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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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都的皇家佛寺

文/陈高华

“元兴，崇尚佛氏”（《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自元世祖忽必烈起，元朝历代皇帝，都笃信佛教。每位皇帝即位之初，都要为自己建造新的佛寺，以彰显对佛教的信仰，为自己祈福。元代皇帝用自己名义兴建的佛寺，称为皇家佛寺，除少数以外，大多集中在大都城。本文现对元大都的皇家佛寺作简要叙述。

元代皇帝建造的佛寺

元代皇帝在大都建造的佛寺，有明确记载的共十一座。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他在原金中都城东北建造了一座新城，取名大都。原来的中都城亦被列为大都的一部分。新城称为大都北城，原中都城则称为大都南城。在建造大都城同时，忽必烈和皇后察必便着手建造大护国仁王寺（又称西镇国寺），后来他又下令建造了大圣寿万安寺（又称白塔寺，寺内有尼泊尔工程名家阿尼哥建造的白塔）和大兴教寺。元成宗修建了天寿万宁寺。元武宗修建了崇恩福元寺（又称南镇国寺）。元仁宗修建了大承华普庆寺。元英宗在位时间不长（三年），却修建了两座佛寺：大永福寺（又称青塔寺，寺内有青琉璃瓦塔）和大昭孝寺（又称西山寺、五华山寺）。泰定帝修建了大天源延圣寺（又称黑塔寺，寺内有黑塔）。元文宗修建了大承天护圣寺（因寺前有玉泉山泉水汇集而成的西湖，故又称西湖寺）。元朝末代皇帝顺帝修建了大宝相永明寺。

皇家佛寺分布大都城内外。在城内的有：大圣寿万安寺在阜成门内；兴教寺在顺承门内（位于今北京西便门附近）；万宁寺位于大都城中心（位于今北京东城区草厂胡同），寺内有中心阁；大承华普庆寺在今西城区宝禅寺胡同；永福寺可能亦在阜成门内。城外的皇家佛寺有：大护国仁王寺，在西郊高梁河畔，今西直门外，又称高梁河寺，因此寺位于高梁河畔，故得名；大崇恩福元寺应在今崇文门外；大昭孝寺在西山的五华山（又称寿安山，即今卧佛寺前身）；天源延圣寺所在有不同说法，一说在城内，一说在西郊；大承天护圣寺在玉泉山脚下；大宝相永明寺在居庸关附近。

大圣寿万安寺（今白塔寺） 陈宝文摄影

皇家佛寺在形制上都是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其中尤以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和大承天护圣寺最突出。大护国仁王寺“寺宇富丽雄伟”（《顺天府志》引《大都图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其严好若天宫内苑移入人间”（元祥迈《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朝廷举行重大仪式以前，百官都要到万安寺“习仪”，也就是排练。此寺营制有同宫廷，可以想见其规模。大承天护圣寺构造亦类宫廷，“先朝营搆天下冠，千户万户侔宫廷”（元吴师道《三月十八日张仲举赵伯器吴伯尚王元肃同游西山玉泉遂至香山》）。

元朝历代皇帝对建造佛寺极其重视。元武宗建大崇恩福元寺，立行工部，以尚书右丞相脱虎脱领之。元英宗建大昭孝寺，以右丞相拜住督造。英宗死于宫廷政变，后来元文宗继续兴造，命右丞相燕铁木儿等总督其工役。文宗建造大承天护圣寺，设立隆祥总管府以领之，命中书右丞撒迪为隆祥总管府达鲁花赤（元代在各城设置“达鲁花赤”，也就是镇守者），“盖以省臣重其事也”（元虞集《大承天护圣寺碑》）。元顺帝建大宝相永明寺，命中书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御史大夫等“总提其纲”（元欧阳玄《过街塔铭》）。其他各寺建造的主事者，虽无明文记载，大体应亦如此。“受役庀徒，则民与兵”（元虞集《大承天护圣寺碑》）。

雨中白塔寺——

寺内白塔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主持建造

朱津京 摄影

这些佛寺建造，除了民工以外，都动用了大批军人参与。建大护国仁王寺，发各卫士兵六千八百人。为了修万安寺需要大量木材，动员军士四千人上山伐木。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三月，“益寿安山造寺役军”，十一月又“发卫卒三千助寿安山役”（《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原来已有役军，接着又增派两次，第二次即有三千人，建造寿安山寺士兵的总数应在万人以上。造大承天护圣寺时“凡役军四千三百人”（元虞集《大承天护圣寺碑》），从所用军人之数可以想见，所用民间工匠至少以千计。

