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恩师孙惠军先生关于自然国学、中医振兴与生态文明的系列著述，仿佛跟随先生走过一段贯通古今、兼济中西的文化之旅。

先生的学术生涯与人生历练本身就是一部厚重的文化长卷：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孙福熙先生是留法学者、知名教育家与散文家，既是鲁迅的得意门生，更曾担任《晨报副刊》编辑，与鲁迅、周作人等文坛巨匠交厚；年少时，先生便常听闻父亲谈及与鲁迅等先贤探讨文化革新的往事，这份独特的文化浸润为其日后研究埋下深刻伏笔；北大地质地理系的求学经历，让他兼具自然科学的严谨与人文视野的开阔；而在甘肃戈壁滩军事训练与张家川钢铁厂的多年历练，更让他深知传统文化与现实需求的结合之道。留俄及欧洲留学的经历，进一步拓宽了他的国际视野，为中西文化汇通筑牢了根基。

作为先生的弟子，我不仅折服于著作中贯通中西的学术洞见，更感佩于先生以毕生之力践行“文化兴则民族兴 的赤子之心。这部凝聚先生数十年思考的著作，构建起自然国学、中医振兴与生态文明相互支撑的理论体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提供了颇具建设性的启示。

自然国学：被重拾的文化瑰宝与思维资源

在先生的笔下，自然国学不再是故纸堆中被遗忘的角落，而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与人文国学并驾齐驱的重要支柱。先生开篇便澄清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误区：提起国学，人们往往只想到孔孟之道、三纲五常，却忽略了其中关于天学、地学、农学、医学、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的璀璨成果。这种偏见的形成，既有西学东渐后西方科学体系的冲击，也有民族虚无主义的作祟。先生以翔实的史料论证，中国古代并非“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而是拥有以整体论、系统论为核心的独立完整的自然科学体系 ——从浑天仪、地动仪的天文成就，到二十四节气的农时智慧，从《水经注》的地理记载到《天工开物》的工艺总结，这些成果共同构成了自然国学的丰富内涵。

先生对自然国学与西方分科科学差异的辨析，尤为发人深省。他指出，自然国学以“天人合一”为哲学根基，强调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动态性与生成性，遵循辩证逻辑与复杂性思维；而西方分科科学则以还原论为基础，倾向于将复杂系统拆解为微观单元进行分析。这种差异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共生。先生结合自身地质研究经历举例：西方地质学侧重微观结构分析，而中国古代地质思维则强调“沧海桑田”的整体演化与天地人相互作用，二者结合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地球系统。在先生看来，自然国学的复兴并非复古，而是为当代科技创新提供思维资源——其整体论思维可为解决资源危机、生态失衡等复杂性问题提供东方智慧，其 “因地制宜”“道法自然”的理念则与生态文明建设高度契合。

先生始终强调，复兴自然国学的核心价值在于重塑民族自信。他批驳“中国古代无科学” 的论调，认为这种观点不仅违背历史事实，更挫伤了民族文化认同感。先生常说，父亲孙福熙先生曾与鲁迅探讨“如何在西学冲击下守护中华文脉”，而自然国学的复兴正是对这一命题的当代回应。通过梳理自然国学的发展脉络，先生让我们看到，中华先民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智慧，是推动当代科技创新的宝贵财富。而先生参与创办并长期深耕的“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三十余年来坚守“宇宙 - 地球 - 生物 - 人类社会”交叉综合研究的初心，累计举办1400余讲学术讲座、31次大中型学术会议，编辑出版自然国学丛书37 本，成为自然国学复兴的生动实践，延续《晨报副刊》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更被钱学森院士点赞支持，成为学术创新的重要孵化器。

中医振兴：文化根脉的守护与现代转型

作为自然国学最成熟、最完整的分支，中医振兴是先生著述的核心议题之一。先生对中医的深厚情感与深刻认知，源于年少时耳闻目睹伯父孙福园求医问药的亲身经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伯父孙福园罹患顽固性牙病，牙龈肿痛、反复发作，西医治疗后仍时好时坏，甚至影响进食与睡眠。当时京城名医蒲辅周、秦侯生等先生常应父亲孙福熙之邀来家中出诊，年少的先生便在旁静听记录，看蒲老通过望闻问切辨析病机，指出伯父的病症是“胃火上炎、阴虚火旺”交织的虚实夹杂证，不可单纯清热解毒；看秦先生结合“齿为肾之余”的理论，调配滋阴降火、清胃解毒的方剂，还搭配外用的中药含漱方。印象最深的是蒲辅周先生的诊疗细节：他仔细询问伯父的饮食作息，发现其喜食辛辣、熬夜伏案，便叮嘱 “先调作息，再辅药物”，开出以生石膏、知母清胃热，熟地、麦冬滋肾阴，辅以白芷、细辛通络止痛的方剂，特意强调“煎药时加青盐少许，服药后含漱一刻钟”，连服七剂后，伯父的牙龈肿痛果然明显缓解。伯父服药调理期间，这些名医还会聊起中医“治未病”的理念，强调“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的养生之道，更提及《黄帝内经》中“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的智慧，以及中医典籍中与自然规律相契合的整体思维。父亲孙福熙先生曾感慨：“鲁迅虽提倡西医，但也从不否定中医的价值，这种能真正缓解病痛、兼顾调理的文化智慧，值得后人珍视。” 这份亲身见证的疗效与名医们的言传身教，让中医的智慧与魅力在先生心中深深扎根，也让他日后坚定了为中医振兴奔走的信念。

