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京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见证。古都文化的深厚底蕴，京味文化的独特风情，红色文化的热血基因，创新文化的蓬勃锐气，在此交融激荡，共同铸就了这座世界名城博大而鲜活的文化肌理。《北京文史集萃》荟萃北京古今文史，凝炼千年京华记忆，着力展现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发展脉络与时代传承。本专栏旨在为读者开启一扇了解北京历史，感受中华文化魅力的窗口。

王国维（1877—1927年），初名国桢，后改国维，字静安，亦字伯隅，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先生学识博大精深，中西融汇、古今贯通，一生从事哲学、美学、文学、戏曲史、甲骨文、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蒙古史、西北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涉猎广泛、著述宏富、独辟蹊径，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王国维（1877—1927年）

潮起钱塘 初涉新学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县城（今盐官镇）双仁巷内王氏旧宅。其高祖父王建臣、曾祖父王溶、本生曾祖父王瀚、祖父王嗣铎、本生祖父王嗣旦皆为国学生，父亲王乃誉曾为溧阳县幕僚，后因生活所迫弃儒业商，贸易之暇攻习书画篆刻及诗赋文辞。生母凌氏，1880年不幸病故，后父亲王乃誉娶同邑叶氏。1886年，全家迁居县城西门内周家兜新屋。王国维七岁时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酷爱阅读，“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馀晚自塾归，每泛览焉。”祖父去世后，父亲王乃誉“奔丧归，遂里居不出，在家教国维读书，发行箧中藏书，口授指划，每深夜不辍，诗文时艺，皆能成诵。”1892年，王国维考中秀才，与褚嘉猷、叶宜春、陈守谦合称“海宁四才子”。次年，王国维肄业于杭州崇文书院。青少年时代王国维接受的传统教育亦或说是旧学，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根基。

王国维虽喜好读书，但对刻板僵化的八股文则缺乏兴趣，他在自序中说：“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甲午海战后，新式教育蓬勃兴起，此时王国维思想上已然发生了变化，两次乡试不中后，“倾向新学，于是弃帖括而不为，绝举业而不就”，但苦于家贫而无资游学。1898年初，王国维到上海任《时务报》书记校雠，虽薪资微薄，却开启了人生事业的端始。不久，由罗振玉等人创办的东文学社开学，经《时务报》馆主汪康年同意，王国维每天午后三小时到社学习。夏季因脚气病回乡，待王国维病愈返回上海后，《时务报》因庚子之变而解散，罗振玉将其引介入东文学社负责庶务。此一时期，王国维跟随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学习日文兼学英文、数理、化学等，开始接受西方思想文化，“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

探赜哲学之索隐

钩深美学以致远

北乱稍定，1902年2月王国维受罗振玉资助游学日本，“亦从藤田君之劝，拟专修理学。故抵日本后，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夏天又因脚气病归国，任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执事兼任《农学报》《教育世界》杂志编译，并从藤田研读西洋哲学著作，旁及欧文、西洋文学、美术，自此开启了“独学时代”。王国维早年历经戊戌变法、甲午海战、庚子之变等，政治、文化的冲突裂变令他身处困惑、忧患之中，而哲学的思辨无疑为其点燃了一盏明灯。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此后，王国维开始大量阅读社会学、心理学及哲学等有关西方著作，“次岁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可以说，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正契合了王国维的“性复忧郁”，对其此后的人生和学术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1903至1905年，王国维先后任教通州师范学校（南通）、江苏师范学堂（苏州），讲授心理学、哲学等课程，课余继续钻研西方哲学思想。同时，王国维协助罗振玉主编《教育世界》杂志，并在其上刊发研究成果。如《哲学辨惑》（1903年)是王国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主要针对清廷大臣张之洞等人诟病哲学并拟取消大学堂哲学系，而提出哲学非有害之学、哲学非无益之学、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等五项“辨惑”；《论教育之宗旨》（1903年）一文提出德育、智育、美育“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为我国教育史上倡导德、智、体、美四育并重之始；《红楼梦评论》（1904年）是王国维关于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他应用西方近代哲学和美学，特别是叔本华美学思想评论《红楼梦》，开以西方哲学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之先河；《周秦诸子之名学》（1905年）是王国维运用西方哲学论述先秦诸子的重要论文。

