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京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见证。古都文化的深厚底蕴，京味文化的独特风情，红色文化的热血基因，创新文化的蓬勃锐气，在此交融激荡，共同铸就了这座世界名城博大而鲜活的文化肌理。《北京文史集萃》荟萃北京古今文史，凝炼千年京华记忆，着力展现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发展脉络与时代传承。本专栏旨在为读者开启一扇了解北京历史，感受中华文化魅力的窗口。

金中都是12世纪女真族在长城以南创建的金朝首都。女真族兴起于东北松花江流域，于1115年推翻辽朝统治，建立政权，国号金。日益强大的金朝继续向南扩张，进入中原地区，于1126年灭北宋，迫使宋室南迁。此后，与南宋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将金朝都城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迁至燕京（今北京），名为中都，取其居“五京”之中之意。宗室贵族、猛安谋克等政治核心也一并迁移至此，并在职官礼乐、军事防御、行政建置、文化教育、社会习俗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促进了本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南北方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使之成为北半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从此开启了北京作为一代王朝首都的历史。

我们提起北京的建都史，通常都是以金中都为开端。金中都到底在北京以及整个中国的历史上具有什么地位和作用，历史为什么会选择它作为一个重要节点来开启中国历史新的都城时代，进而为其后在元朝形成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呢？综合起来，我们大致可以从下列几个因素加以探讨。

燕京地区（今北京）是

文化融合与平衡的空间支点

形象地说，燕京地区文化交融的广泛程度与发展水准，到了对南北双方都具有相当强的辐射力、影响力和亲和力的火候，因而构成了燕京作为都城这样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必不可少的软条件。回顾一下幽燕地区的历史状况，就可以看出从幽州城到辽南京再到金中都这一时段南北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进程，以及金中都所显现的文化包容性、平衡性、凝聚力和影响力。

本地区处于华北平原北端，其西、北、东北三面是太行山和燕山山脉，群峰连绵、重峦叠嶂，三面环抱“北京小平原”，状如海湾，人称“北京湾”。司马迁曾经指出：“夫燕亦渤、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可见，先秦时期的燕都蓟城，已经是一个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接地带的重要都市了。鉴于它处在不同经济形态、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过渡连接处，相互融合与对峙冲突交替出现就成为这一地区历史的主脉。

幽燕地区在以往的历史上基本处于以下两种状态：中原王朝统一、强盛时，这里是繁荣的军政重镇，起到内外沟通、民族联系的桥梁作用；反之，中原王朝腐朽、内乱、分裂、衰落之时，这里就是强盛起来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侵中原的通道和踏板。但是，不论出现哪种状况，这里客观上都是民族交流、文化融合的舞台。从早期的山戎、匈奴、乌桓、鲜卑，到隋唐五代时的突厥、奚族、靺鞨，再到辽代的契丹、金朝的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满洲，无一不是从这个地区过来乃至发展、兴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及文化间的融合因素在这里慢慢积累、沉淀，深刻浸透到幽燕地区的文化基因中，使其渐渐具有了包容大气、融会贯通的特质。到了辽金这个阶段，开始凸显出文化中心的气象。

更早以前的情况姑且不论，仅比较一下辽代与金代的某些不同就可以看出，从辽南京到金中都，民族融合与文化包容性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在契丹、女真尚且居于塞外的辽金早期，同样是不断侵扰中原，但契丹人的想法和目标仅限于攻城略地、获得财物和人口。且看辽太宗与其母述律太后的一段对话—述律太后说：“使汉人为胡主，可乎？”太宗曰：“不可。”太后说：“然则汝何故欲为汉主？”又说：“汝今虽得汉地，不能居也。”（《资治通鉴》卷二○四）述律太后又对臣僚们说：“自古及今，惟闻汉来和蕃，不闻蕃去和汉。”（《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列传》）由此可见，契丹统治者并无一统天下做中国皇帝的意识。因而，他们对已经占领的幽燕地区仍然实行“汉人治汉，契丹人治契丹”的分化策略。直到兴宗、道宗之后，才渐渐有了华夷无别的思想。（宋德金《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

