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周恩来总理给核试验工作提出一个16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为了迎接那个惊天动地的时刻——零时，为了获得一系列重要的试验数据，卫生防护大队的队员们遵循周总理的要求，在紧张艰苦的环境中全力以赴地奋斗着。
“布点”，即在零时前根据不同要求，把动物等实验物布放在预定地点。这项工作既紧张又熬人。由于核爆炸是项综合性试验，要“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各军兵种以及公安、铁路、建材、化工等部门都要按各自试验目的进行“布点”。于是，试验场上出现了飞机、坦克、火炮、舰船、桥梁、碉堡，还有地铁车站、居民大楼、作战指挥部……与之相配合，实验动物就成了这些设施中的“主人”。以核装置爆炸的地方（即爆心）为圆心，划个大圆，再划分出360度，第260度线是分给后勤效应大队的，叫做“生物线”。
每次核爆前一星期左右，卫生防护大队就要从100多公里外的宿营地进到离试验场区20多公里的地方建起前进营地，在“生物线”上为布放实验动物盖房、挖沟，并与各单位落实配合试验事宜。核爆两天前，“布点”开始，队员们先要对动物进行精心的零时前保健，透视、喂药、驱虫、作B超、查肝功，记录下正常数值，以备核爆后对照。赶上天凉，还要给动物吃点预防感冒的药。“布点”时，队员们依照核爆当量大小的不同以及空爆、地爆的形式，在距爆心不同距离上布放好实验动物，用它们来检验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沾染等核武器杀伤特点，找出防护救治办法。各种动物摆放的方向、姿势、遮掩程度也都有严格要求。比如，在研究小当量空爆开阔地面生物损伤情况时，就要把动物装进铁笼，体侧向爆心，分布于离爆心700—2000米的开阔地带上。在研究10万吨级地爆对生物综合杀伤作用时，就要把动物分布在距爆心800—2400米不同地点的兵器、掩体中或开阔地上。在开阔地带，为观察烧伤程度，还要剪下动物背部部分毛，以模拟实战下人体裸露面积。总之，每次核试验，都要围绕研究课题进行五花八门的“布点”。为此，队员们常常要在戈壁滩中跑数百公里，忙几昼夜也睡不上个囫囵觉。不光如此，把那些小动物“扔”在大漠荒野里，有的队员精神上还要受“冲击”呢。特别是那些从北京带去的狗，队员们与它们朝夕相处，建立了感情。“布点”完毕，一些女队员舍不得离去，还要对着心爱的小狗哭哭鼻子哩……
神秘的戈壁大漠，最让人摸不透脾气的就是风。
核试验对地面风向有要求，必须是从西向东刮，这样就可以保证住在西部的场内人员安全。虽说试验前气象部门的预报是准确的，但天有不测风云，有时核爆前准备工作全部就绪，风向突然变了，或是下风向地区出现阴雨天气，为不让放射性尘埃被雨水带到地面，核试验只得推迟。这时，卫生防护大队的同志就辛苦了，他们得把已布好的动物一个个收回，以保证它们健康。有一次，刚布完点，上级通知收回。收回了动物、回到营地不久，上级又通知马上布点！就这样，变化莫测的天气竟使布点工作来回折腾了一个星期。于是，队员学“精”了。遇到收回情况，他们干脆把动物安排在车上吃住，自己守在一边。啥时来了布点命令，开车就往场区跑。虽然辛苦，队员们却始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那时，每次核爆计划确定，整个试验场数万人员就只有一个中心、一个声音。场区规定，核爆前4小时 ，所有人员必须撤到几十公里外的安全观察点去，因此，每当撤离时间一到，场内千军万马可以说是“齐步走”。不过，有一次卫生防护大队险些遇到了“麻烦”。
那是次大当量核试验前夕，紧张的“布点”工作完成后，队员们顺序撤离。队长王瑞发一点人数，哟，少了一人！喊哑了嗓子也不见人影。场区这么大，时间又紧，可把大家急坏了。搜索队四处散开，费了好大劲，终于在撤离的最后期限前，从几公里外一个隐蔽的布放点里找到了那个队员，总算没有影响整个试验。原来，这位同志研制出一种抗辐射药，只有服后两小时内才有效。为获取最佳效果，他冒险藏在现场，想等到核爆前两小时喂狗服药后再撤。谈起这段往事，王瑞发不无感慨：“是啊，那位同志的牺牲精神值得称赞，但他违背了整体要求。核试验是上万人参与的大行动，任何部门都出不得半点差错，不然哪来的核试验成功呢！”
“不带着一个问题上场”——周总理这一要求时常回响在试验场上数万参试人员的耳边。为确保各项工作万无一失，当时场区的安全检查制度非常严格。
王瑞发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那是一次核试验完成后，卫生防护大队一位同志发病，场区又难以诊治，王队长连夜与上级联系，打算送他回条件较好的马兰基地治疗。第二天一早，俩人赶到场内机场，只见一架安—24型飞机正待命发动。几个维修人员刚检修完飞机，照惯例顺序接受机场安全员的查验。当查到一位维修员时，一个小小的情况引起安全人员的警觉——他上衣兜里的钢笔怎么少了半截儿? 那半截笔在哪儿?维修员一时也蒙了头。
安全员马上意识到有问题。他果断下令，飞机不得发动，全体维修员重新各就各位，仔细查找。果然，在即将发动的飞机发动机里，找到了维修员不慎失落的那半截钢笔。好悬！如果发动机打火，后果不堪设想。
在罗布泊核试验场10多个效应大队中，卫生防护大队是唯一用电影摄影机记录下动物试验情况的单位，从而保存下大量核爆瞬间的“镜头”和动物损伤、救治的真实记录。当年，电视摄像尚未在我国普及，电影摄影机也是稀罕东西，上级有关领导曾答应全力支持。为给国家节省资金，卫生防护大队的同志以仅有的一台老式电影摄影机为主，又东借西凑搞到4台国产“红旗”和进口“包莱克斯”16mm电影摄影机。摄影员王纪海、李凤藻等同志为拍摄工作付出了艰辛。
“拍核爆场面可不容易。”李凤藻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每次核试验前都要在不同地点建起拍摄点，通过有线遥控方法，由离场区20公里外的主控室控制自动开机拍摄。”拍摄地下设施的试验情况好办，把机器固定住，装上废汽车轮胎之类的简易防震设备和汽车电瓶供电的照明灯，到时候开机就行了。难办的是地面上。根据需要，摄影机安放点距爆心距离不同，最近处只有3公里。有的拍摄点怕冲击波激起的尘土挡住视线，还要把机器架高8米以上。这样，就起码要求摄影机要防火、防震、防冲击、防放射性沾染。那时，没有先进的防护设施，队员们想出不少行之有效的土办法。他们在地上筑起个10多吨重的混凝土大墩子，活像个大碉堡。拍大场面时，就在墩子上面支起个8至9米高的钢架。摄影机被固定在水泥墩或钢架上，再扣个厚钢板罩子。镜头前特殊的防护玻璃就只得破费点了，安装碗口大的一块光学玻璃就要花3000多元。防震、防烧则采用橡皮圈、石棉布等普通材料。就这样，卫生防护大队10多年里拍摄了上万米的电影资料，仅难得的核爆“零时镜头”就有80个。工业卫生实验所从这些资料中精选出6000米胶片，编辑成5部纪录片，获准发行后引起社会上的关注和兴趣。这是我国唯一的一部系统反映核试验对生物杀伤力和防护救治办法的影片。（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