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吟诵，作为汉语诗文的独特诵读形式，是融合文学、音乐、语言为一体的“活态”文化遗产。近现代以来，吟诵传承日趋式微，仅存于少数曾接受私塾教育的老一辈及部分中年传承者中，濒临消亡。

自2008年起，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为主的中华吟诵项目组对全国乃至海外的吟诵进行抢救、采录与研究工作，十余年间成功抢救并保存了一批极具历史意义的文化遗产。这批不可再得的中华吟诵音像文献，为中国文学、语言学、音乐学、教育学等学科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源；同时产出了一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中华吟诵的现代传承与普及奠定了坚实基础。

15年采录904位吟诵传人

中华吟诵发端于先秦，通过私塾、官学等教育系统，口传心授，代代相传，流传至今。在中国古代，凡是有学堂和读书的地方，就有吟诵存在。但是，随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吟诵不可逆转地式微了。如今，老一代吟诵传人正在加速离去。

2009年，项目组联系陕西省诗词学会会长雷树田进行采录。他是目前西安地区较为罕见的在世吟诵传人。当时他正在筹备一个全国性会议，双方原本约定会议结束就进行采录。谁知会议期间，他在主席台上突发脑溢血晕倒，经抢救保住了生命，但至今无法吟诵……“我们有过太多惨痛的经历。所以将这一采录工作称之为抢救，这也是本课题实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赵敏俐说。

“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课题于2010年12月正式立项，2011年3月26日通过开题论证，研究工作全面启动。“吟诵的传承和推广是十分紧迫的事情，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我们需要正视它‘被失传’的严重后果。如果相关工作不能尽快付诸实践，恐怕再过些年要开展起来就无所适从了。”2012年，周有光、姚奠中等专家学者在倡议书上签名，呼吁抢救吟诵。

“事实上，自2008年起，我们已启动前期采录工作；结项后仍持续开展补充采录与后期整理出版，直至今年方全部完成。”赵敏俐介绍，中华吟诵具有不可再生的文化抢救价值。团队秉持“抢救第一”的原则，对国内外八大方言区内的方言吟诵、官吟、民间私塾吟诵、少数民族汉语吟诵等内容进行了多形态的系统性采录，开创性构建资料保护体系和学术理论框架，为“中华吟诵学”的学科建立奠定坚实基础。

项目组历时15年，足迹遍及中国27个省及日本、韩国，采录了904位吟诵传人，搜集原始影音资料达10T，建立起庞大的中华吟诵数据库。

其间，课题组联合出版社两次成功申报国家出版基金，先后于2022年2月出版《中华吟诵田野调查研究》（文字采录版）21卷，共545万字；2022年12月出版《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结项报告》56万字；近日出版《中华吟诵田野调查研究》（音像版），标志着这一宏大工程收官。

“可移动的吟诵博物馆”

《中华吟诵田野调查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的重要结项成果之一，其图书版和音像版皆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图书版曾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并荣获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类提名奖。

近日出版的音像版精选了吟诵规范、代表性强的传人，其中不乏唐文治、赵元任、夏承焘、周有光、文怀沙、启功、南怀瑾、叶嘉莹、范敬宜等众多名家的珍贵吟诵音像，内容涵盖诗词曲赋及经典古文等多种体裁。形式包括音频与视频两种类型，版本采用加密U盘高清影像，并配以精编图录，兼具学术研究与传世收藏价值。

在谈及《中华吟诵田野调查研究》的核心价值时，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臧永清认为，该书向全社会清晰展现了中华吟诵作为汉语言文化重要载体的三重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与学术价值。该书音像版与纸质版同步出版，不仅为中华文化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更充分彰显了出版“国家队”服务国家文化战略、践行文化传承创新、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使命担当。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李岩提到，这部巨著通过对全国乃至海外吟诵传统的田野调查、音像采集与学术梳理，不仅抢救了一批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更为理解中华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提供了鲜活的一手资料。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兰肖注意到，该书呈现跨越学科、多元创新和科学系统三个特点，为国家出版基金增添了新成果，也彰显了基金扶持精品的导向。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洛忠认为，《中华吟诵田野调查研究》是高校学术机构与出版界深度合作的典范之作。该项目首创“数字典藏+学术出版”双轨模式，构建了完整的吟诵谱系，开创了非遗活态保护的新范式。

现代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申作宏介绍，由于该项目出版过程中依托的原始文献纷繁复杂，部分资料因年代久远，原始音像效果欠佳；加之吟诵者的口音、年龄等因素，审读加工工作面临较大挑战。但编辑团队秉持着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热爱，精益求精，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使该书的纸质版与音像版得以高质量呈现。“图书+音像”的融合出版模式，实现了“可移动的吟诵博物馆”功能——读者不仅能阅读文字，还能闻声睹物，感受吟诵独特韵味。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桃洲认为，中华吟诵价值远超“非遗”范畴。该套作品不光填补了业界学术空白，更兼具教育革新与文化认同的时代意义。

采录工作与时间赛跑

吟诵采录历时漫长、任务艰巨，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由于人员分布广，有些采录地点在偏远地区，交通、食宿条件艰苦。