月下卢沟桥 何炳富 摄影

辽朝在938年以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是作为皇都上京（临潢府，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南波罗城）的一个陪都来看待的。由于辽实行“两面官”制，对汉族居住地区和东北契丹等族居住地区采取南北分治政策，所以当时的辽南京地区并没有大规模的契丹移民，城里和四郊主要还是汉族居民。据北宋使者路振出使辽朝的笔记《乘轺录》记载：幽州城内“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并唐时旧坊名也……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百市，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城中的驻军也是汉军八营，“皆黥面给粮，如汉制”。（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七《安边御寇·契丹》引路振《乘轺录》）其城市格局，正如于德源先生所言，“虽然自唐中期以后，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幽州城的封闭格局已有所改变，个别商铺已越出市门，甚至深入坊里，但在辽朝统治的一百八十余年间，这座城市仍基本保持着坊里旧制形式”，（于德源《辽南京（燕京）城坊、宫殿、苑囿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4期）也就是唐幽州城的风貌，连风俗习惯也和过去没有太大变化，仍以汉习为主。而在上京临潢府，“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牴、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指汉族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三《四夷附录二》）辽上京的营建仍保留契丹自身的民族特点。如皇城与外城的南北并列形制，且皇城是防卫设施非常完善的城堡，外城则仅仅是筑起了一道围墙而已，宫城内部的宫殿布局明显呈东向，这些与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的城市完全不同。这说明，契丹与汉文化之间，还是汉文化向北输送得多一些，契丹人是固守自己的地盘有限地接纳汉族文化。

到了金朝，统治者对于“天下”的认识则大不相同，他们欲为中国正统的观念较为明显，有着强烈的“居天子之正”、“合天下于一”的意识。尤其在金海陵王时，他的目标就是要统一南北、入主中原。他曾评点《论语·八佾》的一段话：“朕每读鲁论，至于‘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张棣《正隆事迹记》）认为华夏与夷狄不应有贵贱之分、内外之别，应同样看待。他还曾与臣下讨论《汉书》，臣子说：“本朝疆土虽大，而天下有四王，南有宋，东有高丽，西有夏，若能一之，乃为大耳。”海陵王说：“朕举兵灭宋，远不过二三年，然后讨平高丽、夏国。一统之后，论功迁秩，分赏将士。”（《金史》卷一二九《张仲轲传》）海陵王还多次提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金史》卷八四《耨盌温都思忠传》）“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金史》卷一二九《李通传》）可见，他的雄心就是要华夷一家，归于正统。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主导下，金朝人迁都燕京之举，远非契丹人建辽南京可比。他们认为“燕京乃天地之中”，因此把金中都营建得“有宫阙井邑之繁丽，仓府武库之充实，衙署百官皆处其内，非同昔日之陪京也”。（《金史》卷九十六《梁襄传》）早在金熙宗时，金朝就把大批女真军人迁至燕京地区乃至今河北、山东一带。中都建成后，更是将大批女真宗室贵族及其附属人口甚至皇族陵地迁移到中都或其四围州县，又派人将金上京的宫殿、宗庙、王府等建筑全部平毁，表明要彻底斩断回归发祥故土之念，坚决以中都城作为首都。海陵王“命左右丞相张浩、张通古，左丞蔡松年，调诸路民夫筑燕京，制度如汴”，（《日下旧闻考》卷三七《京城总记》）也就是效仿北宋东京城的规制来建。辽南京延续的是汉唐时期幽州城的旧格局，宫殿苑囿位于整个城市的西南部。扩建金中都城时，则通过东、南、西三面的向外扩展，巧妙地把包括宫殿苑囿在内的皇城摆到了全城的中心位置。同时，还完善了中都城的各种“标准配备”，如与宫殿配套的皇家园林，举行各种重要礼仪活动的坛庙场所，在今天的房山则有安葬帝王的皇家陵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衙署等等。这些都表明它在努力追求汉王朝都城所具有的正统地位和皇家气派。随着金朝权贵势力和政治中心的大举南移，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平台也集中统一到金中都及其周边区域，而不再像辽时那样边界分明。金中都城内，有汉族、契丹、女真等各族居民，汇聚了多民族的文化要素和整个北方地区的文化精英，在北京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前所未有。金朝仿汉制在中都设国子监、翰林院等文化机构，在都城建设中引入皇家园林文化、皇家陵寝文化等元素，通过漕运带动物流，这些都标志着金中都作为中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其文化特征是多种元素并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难以拆分，包容性和影响力同时辐射到金朝境内的女真、契丹、汉族及其他人等。以往南北文化的冲突、交流，到此进入了一个相对均衡、融合发展的阶段。

