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底去中山大学中文系出差，自然要去位于校内的陈寅恪故居看看。

拜谒陈寅恪，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这位年少负笈欧美，在治中古史与中古文学方面饮誉士林，又在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研究等领域卓有开拓之功的东方语文学家，大约是每个中文学子心中的贤人模样。我在高中时期就观看了关于陈寅恪的纪录片，但那时的我，更多只是感叹这位学术大家的宏瞻学识和令人唏嘘的遭遇坎坷。

随着辗转求学，我阅读了先生的《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等著作，又在学习比较文学与西方古典学的过程中，了解到近代学人在中西学问的交融并通中对伟大学术理想的执着追求，也越发体会到他的那句“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意义。于是总想着，什么时候能去陈寅恪居住生活过的地方“学术朝圣”？这一次，总算有机会了。

陈寅恪故居，就在中山大学的南校区里。这处校区地势开阔，毗邻珠江，校内古树参天，绿草如茵，还有一个美名——康乐园，因东晋诗人康乐公谢灵运被贬后居住于此而得名。

康乐园原本归属岭南大学，20世纪50年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此处便划归中山大学所有。从校区南门进，便踏上了逸仙路，这条路南北贯通，可算是康乐园的“中轴线”，大约历史悠久的大学校园，总要有一条类似的路。校内最有名的历史建筑或直接陈列于这条路上，或分列道路两侧，承载着这所世纪名校的百年来的风雨沧桑。

走过中山楼，绕过怀士堂，以孙中山铜像为坐标向东走去，可见一幢小小的二层红楼在蓊郁绿荫中静静矗立，那便是陈寅恪故居。这栋建筑始建于1911年，由美国人麻金墨夫人捐建，故名“麻金墨屋”。实际上，麻金墨夫人于1913年又捐建了另一栋建筑，为表示区别，陈寅恪故居便成了“麻金墨屋一号”。

1948年，陈寅恪接受了时任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邀请，任该校中文系、历史系教席。当年年末，他携家人去往广州，于第二年初住进康乐园西南区五十二号，1952年夏，又迁居东南区一号楼上（即今天的陈寅恪故居）。彼时中山大学与岭南大学合并，陈寅恪便移教中山大学，继续在中文系与历史系执教，并在这幢楼里度过了漫长而不平常的十六年。

面对故居，拱形门左上角挂着门牌“东南区一号”，这应该是岭南大学时的校区门牌了，右侧则挂着一块竖条木匾，金漆镌着“陈寅恪故居”五字，由曾任中央文史馆馆员的饶宗颐题写。落款“己丑选堂题”，钤印阴文“饶宗颐印”和阳文“固庵”。

“选堂”和“固庵”分别是饶宗颐的号和字，上一个“己丑”年是2009年，那正是中山大学85周年校庆之时。白云苍狗，中山大学于今年迎来了世纪华诞，陈寅恪与饶宗颐也都已作古，但肉体易朽，精神永光，他们仍留有文字、言行供后人纪念、凭吊。

故居北侧的草坪上，有一座陈寅恪的坐姿铜像，也是2009年放置的。陈寅恪坐靠在藤椅上，左手轻轻握拳搭在扶手，右手则紧握着一根拐杖。雕刻家落刀细腻，先生瘦削的面庞、额头上的几根皱纹、深深抿起的双唇，几处神态表情组合在一起，仿佛他正沉浸于某个问题的思考之中。雕像直视前方的坚定而又深泓的眼神，绝不会令人想到原来他的主人竟然双目失明。那眼神也有着独特的魔力，吸引着过往的人驻足与之对视。

当我与之接触时，脑海中不自觉浮现出他为王国维撰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那句“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这是陈寅恪对王国维的评价，又何尝不是陈寅恪自己毕生践行的准则？在某种意义上，陈寅恪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托命之人”，他对学术的追求、对学问的执着脱离了尘俗的桎梏，他的心情、思想、精神、意志也在中华大地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

遗憾的是，我在中山大学驻留的几天里，故居一直处于休馆中，并未对外开放。我只能每天在陈寅恪故居旁，沿着他曾经走过的小路彳亍而行，时而抚摸紧闭的百叶窗，然后在门前静立，在铜像前沉思，久久不愿离去。

离开广州的那天，我又一次进了校园，和先生默别。离开的时候，却突然想到了什么。是的，没能进到故居里观察、感受陈寅恪真实生活的痕迹，自然是一种遗憾，但我不会因为没有进入故居而放弃对陈寅恪的仰望与对其精神的追寻，就如同人类对真理的追问必然会在关于人的深描中持续下去，不会因为偶得的结论而停止。

个人的、未完全实现的心愿，在此刻似乎有了一种普世性的、“永远在路上”的学术追求与抱负的意味，它们仿佛两个省略号组合后的无限延长，达成了某种奇妙而悠远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