建造皇家佛寺所用各种材料，“必精必良”，动员的军人、工匠为数以千计甚至上万，其费用无疑是极其惊人的。元泰定帝时，部分官员讨论时政时提出：“比者建西山寺，损军害民，费以亿万计。刺绣经幡，驰驿江浙，逼迫郡县，杂役男女，动经年岁，穷奢至怨”（《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西山寺”即大昭孝寺。营造西山寺，造成不少军、匠死伤和大量钱物的耗费。“刺绣经幡”用于装饰，仅是皇家佛寺建设中不大的项目，也要兴师动众，派专人到江浙去操办，在地方上引起很大的骚扰。泰定三年（1326年），中书省官员上奏说：“养给军民，必借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赐永业，当时已号虚费。而成宗复构天寿万宁寺，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华普庆，租榷所入，益又甚焉。英宗凿山开寺，损兵伤农，而卒无益”（《元史》卷三十《泰定帝纪二》），“凿山开寺”即指大昭孝寺而言。显然，营造皇家佛寺已经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也为社会增添了不安定的因素。

元朝诸帝都向这些佛寺赏赐巨额的田土、金银、钞和其他财物。以大承天护国仁王寺为例，元武宗时曾对该寺赀产进行清查，共有水陆土地十万顷以上，还有大量矿产、山林、河泊、湖渡、陂塘等，酒馆一百四十余所，管辖三万七千多户（元程钜夫《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元文宗一次拨赐给大承天护圣寺山东各处田土十六万余顷（《元史》卷《文宗纪》），湖广、河南也有这所佛寺的田土。其他皇家佛寺得到皇帝拨赐的田土和各种赀产虽不如护国仁王寺和大承天护圣寺，但数量也都是惊人的。

元朝为每所皇家佛寺都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称为总管府，下辖负责修建的营缮司和管理各种赀产的提举司。总管府秩正三品，后来升为院（正二品）或使司（从二品）。元文宗时，设太禧宗禋院，统一管理皇家佛寺，秩从一品。元朝中央机构中，中书省为正一品，枢密院和御史台秩从一品，管理全国佛教和吐蕃事务的宣政院也是从一品。太禧宗禋院与这几个机构地位相等，充分说明朝廷对皇家佛寺的特殊重视。

元明宗至顺二年（1331年）五月，“丙戌，太禧宗禋院臣言：‘累朝所建大万安等十二寺，旧额僧三千一百五十人，岁例给粮。今其徒猥多，请汰去九百四十三人’”（《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据前文所述，自元世祖到文宗，大都的皇家佛寺共十一处，“十二寺”应包括大都以外的皇家佛寺。按定额“三千一百五十人”计，则每寺朝廷承认的僧人平均为二百六十人左右，加上“九百四十三人”，则当时每寺实际平均有僧人三百四十人以上。这是有正式度牒登记在册的僧人。如再加上为佛寺日常运转以及为上层僧侣服务的道人、行者之类，人数就更多了。至于在皇家佛寺所属的田土、湖泊、矿冶、饭馆等处劳动的农人、工人，更有万计之多。

皇家佛寺的功能

1.设置神御殿

大都各皇家佛寺内都建有神御殿（影堂），供奉已故皇帝、皇后的“御容”，即肖像。“御容”有的用丝织成，有的则是纸本绘画。绘“御容”供奉是中原固有的传统，织“御容”供奉则是元朝特有的。多数皇家佛寺供奉其创建者的“御容”，但元朝中期起皇室内部争斗不断，帝位不时更迭，在神御殿供奉上也常有调整。神御殿和太庙都是供奉、祭祀祖先的地方，太庙集中供奉神主（牌位），神御殿则是供奉御容。神御殿定期举行祭祀，是皇家的圣地。

卧佛寺琉璃牌楼——

卧佛寺前身为元代大昭孝寺

振阳 摄影

2.举行与皇家有关的特殊活动

元朝诸帝不时光临皇家佛寺，文宗到自己创建的大承天护圣寺，两年之内多达四次。元朝皇室保留了一些蒙古族传统的萨满教仪式，其中之一是“射草狗”（即用草扎成一个人和一只狗，以此为箭靶，供王公贵族用箭骑射），但只许皇室和部分贵族参加，每年十二月下旬在西镇国寺（大护国仁王寺）内墙下举行（《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国俗旧礼》）。