2011年7月，朱立侠、海珍、龚昊、唐兆敏、朱立娅等项目组成员，先后从北京南下广州，乘坐火车，换乘大巴，再换三轮，前往粤西信宜市采录十几位吟诵传人。一天，朱立侠等去拜访住在山上、读过私塾的闵道泰。他们翻山越岭，突遇暴雨，只能用塑料膜将摄像机、资料等包好，躲在树下，等雨小些再继续前行，一路泥泞，抵达闵道泰家中完成采录。

结束信宜工作，采录小组返京时接到消息：云南曲靖有多位先生会洞经音乐，能唱宋词，便立刻买了去云南的火车站票。当晚，龚昊等一行五人拎着摄像器材与采录资料，在火车上站了11个小时，终于抵达目的地……这样的经历，项目组在安徽、山东、福建等处的采录中经常遇到。由于经费紧张，采录人员吃住都格外俭朴，在采录抢救吟诵的过程中，克服了诸多困难。

“在吟诵采录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克服了无数困难，更体会到了这一工作的价值和意义。”赵敏俐说，项目组拜访了上千位老先生，年龄一般在85岁以上，年纪最大的超过100岁。这批传人可以算是真正会传统吟诵的最后一代，由于年事已高，每年都有人辞世，其中包括周有光、姚奠中、南怀瑾、俞伯荪、朱季海、范敬宜、王更生、陈新雄、霍韬晦、钱明锵、杜道生、屠岸、秦德祥等知名学者和艺术家。有些先生是在采录前不久突然去世的，像季羡林、任继愈、周汝昌、吴宗济、胡明扬等。“痛心遗憾，永难弥补。所以抢救之事刻不容缓，一旦这些先生离去，这些地区的读书方法和吟诵调就此失传。”赵敏俐说。

采录内容不只限于吟诵，还包括吟诵者的求学经历、语言、家庭、身世、师承关系、性格，以及对吟诵的认识、理解、方法等系列相关问题。这些内容，与吟诵一样具有宝贵的价值，不但为后人研究提供充分的证据和背景，也呈现了传统教育以及家庭、社会的文化变迁等情况，具有文化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项目组对每位吟诵传人的采录时间，一般情况都在2小时以上。有的传人还不止一次采录，比如教育家叶嘉莹，连续五天采录了8次。叶嘉莹不但详细讲解了吟诵的理论和方法，还从《诗经》《楚辞》讲起，把整个古代诗歌史的吟诵形态都讲了下来，采录内容初步整理达6万字之多。

在采录过程中，最令项目组感动的是这些吟诵老先生中，不乏文史大家和艺术家。他们德高望重、年迈体衰，平时很少接待客人。但当项目组说明来意，说到“吟诵”时，他们无不欣然接待，倾囊相授，并且还帮忙介绍更多的吟诵者，如遇知音。

吴语吟诵区传人最多

所采录的吟诵传人中，真正受过完整的私塾教育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都是从老师和长辈那里偶然习得。

语言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曾回忆，“我小的时候，父亲在家里有两个书房，他的小书房特别雅致，不许小孩子去，我们小孩子很少去。有时候就听到他一个人在那边吟诵古书，他念给自己听，自己觉得舒服。但我的吟诵不是父亲教的，老师课堂上这么念给我们听，没有教，我们自然而然地就听会了。”周有光认为，地域不同则吟诵有所异，相近者调相似，因为吟诵与语言有极大关系，如唱山歌一样，今日所吟，与明日又复不同。虽有规律，如平长仄短，然其音调高下、拖腔长短皆在读者，于心所发，感情所辅，不必拘泥。

周有光是吴语区采录重要传人。项目组成员朱立侠、许石林等两次对其采录，所得吟诵篇目包括：孟浩然《春晓》、李白《月下独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隆基《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王翰《凉州词》、秦韬玉《贫女》、王勃《滕王阁序》等。

语言是吟诵调的基础，有什么样的语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吟诵。吟诵调一般以语言为分类标准，项目采录报告亦遵循此标准，划分为汉语方言区吟诵和少数民族地区汉诗文吟诵，同时附带介绍韩国、日本等国外汉诗文吟诵的情况。

其中，吴语吟诵区是全国吟诵传人最多的地区。吴语吟诵传人主要分布在江苏、上海和浙江。而江苏省的吟诵又是全国保留最好的，不但吟诵传人众多，且吟诵的质量也很高。由于吴语吟诵的抢救和推广工作开展较早，所以取得的成效也最好，影响也最大。以赵元任、周有光、屠岸等为代表性传承人的常州吟诵，已经于2008年6月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方言性的吟诵遗产代表，以婉约绮丽的古歌声腔演唱诗词经典，在文学艺术界久负盛名。

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传统诗词有所恢复。各地的诗社和诗刊，雨后春笋般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气象。进入21世纪后，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中华吟诵的抢救与传承迎来了新的契机。推广中华吟诵需要丰富的吟诵素材，以及对传统吟诵的系统研究。因而，收集、抢救吟诵资料就成为当前推广和普及中华吟诵工作的第一要务。

“抢救中华吟诵，难以马上见到实效，但却是千年大计，是传承、推广中华吟诵的重要基础。”在赵敏俐看来，吟诵不仅会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源头之水，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还会在文学、音乐学、语言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挥多重作用。

卢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