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5日上午，时任北京日报的S副总编告诉我：“严新约你去当面谈谈。”我正想会会这位“大师”呢，便毫不犹豫地说：“可以，什么时候？”S副总编说：“今天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王××陪你一起去。”

严新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气功大师。他为什么要约我一个小编辑去谈谈？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这年10月14日，我采写的《气功师“山泉公”骗人害命  十九岁少女活活饿死》刊发在北京日报上。

报道说的是本市北三环路边某机关家属院，有个19岁的少女，跟她母亲一起，听信一个气功师的鬼话练“避食功”，最后各器官衰竭而死。我采访后得知，跟这个“山泉公”练“避食功”而死的至少还有两个人。气功师如此害人、一些群众如此愚昧，令我震惊。我决心揭露伪气功实质、唤醒群众不要再被骗。我约请几位记者采写了一系列稿件，经我编发，陆续在北京日报周末版上刊出。这些稿件是：

10月21日，记者钟卫宁：《专家认为：“避食功”缺乏科学根据》；记者孙瑛：《清华大学科研处负责人说，赞成以科学态度研究气功，反对神秘化；一些“研究成果”未经鉴定与学校无关》（此前《健康报》已有一篇同样内容的报道）。

我在前一篇文章后面加了编者按：“据了解，现在仍有一些人相信‘山泉公’，在练他的‘避食功’。我们劝这些人以自己身体为重，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冒险了！有病还是应该去求医为好。”后一篇则是为澄清一个事实：严新与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搞的“气功外气对2000公里超距离物质分子作用的实验研究”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所谓的“实验研究”使很多人对气功师能发放“外气”深信不疑。而在这篇报道里，清华大学科研处的负责人说：清华大学确有一些教工在研究气功，但只是个人的活动；严新与科研协作组做的实验，没有校方负责科研的人员在场；所发表的东西也未经申报、鉴定，谈不上是科研成果。

10月28日，记者钟卫宁：《市卫生局：中医局从未批准过任何私人气功师行医》。这篇报道等于宣布：所有在京行医的私人气功师，行医都是不合法的。

11月4日，记者杨立君：《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专家张洪林认为：“外气”治病是一种暗示疗法》。为什么气功师发放“外气”能在患者身上产生作用？张洪林揭示出了实质：是暗示在起作用。张洪林让去拍照片的摄影师刘凯旋穿上白大褂，对来看病的患者说，这是一位功力很强的气功师，现在请他为你发功治病。然后摄影师刘凯旋便按照张洪林教给的方式给患者“发功”，患者果然收到了他的“功”，有了很强的感觉！事实证明，不是“外气”在起作用，是心理暗示在起作用。这篇报道见报之后，不断有人去拜访张洪林，有去求教的，也有去挑战的。求教的，大都被张洪林的观点所折服（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司马南）；挑战的，无不铩羽而逃。这是后话。

我本人也是在这篇报道之后，才知道了发功治病的实质。因为我学过医，知道心理暗示也是某些疾病的有效治疗方法，所以张洪林的理论对我来说就像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11月11日，《带功讲课的秘密何在？有人搞了一个有意思的试验》——这篇报道是我采写的，署名甄石，采访对象是湖南衡阳杂技团团长孟继孔。几个月前，他带着他的团在天坛公园内演出，看了我们的一些报道后主动来找我。他说他听过严新大师的“带功讲课”（门票10元一张——当时可以买12斤猪肉！首都体育馆一次可容纳1. 73万人。在那段时间，“带功讲课”几乎天天都有。“讲课”的录音盒带也卖钱，50元一盒），看到有现场听课的人又哭又喊、如醉如痴的样子觉得好笑。于是他回到长沙也照着严新的样子搞了一场“带功讲课”，效果比严新的还好，40%的听者有了剧烈反应：哭的，笑的，呕吐的，满地打滚的。也有人远距离接收到了他的“外气”，事后向他汇报说：关节炎被治愈，腿疼的病好了！不过孟继孔没有自称为大师，他向所有人宣布：我不是气功大师，我也不会发放“外气”，你们的反应，是接受了我的暗示的结果。

这些报道，显然触动了严新大师。他不知有何“背景”，担心是哪一位领导发了什么指示。于是便托人打听。我后来得知，他请了两位本报的记者吃了一顿饭，了解到这一系列的报道不过是一个姓宗的小编辑组织的！于是，严新通过中央台女编辑王××，联系到了S副总编。S副总编要我去严新那里，跟他谈谈。

我想找个记者陪我一同去。不是我胆小害怕，而是想找一个见证者。理论部一个记者听说要去见严新，吓得连连摆手，说：“我不敢去，你还是一个人去吧。”

我不是一个人去的，陪我一同前去的，是报社车队的司机赵金生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