3.举办佛教活动

常见的是做佛事，即举行各种佛教仪式。每次佛事少则僧尼数十，多则成千上万，都要耗费许多钱物。元明宗至顺二年（1331年）五月，“宣政院臣言：‘旧制，列圣神御殿及诸寺所作佛事，每岁计二百十六，今汰其十六为定式’”（《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前已指出，神御殿都在各皇家佛寺之中，两者应为一体。按上述十二座皇家佛寺计，则各寺平均每月举行佛事一至二次。忽必烈多次下令在大护国仁王、万安、兴教等寺举行佛事。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忽必烈“幸大圣寿万安寺，置旃檀佛像，命帝师及西僧作佛事坐静二十会”（《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旃檀佛像据说是与释迦牟尼逼真的佛像，出自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原。忽必烈将旃檀佛像安置在万安寺，为此举行了盛大的仪式。自此，旃檀佛成为蒙、藏、汉各族共同的信仰，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明代旃檀佛移到大庆寿寺，后又转到鹫峰寺。清康熙帝建弘仁寺，加以供奉。八国联军之役，毁于战火）。

庆元（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的舍利宝塔，据说内藏佛祖的舍利，是佛教的宝物。忽必烈平南宋后将阿育王塔迎来大都，安置在万安寺内，并召集僧尼十万，举行多种活动（元末宋濂《四明阿育王山广利禅寺碑铭》）。元元贞元年（1295年），元成宗“以国忌”（忽必烈忌辰）在万安寺“饭僧七万”（《元史》卷十六《成宗纪一》）。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四月，“敕京师万安、庆寿、圣安、普庆四寺，扬子江金山寺、五台万圣祐国寺，作水陆佛事七昼夜”（《元史》卷二八《英宗纪》）。这次大规模佛事活动与英宗杀南宋少帝有关（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六）。英宗指定六所佛寺举行水陆大会为少帝祈祷，其中便有万安、普庆两处皇家佛寺，五台山的万圣祐国寺也是皇家佛寺。元泰定元年（1324年）二月，“西番佛事于寿安山寺……经僧四十人，三年乃止”。元泰定四年（1327年）十月，“命帝师作佛事于大天源延圣寺”。元致和元年（1328年）三月，“命僧千人修佛事于镇国寺”（《元史》卷三十《泰定帝纪二》）。元明宗被其弟图帖睦尔毒死，图帖睦尔继位，是为文宗（武宗次子，明宗之弟。曾于1328年第一次在位。明宗于1329年即帝位，后被文宗伺机毒死。文宗复位）明宗皇后“请为明宗资冥福，命帝师率诸僧作佛亊七日于大天源延圣寺”（《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八不沙皇后》）。从现有记载来看，在皇家佛寺做佛事的主要是帝室。大都富商姚仲实“为京师诸耆耋长，念无以报上德，乃于万安寺建水陆会”（元程钜夫《姚长者碑》）。姚氏一则接近上层，身份特殊；二则为皇帝报恩，故可以在万寿寺建水陆会，这应是特例。

大规模的佛经整理常在皇家佛寺中举行。元至元二十二至二十四年（1285—1287年），元世祖召集各族高僧以多种文字，在兴教寺校勘佛经，编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一书，产生了重大影响。元英宗组织高僧在大永福寺（青塔寺）校讎三藏。同时，皇家佛寺又是名僧说法的场所。世祖时高丽名僧惠永、英宗时江南名僧性澄等都曾在万安寺说法。

卧佛寺月池及钟楼 刘明月 摄影

4.节庆活动场所

大护国仁王寺举办节庆活动特别突出。二月八日是传说中佛祖诞辰，忽必烈登基后下令二月八日“大建佛事”，以示庆祝。大护国仁王寺建成后，二月八日的活动便以这处佛寺为中心举行。“国家岁以二月八日迎佛事于城西高良（梁）河。京府尽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马、器服、俳优、杂子女百戏，眩鬻以为乐。禁卒外卫，中宫贵人、大家设幕以观，庐帐蔽野。诸王、近侍、贵臣宝饰异服驰骏，盛气以相先后。国家一日之费巨万，而民间之费称之”（元虞集《天水郡伯赵公神道碑》），“寺之两廊买卖富甚太平，皆南北川广精麄之货，最为饶盛。于内商贾开张如锦，咸于是日……多是江南富商，海内珍奇无不凑集”（《析津志辑佚·岁纪》，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二月八日的大护国仁王寺，既是王公贵族上层人物炫富的场所，又似后代的庙会，是商品交换流通的中心。

