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1团，5天6场音乐会，演完9部马勒交响曲——捷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于10月12日至16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行的高强度系列演出，在热烈持久的喝彩声中圆满收官。

就演出的密度、强度和精彩程度而论，这套“1—5—6—9”配置的音乐会堪称音乐表演史上的一次壮举，其对表演者体能和技能的严峻考验，远非2025年8月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10天演完10部马勒交响曲及若干歌曲”或2011年马勒逝世百周年之际西蒙·拉特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马勒全套交响曲等同类盛事所能相比——因为后者将阵线拉长至整个演出季，而前者则是由5个乐团和5位指挥接力完成。

尽管捷杰耶夫在接受采访时也坦言这是场“马拉松”，但从乐团的雄厚实力和卓越表现来看，这一成就似乎不存在“冒险”因素，它更像是坚毅统帅与钢铁兵团为保持体能而举行的一场“拉练”——其实战效果，虽非无可指摘，却在整体上显示了毋庸置疑的超高水准。当填满了音乐厅角角落落的世界观众在乐章间强忍的冲动终于释放为鼓掌的风暴与喝彩的浪潮时，“马勒迷”们先前对乐手体能和演出质量的合理担忧瞬间消散了。我甚至认为，假如捷杰耶夫不是三次返场谢幕，而是返场五次、六次、八次，绝大多数观众都会热烈鼓掌到最后一刻。

每场音乐会上都有令人难忘的瞬间，即便对于资深乐迷来说，也不乏某些“初体验”。就本人的临场感受而论，“第一”末乐章的“灾难”序奏（地狱场景）以惊心动魄的管弦乐音效、雷厉风行的迅疾速率、瞬息骤变的音乐事件和声部组的严密配合，彰显了一流乐团的雄厚实力；以“欢呼”姿态跃出的“兰德勒”（Ⅱ）舞姿被演绎得刚毅生猛，契合俄罗斯乐团的彪悍本色。“第二”结尾处魂灵飞升（复活、升天）的时刻令人深切信服于音乐的疗愈功效。“第三”结尾处（又一个“极乐”瞬间）的持续高潮张力充沛、层次分明，强有力的收声和弦如同击中了观众席座底的弹簧，让不少观众弹跳而起。“第四”末乐章的女高音丹尼索娃台风优雅、歌声圆润、顾盼生辉、美艳动人。

“第五”开场（葬礼进行曲）的悲壮号角宣言和随后的灾难式爆发将听众拽入了屏息凝视的肃穆仪式。“第六”末乐章因使用“马勒之锤”，引得全场观众在“行注目礼”之际亲眼见证了对抗命运者遭遇的“暴行”（对英雄的重击）。“第七”中F大调夜曲乐章（Ⅳ）的美妙声部对话，以其悠然舒适的私密氛围（大乐队里浮现出重奏化音响），给人以观赏古风画册的怀旧感。

这次的“第八”虽只呈现了“千人交响曲”的强半阵容，我却着实被这平生初遇的、仿佛能穿透铜墙铁壁并让大编制管弦乐队相形见绌的磅礴人声震撼了一回。“第九”末尾那依依不舍的尘世告别仪式，宛如将沉浸聆听者的心房褶皱层层舒开，伴随心量的持续扩张，仿佛可以将整个世界包纳其中，我竟然体会了“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的升华感。

作为少数听完全部场次的幸运观众之一，我感到如此高密度、高强度的演出，即便对于全程“只是欣赏”的观众来说也是不小的体能考验——其中12日两场演出的总时长约在240分钟（“第七”与“第四”“第五”），13日、16日两个单场演出也分别有170分钟（“第一”“第三”）、180分钟（“第六”“第九”），更何况对于聚光灯下身穿闷热礼服并耗费着巨大脑力体力的指挥和乐手呢！在深感钦佩之余我也意识到，马林斯基的“马拉松”马勒具有的强大魅力至少维系着四个关键因素：

一是马勒交响曲日益凸显的历史地位和持续引发的跨时代共情。这位英年早逝却预言“与未来同代”的作曲家，既是音乐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也是音乐现代主义的重要先驱。他的交响曲，凭借对交响乐审美原则的重塑，对纯音乐结构逻辑的超越，对框架性结构传统的突破，对流动性音乐叙事的探索，对变音和声张力和管弦乐音色谱系的拓展，对体裁、乐器、织体、音响等修辞效力的开掘，对个人生命体验的深切表达，以及对音乐作为揭示世界本质、探索人生哲学之真理途径的有效实践，堪称交响乐艺术史上的不朽丰碑。置身于管弦乐的美妙音响空间，穿越马勒的丰富心灵世界，经受着感同身受的真切生命体验，沉思着关于动静、生灭、天人、有无的玄奥哲学命题，观众获得了感官的满足和心智的启悟。