在先生看来，中医并非“经验医学”或“伪科学”，而是凝聚着深邃哲学智慧与数千年实践经验的科学体系。他在著作中系统阐释了中医的核心特质：以“天人合一”“阴阳平衡” 为哲学基础，采用整体综合的思维方法，遵循四诊八纲、辨证施治的诊疗原则，倡导“治未病”的预防理念。先生特别强调，中医的“经络学说”“藏象学说”等理论，虽未被西方实证科学完全解析，却在临床实践中反复验证了有效性——从古代瘟疫防治到当代抗击新冠疫情，中医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引用钱学森的预见：“中医现代化可能引起医学的革命，而医学的革命可能要引起整个科学的革命”，彰显了对中医现代价值的坚定信心。

面对中医振兴面临的认知偏见、人才断层、体制僵化等困境，先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突破路径。他主张打破“西医化”的培养模式，重视师徒传承与经典研读，培养兼具传统功底与现代视野的中医人才；呼吁理顺中医管理体制，赋予民间中医合法行医地位，建立符合中医特点的疗效评价体系；倡导推动中医“进社区、进学校、进厂矿”，将“治未病”理念融入全民健康体系。先生自身也以身作则，作为北京中医生态文化研究会的核心创始人之一，牵头策划北京世园会百草园项目，打造了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标志性平台；组织四次全国民间中医学术研讨会、六次生命医学大会，主编《潘德孚九秩诞辰纪念文集》等著作，为民间中医发声；与何祚庥、方舟子等人否定中医的错误思潮坚决斗争，用实际行动守护中医根脉。先生常对我们说：“守护中医，就是守护中华文脉的重要根基，正如父亲那代人守护传统文化的初心。”

先生提出的“生命医学”理念，为中医的现代转型指明了方向。他吸纳潘德孚老中医“人体信息自组织运行”的核心思想，主张生态文明时代呼唤以生命健康为核心的新医学模式，这种模式应回归医学本质，融合中西医优势，从疾病治疗转向养生预防，重视人文关怀。在先生看来，中医的现代转型并非否定西医价值，而是以中医整体论为哲学基础，吸收西医先进技术与方法，构建更为全面、系统的生命健康保障体系。

协同之道：三者贯通的哲学根基与实践路径

先生著作的点睛之笔，在于揭示了自然国学、中医振兴与生态文明三者内在的一致性。他指出，三者共享“天人合一”的核心哲学理念，形成了内在贯通的理论体系：自然国学的整体观、中医的阴阳平衡观、生态文明的可持续观，本质上都是对系统动态平衡的追求，都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种哲学共识，为三者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实践路径上，先生提出了“理念融合、实践互补、文化传播”的协同发展框架。理念融合层面，应将自然国学的“道法自然”、中医的 “治未病”理念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实践互补层面，中医在养生保健、疾病防治中的实践经验，可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效手段，自然国学的系统思维则能为生态治理提供方法论指导 —— 正如台州“蓝色循环”项目所展现的，将“天人合一”理念转化为生态治理实践，实现保护与富民的双赢；文化传播层面，应以中医文化为切入点，通过百草园等具象载体，弘扬自然国学的生态智慧，让“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深入人心。

先生结合自身经历与调研案例，生动诠释了协同发展的现实意义。他提到，中医倡导的素食养生、节气保健等生活方式，与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的生态要求相呼应；自然国学中的 “桑基鱼塘”“精耕细作”等传统农业智慧，为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而中医在抗击疫情中的显著成效，既彰显了自身价值，也印证了自然国学“天人相应”理念的当代有效性。在全球面临生态恶化、瘟疫频发、健康危机等多重挑战的当下，这种协同发展的模式，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

先生在著作中反复强调，自然国学、中医振兴与生态文明的协同发展，本质上是人类思维方式从还原论向整体论的回归，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型并非简单复古，而是在吸收现代科技成果基础上的螺旋式上升，体现了“鉴往知来，察微知彰” 的智慧。作为弟子，我深知先生的这些见解，是他数十年学术研究与人生历练的结晶——父亲孙福熙先生的文化熏陶让他筑牢了守护文脉的初心，陪伴伯父求医的经历让他亲历了中医的特别疗效，北大的学术训练让他具备了贯通中西的视野，西北的艰苦历练让他懂得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而数十年组织学术活动、深耕田野调研的实践，则让他的思想不断生根结果。

掩卷沉思，先生的著述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份文化宣言。它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当代价值，坚定了文化自信。先生的治学态度——严谨求实、兼容并包、知行合一，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先生的文化担当——以毕生之力守护文化根脉、推动文化复兴，值得我们终身学习。此外，长期以来，先生热心社会公益，担任老兵方阵重要职务，组织数百名老将军用翰墨传播长城文化，弘扬长城精神，特别是应雷锋宣讲团邀请，担任特邀宣讲专家，并主持宣讲团专家论坛，为传播雷锋精神做出了重要贡献。还有，先生的谦和低调也令人敬重。和先生相识多年并结为知己，并因此认识他的姐姐、原外交部高级翻译孙惠音。她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担任俄语翻译，亲历共和国的诸多重大事件，但我从未听他们“炫耀”过父辈在上个世纪风云际会时期的传奇与辉煌。这是他们的家风，也是真正的大师风范。

愿先生在国学中医与生态融通之路上探骊得珠，再谱新章；祝先生学术之树常青，成果斐然，为中华文脉赓续与人类文明进步再添华彩！

（卜金宝：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雷锋杂志社雷锋宣讲团团长、原解放军报社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