接着是二月十五日“游皇城”，这也是忽必烈发起的一项佛教活动，连续数日。以西镇国寺为起点，在城内游行，穿过宫城。“凡执役者，皆官给铠甲袍服噐（器）仗，俱以鲜丽整齐为尚，珠玉金绣，装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余里。都城士女，闾阎聚观”（《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国俗旧礼》），各佛寺都要派人参加。“游皇城”是大都居民的狂欢节。

其他佛教节庆，各皇家佛寺亦有活动，如四月八日是浴佛日，“帝师剌麻堂下暨白塔、青塔、黑塔、两城僧寺俱为浴佛会”（《析津志辑佚·岁纪》）。

在皇家佛寺中大承天护圣寺独具特色。此寺在玉泉山下西湖畔。西湖风光秀美，佛寺建筑壮丽，湖与寺相互辉映，称为“西湖景”。成书于14世纪中叶的高丽汉语读本《朴通事》中有关于“西湖景”的大段描述，称赞道：“休说天上瑶池，只此人间兜率。”“兜率”是佛教语言中的天界，西湖景就是人间天堂。元代诗人周伯琦写道“壮观神州今第一，胜游何啻拟飞仙”，可见人同此心。在大承天护圣寺建成以后，“西湖景”便成为大都居民的游览胜地。

元大都皇家佛寺的住持

大都皇家佛寺的住持中，出于华严宗（为中国大乘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也是中国佛教十三宗之一。华严宗，依《华严经》立名，故称华严宗）者居多。大都南城宝集寺是北方华严宗的中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世祖皇帝建圣寿万安寺于新都，诏揀公开山主之，仍命同门圆融清慧大师妙文主领祖刹（指宝集寺）……吾寺自揀、文二师分主大刹，若圣寿万安、天寿万宁、崇恩福元、天源延寿，洎覃怀之龙兴，以至海内十六名刹，何啻千百，虽支分派别滋多，实皆出于宝集”（《宗原堂记》，见《析津志辑佚·寺观》）。揀公即知揀，他是圣寿万安寺（白塔寺）的首任住持，由此亦可知白塔寺不能简单说成是藏传佛寺。其弟子德严继任万安寺住持，历经元世祖至元文宗七帝，师徒两人把持万安寺长达四十余年。知揀的另一弟子德谦则先后任万宁寺、崇恩寺住持，“两任大寺，前后一纪”，然后“让其弟子，退居幽僻”（元念常《历代佛祖通纪》卷二二）。“一纪”是十二年。德谦引退后，其弟子继位，但情况不详。洛阳白马寺亦是华严宗的据点。白马寺僧人文才在元成宗时出任五台山万圣祐国寺的住持，这也是一座皇家佛寺。文才的弟子了性奉诏居万宁寺。元文宗建大承天护圣寺，召五台山万圣祐国寺惠印任住持，惠印亦应与文才有关。白马寺住持法洪亦是文才的门人，元仁宗时奉召入大都，先主西山龙泉寺，后任大永福寺住持，迁主寿安山大昭孝寺。法洪死于元至正四年（1344年），其弟子慧润继主永福寺和寿安山寺（元许有壬《敕赐故光禄大夫大司徒释源宗主洪公碑铭》）。由此可知，大都宝集寺和洛阳白马寺两个系统的华严宗僧人，在大都皇家佛寺中有很大的势力。

卧佛寺卧佛殿内卧佛 何炳富 摄影

此外，来自西安的律宗僧人法闻曾任大普庆寺住持（元念常《历代佛祖通纪》卷二二）。元仁宗时，高丽法相宗僧人法圆任大崇恩福元寺住持，“驻锡凡二十九年”（高丽人士李穀《大崇恩福元寺第一代师圆公碑》）。元顺帝时，高丽天台宗僧人义旋任大天源延圣寺住持（高丽人士李齐贤《妙莲寺重兴碑》）。现在明确可考的大都皇家佛寺住持，主要是汉地华严宗和律宗僧人，其次是高丽僧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没有禅宗僧人。这显然是忽必烈推行“崇教抑禅”方针造成的。