俯瞰京杭大运河 刘姝平 摄影

明末清初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辽起于临潢，南有燕云，常虑中原之复取之也，故举国以争之，置南京于燕、西京于大同，以为久假不归之计。女真自会宁而西，擅有中原，仍辽之旧，建为都邑，内顾根本，外临河济，亦其所也。蒙古自和林而南，混一区宇，其创起之地，僻在西北，而仍都燕京者，盖以开平近在漠南，而幽燕与开平形援相属，居表里之间，为维系之势，由西北而临东南，燕京其都会矣。”这段话把辽金元时期燕京从陪都到中都、再到大都的民族进退之势做了一个相当精到的分析：辽南京是契丹人担心被中原政权再次收复而设，它显示的是辽对其南界的固守；金中都则是女真人出于既顾及北方根本，又要面向中原地区的战略而立，它表明了金朝将政治文化中心的主动南移；元大都的崛起，则是蒙古人进而将其作为从西北到东南控制全国的政治枢纽的产物。上述渐进式的变化，正体现了在汉文化向北推进渗透的同时，北方民族也在一步步深入中原这样一个彼此交互、双向融入的过程。在辽代及其以前，北方民族的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的差距较大、泾渭分明，大体以汉文化向北流动为主；金代以后，差距依然存在但已明显缩小，而且表现为南北杂处、彼此包容，这就为元朝统一后南北文化的迅速融合奠定了基础。

金中都的建立是

经济重心转移过程中的

一个阶段性标志

众所周知，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秦汉时期，以关中—洛阳为代表的北方地区（包括今山陕豫冀鲁等）是中国经济的重心，而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岭南一带多属蛮荒之地。西晋以后，随着大批中原人口的南迁，南方经济得到了开发，但北方地区总体上仍旧保持着较高的经济水平。隋唐之后，随着中央集权制大一统政权的强大和南北大运河等交通条件的改善，加上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南方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进一步释放，到盛唐时已经开始显现出要取代北方而成为全国经济重心的趋势。“安史之乱”及唐末大动乱进一步加剧了南北经济的这种此消彼长。此后，北方陷于分裂，王朝更迭，战乱不休，大量人口南迁，田地荒芜；南方虽然也受五代十国分裂之势的影响，但经济恢复和发展较快。到宋朝，随着长江中下游稻作技术的大幅提高，南方水田农业的产量超过华北旱地农业，从而奠定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基础。南宋朝廷迁都临安（今杭州）更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全面发展。可以说，中国封建王朝的都城从西安—洛阳—开封—杭州的变迁轨迹，正与中国经济自西而东、自北向南的发展趋势一致，符合历史规律。那么，辽金时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辽、金与宋王朝之间虽然战争频发，但由于宋朝的软弱妥协，也常有以一纸协议和万千岁币换回来的相对和平。1004年签订的宋辽“澶渊之盟”使双方获得了一百多年安宁，燕京地区虽然处于辽的南部边界，但随着辽南京政治地位的上升，经济上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引，清光绪三十四年刻本）到了金朝，1141年的绍兴和议把宋金对峙的边界线推到了淮河一线，而金朝的统治机构又在十余年后南迁，这给了燕京地区以宝贵的发展契机。庞大的皇室贵族、文武官僚及其附属人群聚集燕京，带动了本地区的消费增长，周边的农业开垦及城市手工业、商业迅速兴旺起来。改燕京为中都之后，金朝鼓励人民迁居中都地区，“凡四方之民欲居中都者，给复十年，以实京城”，（《金史》卷八十三《张浩传》）使区域人口很快“殆逾于百万”。据《金史·地理志》记载，金泰和七年（1207年），中都路户口总数达到了478051户；韩光辉先生据此推断中都城市人口已达到6.2万户、40万人左右，显然是占据中国半壁江山的金朝境内最大的城市（北宋东京鼎盛时的人口约为150万）。在当时虽然已有漕运，但运输量还很有限，在交通和物流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够支撑如此规模的人口生活，可见当地经济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金世宗时，“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耕”。（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一《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又据《金史·食货志》记载：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统计，猛安谋克户有“田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顷有奇”，仅这个数目就已经超过了北宋时期金人统治区的总垦田数。耕地的扩大，使得粮食显著增加，金世宗时“一岁所收，可支三年”，到章宗时则增加到“积粟……可备官兵五年之食，米……可备四年之用”。反过来说，如此规模的人口汇聚中都及其周边，势必带动本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再加上与塞外各族的天然联系，这就使本地区上升为一个连接中原腹地和东北、西北的新的经济中心。也就是说，金中都的建立促进了幽燕地区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并带动周边地区（如辽东、大同）在社会发展和经济方式上日益接近中原，使其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之后在北方新兴的经济中心。金朝过后，随着元朝的统一及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中国的经济重心得以继续向北回归和向东北拓展，整个东部地区由此日渐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

