娼寮”？杨云史说，庚子之夏，他和他父亲一直随侍李鸿章于贤良寺，李鸿章“自入都后，即未出门一次”，哪会有去娼寮求老鸨帮忙这样的事！——然而人们对真相不感兴趣。李鸿章上门跪求赛金花的情节，成为日后《赛金花》戏剧中的重要桥段。

1992年10月16日，《文汇报》副刊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我的父亲刘半农》。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记忆中，刘半农曾说过：赛（金花）的叙述不尽可信，有令人失望处。”半个多世纪之后的这么一句平淡的真话，无论如何也抵消不掉《赛金花本事》中那些谎言所造成的影响。有道是：“一天能卖三担甲（假），十天难卖一担针（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