元朝对上层僧人常授以官职，用以显示其特殊的地位。知揀的头衔是“领诸路释教都总统开内三学都坛主、开府仪同三师、光禄大夫大司徒邠国公”（《析津志辑佚·寺观》）。元朝在宣政院下设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管理汉地佛教，负责人称都总统。“三学”指学佛者修持的戒、定、慧，戒学属律，定学属经，慧学属论，概括了佛学的主要内容。元至元二年（1265年）二月，忽必烈下诏：各路都设“三学”讲，这是研究、宣扬佛法的官方机构（《元史》卷六《世祖纪三》）。“三学都坛主”应是官方承认的指导各路“三学”讲的佛教领袖。开府仪同三师（司）在“文散官”中居首位，阶正一品，光禄大夫阶从一品（《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知揀冠以两个散官头衔，应是两次授与的。可以看出，知揀已居文官之首位。法洪在元仁宗时住持大永福寺，英宗即位，“即持公荣禄大夫、司徒。已而进阶光禄，加大司徒，刻银为印，食一品禄”（《敕赐故光禄大夫大司徒释源宗主洪公碑铭》）。司徒与司空、太尉合称三师。三师与三公（太师、太傅、太保）金朝均正一品。元朝三公正一品，“又有所谓大司徒、司徒、太尉之属，或置，或不置”（《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从法洪官阶来看，任司徒时阶荣禄大夫，进阶光禄大夫，加大司徒。光禄大夫、荣禄大夫均从一品，但光禄阶在荣禄上。也就是说，司徒、大司徒都是从一品，只是品阶有别。知揀的徒弟德严继承万安寺住持。元至顺二年（1331年）九月，“御史台臣言：‘大圣寿万安寺坛主、司徒严吉祥，盗公物，畜妻孥，宜免其司徒、坛主之职’”（《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元至顺三年（1332年）五月，“复以司徒印给万安寺僧严吉祥”（《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严吉祥”即德严，他有坛主、司徒的头衔，监察部门检举其罪行，已被免职，却还能复职，可见其活动能量之大。知揀正一品，法洪、德严从一品，其他皇家佛寺的住持，应与法洪、德严大致相同。

众所周知，元朝在政治上推行四等人制，蒙古、色目垄断高层职位，汉人、南人抑居下僚。汉人能升至一、二品者很少，南人更少，仅程钜夫（光禄大夫）、赵孟頫（荣禄大夫）等数人而已。大都皇家佛寺的住持，都是汉人，既无功勋，又无文才，仅因宣讲佛法而至高位，充分说明元朝皇帝对佛教的崇信和迷恋以及对皇家佛寺的优待。

忽必烈及其后继者钟情藏传佛教，以萨迦派（藏传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领袖为帝师，“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诸帝所建佛寺中又有诸多藏传佛教因素，如万安寺的白塔，另有几所佛寺供奉马哈噶剌佛，举行西番佛事等。因而不少论者以为，元朝诸帝建造的佛寺，都是藏传佛教的寺院。其实，这是可以讨论的。以建筑样式来说，学者姜东成认为：“普庆寺的寺院格局更接近于汉地佛寺，藏传佛教的特点仅体现在幡杆、角楼及所供经文、塑像上。”普庆寺“大抵抚拟大帝所为圣寿万安寺而加小”（元姚燧《大普庆寺碑》）。“大帝”指忽必烈。也就是说，普庆寺是以圣寿万安寺为范本建造的，但规模缩小而已。据此，则万安寺格局亦应接近于“汉地佛寺”，同时又有不少藏传佛教因素，如白塔、供奉马哈噶剌佛等。还应指出的是，万安寺之所以被选中作为百官“习仪”的场所，是因为“其殿陛阑楯一如内庭之制”（《元史》卷五一《五行志二》）。大都的宫殿格局是中原传统样式，这也可以说明万安寺的主体格局应不同于藏地佛寺。除了普庆寺以外，大崇恩福元寺和大承天护圣寺的格局亦有记载，前者见元姚燧的《崇恩福元寺碑》，后者见元虞集的《大承天护圣寺碑》。应亦与普庆寺类似，即接近于汉地佛寺。学者姜东成说“元大都敕建佛寺是蒙、藏、汉三种文化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体现元代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融合”，这个论断是比较合理的。

以上有关大都皇家佛寺住持的情况，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不能把皇家佛寺简单地视为藏传佛寺。可以试想，藏传佛教的寺院能以汉地的华严宗、律宗僧人为住持吗？当然，其中个别佛寺可能更接近藏传佛教寺院，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作者简介

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