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探知北京昔日民俗，天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地区，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天桥，截止到清末不过就是一座桥，一座汉白玉的石桥。进入民国之后，就发展成为一个大市场了。场内百货杂陈，百戏活跃，每天吞吐着大量游客。当时人云游客说：“各省市的市场没有比它大的。东至金鱼池，西至城南游艺园，南至先农坛、天坛两门，北至东西沟沿，这些个地方糊里糊涂地都叫天桥市场。”据当年的《北平日报》调查，截至1930年，天桥西隅已有商店二百余家，并有浮摊四百三十余家，每日以天桥求生活者当在数千人以上。当时的一份官方文件说：“天桥，为（北）平市大多数中等以下人的消遣场所，衣着什物、吃喝玩乐，无不应有尽有，其内容的恶劣杂沓，人人都知道，实在是说不胜说。”

说不胜说也要说。因为它已经远去，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里，但是有必要让后人知道它的源起、它的历史以及它的真实面貌。

天桥，确曾有一座桥。元代曾三次开、堵金口河，引卢沟河水从大都城南自西向东流过，水势一度很大、很是汹涌。《析津志·河渠桥梁》记载：丽正门南有桥，桥下的水是金口铜闸水，后来干涸了。没有水了，河床还在，有河床，便得有桥，元大都时期有第一、第二、第三三座桥。

明朝嘉靖年间修筑外城，将天桥一带的河渠填平了。但是因为地势低洼，一到雨季，南城的雨水便汇集到这里，在这一带形成一片湿地。因为是皇帝去天坛祭天、去先农坛祭祀神农的必经之路，所以要有一座桥。皇帝要从桥上过时，事先铺置黄沙土；平时呢，就用辖管木将桥封锁，平民百姓不许走。 所谓辖管木，就是一根房梁、钉上几根椽子，油成黑色，以拦阻行人和车马。这座桥因为是供皇帝专用的，所以俗称“天桥”——天桥的名字，就是从明朝叫起的。这座天桥什么样？据史料载，“桥基作八字形，高出地面六尺，宽约七丈”。

雍正七年，修垫正阳门至永定门甬道，用条石铺墁路面。地面抬高了，桥的高度便相应降低了。清朝光绪年三十二年，修正阳门至永定门马路，又将条石拆去，改成碎石子马路，天桥也被改建成一座低矮石桥。1929年为通行有轨电车，天桥的桥身和路面取平，只保留着桥的石栏杆。1934年，正阳门至永定门的马路展宽，索性连石栏杆也拆掉了。天桥，于是便有其名无其实，成为那一带的地名了。

到明朝末年，正阳门外的大街上聚集了不少做小买卖的贫民百姓。直到清朝，正阳门外依然是私搭乱建的棚户区。明末清初的吴伟业《读史偶述》诗中说：“布棚摊子满前门，旧物官窑无一存。”——小摊贩倒是不少，但是卖的玩艺儿没有值钱的。

很多人都听说过“鲜鱼口大火烧”的民间传说。说是有个老头儿在前门外鲜鱼口叫卖：“咸鱼大火烧！咸鱼大火烧！”——火烧，就是没有芝麻的烧饼。没几天，鲜鱼口果然发生了大火灾。人们才知道，那个老头原来是神仙现身预报火警的！这个传说并非全都是虚妄，清朝乾隆四十二年（1777）二月二十日，鲜鱼口的的确确着过一把大火。事后有御史建议，令商户将烧毁的铺面房腾出来，交还官方，有人提出反对，说不如让烧毁房屋的商户，照原样修复。于是形成惯例，正阳门至天桥一带房屋，有毁坏者，照原样修盖就是了。

嘉庆十七年（1812），皇帝发了一道谕旨，大意说：正阳门大街两侧，一向有小摊小贩列市贸易，很难查禁。今后沿街铺户及小贩支棚、摆摊的，只要不占道路、不妨碍车马通行就可以存在。但这只是天桥以北地区的情形。清人震钧的《天咫偶闻》中说：“天桥南北，地最宏敞，贾人趁墟之货，每日云集。更有金张少年、扶风豪士，夕阳未下，黄尘正繁。轮雷乍惊，驹电交掣，飘风一过，忽已远逝。”这段话说，天桥南北一带很空旷，于是一些商人便把原先上庙会集市上出售的货物拿到这里来卖。此外，还有一些纨绔子弟，每天傍晚到这一带跑马、飞车——就是飙车、飙骡车。旧时北京的庙会虽多，但都有固定日期。到前门一带来做生意，可以免除今天去城隍庙、明天去火神庙的来回奔波。

直到清末，天桥以南以西一带还是比较僻静的，是遛鸟的八旗子弟、喊嗓子练声的梨园中人、跑马玩车的人喜欢光顾的地方。那时候，天桥附近只有一家“落子”馆儿，开在街西鸟笼铺隔壁的切糕铺。铺子主人是卖切糕的，白天推车着进城叫卖，晚上才回来。白天铺子闲着没用，就出租给唱小戏的。所谓“落子”就是评剧的前身，叫“莲花落”。当时唱“落子”的都是女的，演唱内容大都比较低俗，听众也是一些下层劳动者。

天桥以西、以南热闹起来，是从民国初年开始的。欲知它的缘由，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