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愚自称原名时敏，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史载刘16岁时，因感异梦而自宫（阉割）。万历二十九年选入皇宫，隶属司礼太监陈矩名下，后升为司礼写字奉御，再升为监丞。天启初年，魏忠贤擅政，其心腹李永贞任司礼监秉笔，以刘善书，好学多文，乃派在内直房经管文书。魏、李多密谋，对刘颇为猜忌。刘目击逆党所为而无可如何，乃改名若愚，寓苦心二字以自儆。崇祯二年定逆案，魏党李永贞斩决，刘若愚被处斩监候。刘若愚因为受诬蒙冤，有苦难申，而魏党司礼太监王体乾、涂文辅等则黄金买命得以漏网。在幽囚悲愤中，刘乃撰写《酌中志》，记述在宫中数十年的见闻，并进行说理申冤以自明，由崇祯二年至十四年陆续写成这一部颇具特色的明代杂史。之后，刘终于得到了赦免。

《酌中志》是一部比较翔实可信的著作。书中详细地记述了由明万历朝至崇祯初年的宫廷事迹。《酌中志》详细地叙述了万历三十一年的《妖书》一案，这在《明实录》、《明史》以及大臣列传中，间或简略地写了一些，但从未有记载“妖书”原文及缉捕、审讯经过的。而《酌中志》却将此案的始末细节详细写出，并且将“妖书”即《国本攸关（续忧危竑议）》的全文抄录了出来，披露于世，可以补史书的遗缺。

“妖书案”是明末发生的一场由于立储问题引起的党争事件。这个案件主要集中在万历皇帝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身上。葬在北京明十三陵定陵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统治大明朝达四十八年之久，是明代享位最长的皇帝。而他的儿子明光宗皇帝朱常洛与其父相反，在位仅一个月就死了，是明朝在位最短的皇帝。由于光宗在位仅一个月，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营建自己的陵寝。死后安葬在废弃的朱祁钰（景泰帝）的陵址处，名为庆陵，位于十三陵中的长陵西北1.5公里，献陵西北约0.5公里处。

明神宗长子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原本是一名普通宫女，在慈宁宫侍奉慈圣太后（明神宗生母）。有一天，明神宗来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刚好太后不在，神宗正要离开时，发现了清秀可人的王氏，于是私下临幸。按照宫中规矩，皇帝临幸宫女，应该赐一物件给对方，作为临幸的凭证。但明神宗认为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私下临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所以没有给王氏任何信物，自顾自地去了。谁知道这片刻风流后，王氏竟然怀上了龙种。慈圣太后也是宫女出身，知道此事后不但没有为难王氏，还十分高兴地召来明神宗询问究竟。但出人意料的是，明神宗竟然矢口否认。只是这否认没有什么效果，皇帝的日常起居都有专人记录，明神宗临幸王氏的事早就被记录在《起居注》中。实在无可抵赖了，明神宗才红着脸默认了。

十月怀胎后，王氏生下了明神宗的第一个儿子——朱常洛。王宫人虽然被立为恭妃，但皇长子朱常洛一直没有被立为太子。万历十四年，宠冠后宫的郑妃生下一子，取名朱常洵。因为郑妃是皇帝的心尖，生了儿子后，明神宗立即晋封郑妃为贵妃。大学士申时行等认为皇长子朱常洛年已五岁，生母恭妃一直未闻加封，但郑妃刚刚生皇子，即晋封册立为贵妃，显见是郑妃专宠。大学士们担心将来有废长立幼的事情，于是上疏请册立东宫（皇太子住的地方，借指太子）。但明神宗在郑贵妃的怂恿下，总想借机立朱常洵为太子，于是就想出了种种办法拖延，但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当时册立太子又叫国本，因此，皇帝与大臣间的这场斗争又称为“国本之争”。大臣力争，要立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一拖再拖，大臣一争再争，斗争了十五年，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才正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

朱常洛虽然当上了太子，但日子并不好过。明神宗不大喜欢他，郑贵妃也对太子位虎视眈眈，随时想“易储”。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十一日清晨，内阁大学士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份题为《续忧危竑议》的揭帖，指责郑贵妃意图废太子，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不仅朱赓收到了这份传单似的东西，之前一夜，已经在京师广为散布，上至宫门，下至街巷，到处都有。《续忧危竑议》假托“郑福成”为问答。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书中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用朱赓为内阁大臣，是因为“赓”与“更”同音，寓更易之意。此书大概只有三百来字，但内容却如同重磅炸弹，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时人以此书“词极诡妄”，故皆称其为“妖书”。明神宗得知后，大为震怒，下令东厂、锦衣卫以及五城巡捕衙门立即搜捕，“务得造书主名”，“妖书案”由此而起。至万历三十五年，顺天府学生员敖生光作案被抓获，首辅沈一贯抓到了“妖书案”的垫背人。经严刑逼供，敖受刑不过，便自认是“妖书案”的作案人。此案才算结束。到了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又发生“梃击案”。万历四十八年八九月之交又发生了“红丸案”和“移宫案”。“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史称“明末三案”。明光宗朱常洛在服用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第二粒红丸后于万历四十八年九月一日五更一命呜呼了。

《酌中志》卷十八《内版经书纪略》是研究明代内府刻书的重要参考资料，记录内府刻本150余种。书中还详细记载有：“佛经一藏，计六百七十八函，十八万八十二页。共用白连四纸四万五千二十三张，蓝绢二百五十三匹七尺四寸，黄绢二十六匹二丈四尺一寸，黄毛边纸五百七十张，蓝毛边纸四千九百十二张，黄连四纸三百四十七张，白油纸一万八千九十五张，黑墨二百八十六斤八两，白面一千二百二十五斤，白矾四十五斤。”

1994年5月，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的《酌中志》以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海山仙馆丛书》的《酌中志》为底本，以故宫善本清康熙内府钞本进行校对，并增补了海山仙馆本遗漏失收的文字。并在每卷之末附有校勘记，凡涉及内容上的异文、错字、脱落、失收以及衍文等，均一一注明，予以改正、增补。北京古籍校订出版的足本《酌中志》为广大读者研究明史、明宫史以及客魏阉党罪行提供了完整丰富的参考资料。北京古籍校订出版的足本《酌中志》是由冯宝林先生点校的。

冯宝琳先生是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老一辈研究馆员，上世纪50年代曾为国家图书馆善本及名人手稿的征集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成绩显著。

作者系北京工业志鉴专家

原北京工业志编审

北京收藏家协会会员

2025年8月3日重录于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