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北京，蝉鸣裹挟着热浪在病房走廊里翻涌。

那是一个下午，天气越来越热，我正打着哈欠伏案书写病历时，一阵剧烈的金属碰撞声突然从护士站方向传来——那声音像是生锈的门轴在尖叫，又像是玻璃器皿碎裂的余波。

“啊！你们干什么！放开我！走开！我要去开会！……”嘶哑的喊声穿透办公室的门，我起身，看到一位穿藏青色碎花衬衫的老奶奶正剧烈扭动着，护士长和两位护士正合力扶住她颤抖的胳膊。老人银白的发髻歪斜着，布满皱纹的眼角泛着血丝，瘦削的身躯却迸发出惊人的力量，让最年轻的男护工都险些被甩开。

这是李奶奶第一次入院时的场景。87岁的她曾是某事业单位技术部门负责人，年轻时总爱把“公平公正”挂在嘴边。如今，那些被她亲手建立起来的秩序，正在记忆的迷雾中崩塌。

三年前，李奶奶的记性变得越来越差，开始在清晨错认时间，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该开早会了”；去年冬天，她穿着单衣在家属院里徘徊，说要“给下属送暖”；今年夏天，她里里外外穿着八层衣服坐在家属院长椅上，反复念叨“会议记录要留档”。

李奶奶的女儿——一位50多岁的温和女性，眼看着母亲的变化，心如刀绞。她尝试着照顾母亲，但母亲的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

她看着母亲撕扯自己的衣服，拒绝洗澡换衣，特别是当她试图为母亲更换纸尿裤时，她会突然暴怒，抓起便盆砸向墙壁；当女儿把饭菜端到床边，她会盯着碗里的米饭，突然指着女儿的手说“你往饭里加了毒药”；街坊邻居面前，她成了控诉女儿的常客，她的世界，充满了不公与恐惧。

最令女儿心痛的，是母亲在夜晚的突然爆发。凌晨一两点，她会闹着出门去单位“开会”，如果不依从，就会变得狂躁不安，甚至跑到单位门口砸门。女儿只能默默地为母亲穿衣，背着一包必需品，小心翼翼地陪着她走在夜色中。

然而，生活的残酷远不止于此。母亲经常拒绝去卫生间排便，随地拉完后将大便涂抹在墙上或自己的身上。有一次女儿收拾母亲糊在地上的大便，却被母亲一把推倒在地上，抓了一把大便就往她脸上抹。那一刹那，女儿的心情跌落至底谷。

她想起了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包饺子，两人互相用面粉涂抹对方的脸，那时是多么的快乐与无忧。而现在，同样的动作，却充满了无尽的哀伤。女儿的心，如同被撕裂的布片，痛彻心扉。

女儿含泪说，她快被折磨垮了，一天24小时都不能离开母亲，生活的节奏被彻底打乱。她的世界，变成了无尽的打扫、烹饪、喂食和哄劝。母亲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新的挑战。

尽管如此，女儿心中仍有那份深深的牵挂和爱。她流着泪说，她曾经最爱的母亲，现在却让她如此痛苦。如果母亲有知觉，她一定无法接受自己成了这样。

医护妙招

李奶奶入院后，我们对她进行了详细的病史采集、查体和量表评估。最终，她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这个诊断，既是揭晓谜团的钥匙，也是我们共同踏上崭新旅程的起点。我，作为李奶奶的守护者，承担起了女儿般的角色，为她量身定制了一套药物与非药物相结合的治疗方案。

我细心关注她的饮食起居，更不忘挖掘并呵护她的爱好。得知李奶奶喜欢“开会”，每次她出现烦躁不安时，我便组织科里的护士和护工“开会”，让李奶奶坐中间，像以前那样主持会议。

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温煦的午后，李奶奶又开始嚷嚷着要"开紧急会议"，我悄悄把护士站的椅子搬来，让护工们围坐在长桌两侧。当她颤巍巍地坐上主位，我看见她下意识地挺直腰板，像年轻时那样抚平衣襟上的褶皱。

“你们最近工作怎么样？”她对着满桌“下属”开口，声音里带着久违的威严，“要记住，为人处世要正直…”她后面的话断断续续，时而说“食堂的菜要焯水”，时而念叨“报销单要按时间排序。”但当她说“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时，我分明看见她眼角闪过的笑意，像是暮色里突然亮起的路灯。

那天之后，我总会在查房时准备一个"会议记录本"。当李奶奶握着笔在本子上画圈，说"我要记下你们的建议"时，她女儿第一次露出久违的笑——那笑容里有苦涩，更有释然。原来，认知障碍带走的不只是记忆，还有那些被埋藏在日常琐碎里的珍贵联结。

正如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所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在李奶奶的世界里，我或许永远无法帮她记住女儿的面容，但至少，我愿意做她永远的听众，在那些混乱的语句里，打捞她曾经的荣光与温度。

供稿 | 认知障碍科 胡月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