“首都圈”的逐步形成

为“首都”的出世奠定了基础

辽代的“五京”除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外，还有上京临潢府（今内蒙昭乌达盟巴林左旗南波罗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赤峰宁城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金朝的五京除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外，还有上京会宁府、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和东京辽阳府。毋庸置疑，以五京之间的政治联系为纽带，临潢、会宁、辽阳、大定、大同等城镇都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起来，它们在军事上彼此呼应、互为犄角；在经济上相互接济、互为补充；在城市建设和文化习俗上相互影响、彼此模仿。除临潢、会宁远在东北外，其它几个都可以视为中都的外围城市，它们与燕京之间的交通、贸易及文化往来不断加强和深化。

金上京博物馆内金海陵王完颜亮半身石像 平晓东 摄影

与此同时，随着水路交通和南北贸易的兴盛，位于交通要道上的保定、天津、承德、赤峰、张家口及一些作为榷场的贸易集镇涿、霸、雄、沧、通州等也一并发展起来。最典型的莫过于天津和通州的诞生，就是与金中都的漕运息息相关。又比如保定（时称保州），随着宋金边界的南移，一改北宋时期处在前沿阵地的地理区位，居民增加，文人、工匠、商贾聚集，文化及工商业开始兴盛起来，并成为华北陆路上重要的粮食中转站，被称为“燕南一大都会”。上述城镇有的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长足发展，有的则是在北方民族政权向南推进的新形势下奠定初步基础。总之，它们都以燕京为交通枢纽，受其吸引和影响，适应其需要而发展，反过来又辅助、影响着燕京的发展，进而形成一个由四围拱卫中心城市的新的城镇体系。随着这个城镇体系的不断成长和完善，中心城市的地位上升就是必然的结果。

综上所述，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这个地方，需要出现一个控驭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历史积淀深厚、地理区位合宜的燕京，适逢其会、水到渠成，这是历史的必然。

最后，金中都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还得归功于金朝人对中都城的建设和经营。

金中都的城市建设

体现了承上启下和

南北交融的特点

金中都的建设，仿照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建筑格局和宫室制度，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扩建，都城内外营建了官署、内省、宗庙、学府、寺院、苑囿等。使金中都具备了布局方正、中轴对称、面朝后市、坊巷分割、状如棋盘的规划特点，在中国都城规划及建设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采纳了中原王朝城市建设的精华，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国都建造理念；另一方面，又有北方的民族、地域特点，展现了很强的文化包容性和融合度。

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的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外景 平晓东 摄影

不仅是城市布局，从幽州城、辽南京到金中都，城市的性质也有了很大不同。正如于德源先生所指出的：“（幽州城）从唐代城内‘家家自有军人’的军事重镇，演变成作为辽南京的区域政治中心。辽南京城内众多的军、政、财赋衙署和专为皇室服务的各种职司的衙署，以及诸亲王、公主的府第，构成了城市建筑中与汉唐以来不同的中央统治枢纽的特点。辽南京‘僧居佛宇冠于北方’又使其具有北方文化中心的特色。综观于此，今北京在辽代已初步具备了作为京师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幽州城从军事重镇向政治、文化中心城市的演变过程，始于辽代，及金中都时期始具雏形，至元大都时期最后完成。”（于德源《辽南京（燕京）城坊、宫殿、苑囿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4期）

因此，金中都是一座体现着统治者自觉学习先进文化思想，既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又包容万象、辐射四方的城市。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民族融合等诸多方面，反映了城市功能的日趋成熟和完备，也开辟了元、明、清都城建设的先河，从而使城市的性质和气魄有了彻底的改变。应该说，金朝人对金中都的营建，有力地推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为元代大一统王朝的形成做了很好的铺垫。

总之，由于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幽燕地区水陆交通条件的不断完善及其周边城镇体系的逐步形成以及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加强和人文基础的日益深厚等各种因素，使金中都确立了成为北半个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优势。金中都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也顺应了历史潮流，担当起了历史转折的重任。金中都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六十余年，但它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今天的北京由北方重镇发展为国家首都的转折点，在民族融合、经济及社会发展、城市规划与建设等多方面为后来元明清定都北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老的北京城从这里开始，逐步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从这里开始，实现了从西向东、从南到北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大转移和文化大融合，开启了以北京为首都的新的都城时代。

作者简介

吴文涛，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