深耕文学填词阙

始志戏曲著华章

1905年11月，王国维辞去教职。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后因父亲王乃誉病故而奔丧归里。1907年，王国维受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担任京师图书馆编译。1910年，兼充学部名词馆协修。此间，王国维“于治哲学之暇，兼以填词自遣”，诗词创作的成功使其兴趣由哲学转向文学。他在自序中言：“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阙，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

1906年，王国维集所填词61阙成册刊行，初名《人间词甲稿》，后名《人间词》。1907年又集43阙曰《人间词乙稿》。1908至1909年于《国粹学报》刊登《人间词话》，此为王国维融会贯通西方美学与中国古典美学的盛名之作，将先前提出的“三种阶级说”发展为著名的“三种境界说”，即“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后，王国维进行了多次修订，体现出其词学思想的变化。

撰著《人间词话》之后，王国维“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学术志向又一次发生了转变。他在自序中说道：“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为担当振兴中国戏曲之责任，王国维结合传统考据学方法，撰著了《曲录》《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优语录》《古剧脚色考》等，以此为基础于1913年完成《宋元戏曲考》一书（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更名《宋元戏曲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戏曲发展史的著作。郭沫若称：“王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代的后学。”

专注经史考证

开新史学滥觞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家眷随罗振玉避居日本，学术志趣再次转变，由戏曲而埋头于古文字、古器物研究。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后来在追忆王国维的文章中记述：“我觉得来京都以后，王君的学问有一些变化。也就是说，他好像重新转向研究中国的经学，要树立新的见地。……王君在京都的时候，与罗叔韫君朝夕相处。众所周知，罗君在小学、金石文学方面是冠绝一世的学者，而且藏书丰富。他跟罗君整天讨论学术上的问题，对文字、考古开始发生很大的兴趣，另一方面，他研究经学。”此一时期的著作，如《简牍检署考》（1912年）引经据典，详实考证了古代简牍之书的发展历史，初稿发表于日本《艺文》杂志。《流沙坠简》（1914年），初名《屯戍丛残考释》，由罗振玉和王国维合撰，结合传世典籍对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被视为全面解读汉简的开山之作。鲁迅曾评价：“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王国维旅居日本京都期间的留影

1916年王国维返回上海，为犹太巨商哈同编辑《学术丛编》，后兼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该时期王国维又陆续刊发了不少经史小学著作，如《毛公鼎考释》（1916年）所用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即《序》中所言：“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殷卜辞中所见先公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王续考》（1917年）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的一些舛讹，“利用甲骨文的材料，重建殷代的信史，王国维的这两篇文章，无疑是开山之作。”《殷周制度论》（1917年）是王国维的经典论著，根据甲骨文及吉金文字，兼参考《诗》《书》《礼》等，考证殷周祀典及传统之制，得出崭新结论，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如郭沫若所盛赞：“他的甲骨文学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

享誉清华园

定格西北史地

1923年4月16日，王国维应召到京，担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后“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着在紫禁城骑马”。1924年11月，冯玉祥率军进入北京，溥仪被逐出宫，王国维“自认日在忧患中，常欲自杀，为家人监视得免”。1925年2月12日，清华学校成立研究院筹备处，吴宓为主任。经胡适推荐，2月13日，吴宓持曹云祥校长聘书到北京城内织染局王国维住处商聘来校任教事。吴宓非常敬佩王国维的学识，他走进王宅客厅先行三鞠躬礼后方说明来意。后王国维请示逊帝溥仪，“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园之聘”。当然王国维接受清华之聘有其自身考虑。3月25日，他在致好友蒋汝藻的信中说道：“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显然，王国维来清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满“排挤倾轧”以避世排忧，“重理旧业”而潜心研究。据《清华周刊》刊载，“校中当局拟请王国维先生，担任研究院院长；王先生为前清太傅，学问渊博，道德高尚，首任此席，清华学子之幸也”。但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职。

