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四大名著”中，《西游记》因其神魔小说的属性而具有极大的想象空间，不断被后世改编，在影视、动画、游戏等领域大放异彩。在国产电影与数字文化产业崛起的背景下，《西游记》改编再掀热潮，出现了《黑神话：悟空》（以下简称《黑神话》）等现象级作品。新改编的作品虽形式和载体各异，却都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延续着原著的精神内核，彰显出《西游记》的深厚文化底蕴。

“历难—成长”：西游故事的基本框架。《西游记》的故事源于玄奘取经的史实，其成书于明代，表现出扬佛抑道的基本倾向。与道教的“乐生”思想不同，佛教讲求“苦行”，这就奠定了西游故事“历难—成长”的基调。唐僧的三个徒弟虽有神通，但也不能通过神通走捷径，需与唐僧一道历经磨难，才能得正果。改编作品即使主体并非取经故事，也多融入佛理哲思，并通过“历难”或“成长”主题与原著建立关联。

电影“大话西游”系列的《月光宝盒》与《大圣娶亲》，将至尊宝与白晶晶、紫霞的情感故事置于孙悟空护送唐僧取经的大框架下展开，并通过月光宝盒咒语“般若波罗蜜”、脚底“三颗痣”等强化与佛理的联系，使人物的情感纠葛转变为“破执念”“度三苦”的人生隐喻。影片也由此超越了简单的爱情故事，表现出深刻的哲理思考。

游戏《黑神话》的剧情以孙悟空取经成佛后为起点。悟空不仅要面对妖怪，还要面对心魔，这与《西游记》中唐僧师徒面临艰险环境、邪恶势力和自身弱点的考验有内在的一致性，从而将打怪通关之路转变为心性修炼之旅。游戏“一念成佛，一念成魔”的主题，正契合了《西游记》第十三回所揭示的“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的佛学思想。

当然，如果仅有佛理内核，《西游记》还不足以深入人心。它能获得广大观众的热爱，还源于明代心学思潮赋予小说的价值理念——追求个性、探索自由，而这本就是人类文明经久不衰的话题。这两者又集中体现在孙悟空身上，在某种程度上，衡量《西游记》改编成功与否的标准，就在于改编作品能否塑造出获得广泛认同的孙悟空形象。

“反叛—皈依”：孙悟空形象的双重性。孙悟空是《西游记》的核心人物，也是名称最多的人物，如“美猴王”“孙行者”“心猿”等。在改编作品中，其最常用的名号是“齐天大圣”和“斗战胜佛”，两者分别象征反叛与皈依。孙悟空形象偏于“反叛”或是“皈依”，折射出不同时代对自由与秩序关系的思考。

20世纪60年代的动画片《大闹天宫》通过“大闹天宫”这一标志性事件，将孙悟空反叛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影片更改了原著中孙悟空被压五指山的结局，让他回归花果山，说明反抗斗争的胜利。这种对“战斗英雄”的赞美也一度成为改编作品的基调，如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突出表现了取经团队的群像，但其中孙悟空的英雄形象仍十分鲜明。

1995年上映的“大话西游”系列电影，可视为孙悟空形象由“英雄”向“普通人”转变的标志性作品。面对爱与责任抉择困境的至尊宝，正是无数普通人的缩影。孙悟空形象也因“反叛—皈依”的双重性而显得更为立体真实。2000年出版的网络小说《悟空传》则将孙悟空分解为两个形象：一个是失忆迷茫的取经者，另一个是不屈不挠的齐天大圣。这种双重身份的设定，不仅丰富了人物层次，也揭示出时代转型期个体面对自由与秩序冲突时的复杂心理。

此后，孙悟空的“反叛”形象有所淡化，改编作品多强调其自我觉醒与成长历程，这也正是《西游记》所强调的“心性修炼”。如在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因大闹天宫被封印的“落魄大圣”最终恢复法力，这种“归来”即精神皈依后的“重生”。影片融入了动画电影常见的爱与责任、梦想与成长的主题，使“反叛”的内涵由“反抗权威”转向“抗争命运”“皈依”的内涵也从归顺佛门转向顺从内心。

在2024年的游戏《黑神话》中，孙悟空重新以战斗面貌出现，与《大闹天宫》遥相呼应。不同的是，游戏始于成为斗战胜佛的孙悟空无法忍受天条约束，由此与天神展开对决，从而将“反叛—皈依”倒置为“皈依—反叛”。由大圣之意所化的天命人，其终极对战者却是大圣的残躯，这种“自己打自己”的框架设置，不仅突破了“反叛—皈依”的传统模式，还将“历难—成长”的基本框架予以升华。成魔或成佛源于内心的选择，真正的成长不是向外追寻，而是向内探求。值得一提的是，借助游戏载体的互动性，《黑神话》为悟空设置了多元结局：或戴上金箍，成为新的“大圣”；或不受金箍束缚，打破命运枷锁；或再闹天宫，释放自由野性等。这反映出个体自我成长路径的多样性。

“解构—重构”：《西游记》改编的边界。除了孙悟空，中国的神魔小说还有另一个典型的反叛形象——哪吒。孙悟空“大闹天宫”和哪吒“闹海”，皆通过“闹”体现了对既有权威（君权/父权）的反抗。在近几年的神魔小说改编热潮中，哪吒与孙悟空均有“破圈”之作。如《哪吒之魔童闹海》和《黑神话》，前者宣扬“我命由我不由天”，后者以“天命人”反抗“天命”，均展现了个体在命运面前的主动选择。这不仅解构了古代神魔小说宿命因果的逻辑框架，也重构了现代语境下个体自我实现的叙事模式。哪吒和孙悟空均被塑造成佛与魔临界点上的矛盾主体，故事主角不再是单一的英雄形象，而是承载着人性挣扎与自我反思的复杂个体。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当代观众对个体价值的关注，也揭示出传统经典在当下文化语境中进行改编的多种可能。

在“解构—重构”的过程中，如何划定改编的边界？《西游记》改编的成功作品提供了参考答案：其一，不能改变人物的核心特质，如孙悟空可以不“皈依”，但必须有“反叛”和“自由”的一面；其二，不能违背原著的基本精神，如《大话西游》看似颠覆了孙悟空形象，但至尊宝戴金箍成为悟空，正是对原著“舍小我成大我”的精神继承，让孙悟空有情有欲，也是《西游记》佛教思想框架下的合理延伸，这一点在小说续书《西游补》中已有过先行的尝试；其三，不能脱离作品的文化语境，《大闹天宫》改变故事结局、《黑神话》加入国际视野等，都未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恰恰是以民族元素与古典美学保留了《西游记》的文化精髓。

在此基础上，改编作品可以对文学经典进行多模态呈现，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皮影戏《大闹天宫》将水墨画、剪纸等元素与皮影戏相结合；游戏《黑神话》加入“三弦说书”，借助游戏载体传播非遗文化等。这不仅可以实现传承与创新的融合，也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有益思路，使古老故事焕发新生，让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作者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法学院副教授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8月4日第3189期

• 作者：张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