二是指挥家捷杰耶夫的高超控场能力。凭借一双宽厚手掌和一支“牙签”魔棒，捷杰耶夫在舞台上展现了“翻云覆雨”的本领：开场之际，他双手一抬，满席肃静；收场之际，他双肩一松，全场轰鸣。在马勒这39个乐章的演出期间，几乎所有乐章的间隙都被捷杰耶夫以简单有效的身形手势牢牢“摄住”（仅在“第四”的一、二乐章之间有几声“冒泡”的掌声）。

“第八”末尾的主和弦持续“炽烈燃烧”了12秒之久，而“第九”的末乐章在经过马勒标写的八次“渐逝”（morendo）和三次“临终”（ersterbend）之后，将鼓掌前的静默时刻延长至60秒！即使中间听到了“忍无可忍”的几声咳嗽，也并未打破那令人窒息的“凝停”——紧随其后的爆炸式欢呼可想而知。捷杰耶夫对动态化细节的掌控也值得称道，他以一些惯用的身形手法——手掌开合、指尖颤抖、手臂横挥、肩膀前倾，以及偶尔的侧身、顿足和跳跃——向会心的乐手们即时传递着明确的信息。而深层要义在于，指挥家通过揭示音响迷宫中众多音乐事件（声部的进出、乐思的交叠，速率的变化、段落的转折）的隐性关联，在观众的视听感觉中构建了连续性，从而维持了观众的注意力。

三是表演艺术家们的普遍专注姿态和高度敬业精神。艺术家们在表演过程中持续保持着凝神般的注意力，三位“灵魂人物”甚至达到了“忘形”的地步：手“捏”权柄的捷杰耶夫总会在千钧一发之际情不自禁地从齿缝中发出“流线型”的响亮嘘声，这是要把音乐中细腻的语气变化以“具身”方式示现出来。

小提琴首席、“大熊猫”洛伦茨会在乐句衍展、乐音延伸之际，单脚迈出“太空步”，又或在激烈爆发之际，从他那垫高的双层座椅上腾空跃起，甚或如梦游般起身半立，其憨态可掬，着实可爱。

全场挺立的定音鼓“绅士”如雕像般沉稳，却会时不时地向指挥投去斜窥的一瞥，并将手中双锤使得像飞刀般凌厉、绣针般精准。

四是乐手们游刃有余的技术素养和临危不乱的从容心态，二者相辅相成。其训练有素，驾轻就熟，足以让声部线条丝丝入扣，迅疾走句尽显丝滑，高潮铺叠层次分明，速率变化悠然畅达，也能真切呈现舞池的癫狂、林间的欢闹、天堂的安乐、地狱的惊恐，乃至于让挑剔的“发烧友们”感觉“咸淡刚好”“抓痒正着”。更难能可贵的是艺术家们应对小概率失误的能力。

纵使圆号的歌唱偶尔“咬舌”，疾收的乐句偶见参差，铜管乐的爆发偶尔过猛，都不影响乐手们随后的发挥，而这类小瑕疵——如同精彩演讲中无关紧要的一声咳嗽或一次口误——瞬间便埋没在了流光溢彩的音响洪流中。更明显的小失误出现在“第八”的第一部分，在开场后不久的一个瞬间，全唱的声乐与全奏的器乐在力量上明显失衡（马勒对此得负一半责任），加之声部的分工复杂，声部组站位距离较远，中俄各团（上海本地有两个合唱团参与其中）合练机会不足等因素，出现了声部交接不紧凑、拍点略显凌乱的迹象，但指挥的阵脚始终牢固，不一会儿便重新掌控了局面。

不得不说，马林斯基的“马拉松”马勒音乐会在给人以充分艺术享受的同时，也让人深思音乐艺术的超音乐功能：它以普适的语言带给人共情的欢愉，以复杂的声部设置示范着团体协作的乐趣，以和睦的文化交流彰显着奉享之道与宾主之谊，以约定的演出礼仪提醒着尊重、克制和忍耐的意义（观演之际须“发乎情、止乎礼”），并在鸣动的乐声中将身份各异的观众引入共同的和谐场域。一个既虚又实的“大同世界”，更让我们这些在俗世间碌碌奔忙的世人得以在偷闲之际短暂神游于马勒以音符勾勒的宁静田园和极乐天国。

孙红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