王国维讲义

国学研究院课程分为普通演讲及专题研究，“普通演讲，为本院学生之所必修。每人至少须选定四种。由教授择定题目，规定时间，每星期演讲一次，或二次，范围较广，注重于国学上之基本知识。专题研究，则于各教授所指定之科学范围内，就一己志向，兴趣，学力之所近，选定题目，以为本年内之专门研究”。王国维为经史小学导师，讲授《古史新证》《说文》《尚书》等课程，指导学科包括经学、小学、上古史、中国文学等。9月14日，研究院正式开业，第一堂课即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听讲者甚众，除研究院全体学生外，新制大学部和旧制留美预备部的学生都有来旁听者”。在《古史新证》中，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主张将“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相释证，开辟出古史研究的新领域，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王国维注重依事实说话，反对主观臆断，以其渊博精深的学识、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求新务实的治学学风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杰出的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姜亮夫曾忆述：“王国维先生讲课，非常细腻，细致，讲的是《说文》，用的材料许多是甲骨金文，用三体石经和隶书作比较，这样一来对汉字的研究方法细密了，而且还知道许多相关书籍。王先生做学问有一个特点：他要解决一个问题，先要把有关这问题的所有材料齐全，才下第一步结论，把结论再和有关问题打通一下，看一看，然后才对此字下结论。这中间有一个综合研究方法，他不仅综合一次，再经过若干次总结，方成定论。例如总结甲骨金文中的资料研究殷周两代的一切制度，就是总结殷周两代个别问题的综合。这个问题我在清华读书时，不是太了解，后来我出来教书、做科研工作越来越感到王先生的教导对我帮助很大。”

任教清华国学研究院，是王国维人生的最后一个时段，也是他学术上的辉煌时期，其学术方向由之前的经史考据转向了蒙元史及西北地理。中国边疆地区民族所留存史料极为匮乏，王国维广泛查阅汉文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参考中外学者著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完成《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宋代之金石学》《鞑靼考》等著述近四十篇。据其子王登明回忆：“他的性格内向，不善交际，而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做学问上。除了去琉璃厂看书购书外，他极少进城。他的爱好就是读书。父亲每天上午去研究院，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几乎都消磨在书房中，读书和写作。常见学生三五成群来就教于他，也常有国内外学者友人来访。在书房中南窗下放一书桌，三面墙壁都是书架，放满线装书。书房在十六号西屋，我们家都住十八号，所以那里是安静的，父亲就在书房里潜心工作。在这里写了蒙古史、西北地理等方面的许多论文，校批不少书籍。”1926年4月，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批拨专款，将王国维的《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列为《清华研究院丛书》第一种刊行，是其研治蒙古史的重要著作。

遗韵绝响 弥久犹芳

王国维生于钱塘江畔的书香世家，自幼受塾师启蒙教育，博览群书涉猎广泛，行走于新旧教育之间，后于戊戌风气骤变之际绝意科场，踏上追求新学、探索新知之路。早年研究哲学、美学，自成体系，继而转攻词曲戏剧，后又治经史考据，执教清华期间汇聚凝练早年研究成果之余，更于西北地理、辽金蒙元史等方面开拓，发学术新枝，做出开创性贡献，达学术之巅峰。然如此一位国学巨擘却过早地结束了他的人生道路。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怀揣遗书在颐和园鱼藻轩投昆明湖自尽，“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6月16日，王国维悼祭大会在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举行。8月14日，安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许西柳村七间房，后迁福田公墓。

1926年国学研究院第一届研究生毕业合影，前排右6王国维

王国维的英年早逝令学界极为震惊和哀痛，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其渊博的学识、科学的治学方法，深为国内外学人所崇仰。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的学术贡献评价曰：“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产物也。”

1927年9月20日，新学年开学后梁启超率全体学生到王国维墓前拜奠，发表了著名的《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评价曰：“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做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只这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全体。他观察各方面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1929年夏，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为纪念王国维，师生集资于园内科学馆南土山东麓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之本身，约高七尺，挺立于四尺许高之碑基上，色呈淡黑，颇足表出哀思之意”。纪念碑由陈寅恪撰文，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碑文中记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斯人已逝，浩气长存，先生留下的大量学术著作，熠熠生辉，影响深远，他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彪炳千秋、鼓舞后人。

作者简介

李珍，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