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简史
敦煌自西汉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经之地，因此，敦煌的历史就是汉唐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悬泉汉简称敦煌为“郡当西域空道”，隋裴矩在《西域图记》中亦称与西域交往的三条道路“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凸显了敦煌在连接东西交往中不可替代的关键地位。
西汉设置敦煌郡，敦煌西有玉门关、阳关，出了阳关、玉门关，就踏上前往西域的行程。玉门关是军事关隘，凡西域之间的军事行动，皆经由玉门关进出；而阳关偏重商贸往来，是西汉经敦煌与西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门户。西汉的官员与使团多取道阳关前往西域，西域诸政权派遣的贵族、客使及商旅等亦多经由阳关进入敦煌郡，再继续东行。西汉以敦煌郡为据点经略西域，彼时敦煌郡连接南、北两道，可通达西域诸国，阳关遂成为连接西域南、北两道的重要关隘。至东汉曹魏时期，自敦煌向西的交通道路，由南、北两道发展为南、北、新三道。隋唐时期，敦煌前往西域三道的具体路径虽与汉魏时期有所变化——南道通往鄯善，中道抵达高昌，北道延伸至伊吾，但三道“总凑敦煌”的格局，仍未发生改变。纵观汉唐时期，中原与西域间的物种、商品、文化、科技等交流，都经由敦煌进行。
敦煌作为汉唐时期华戎交汇的重要都市，其都会地位的形成与西汉政府的大力经营密不可分。《续汉书·郡国志》注引《耆旧记》称敦煌是“华戎所交，一都会也”。此盛景可追溯至西汉时期。敦煌郡设置之初，地处西域、匈奴、南山羌等诸势力环绕之中，因而自建郡之初，就带有明显对外交通的特质。西汉时期，敦煌郡成为中原与西域物种交流的中转之站。西汉政府通过贸易，以“奉献”的名义将西域名马、骆驼、牛、驴、骡等物种经敦煌引进到中原。同时，经敦煌前往西域的使团络绎不绝，《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毫无疑问，这些使者都是取道敦煌。悬泉汉简所载亦印证，悬泉驿站频繁接待使者，几乎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有客使经过，而且有时每天有几批使者经过敦煌往来西域间。汉使还常“采蒲陶、目宿种归”。敦煌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具有国际化特点。西域出产的美酒、珠宝、香药等，与中原的各类丝织品、药材、兵器等，均在此交易。除了大量来自中央政府及中原诸郡派遣的使者，还有来自洛阳、邯郸、吴郡诸地的商人，以及乌孙、康居等西域诸国的商贾，他们将原产于中原和西域各地的特产运送到敦煌，或者经此转运到西域和长安等地，使敦煌成为中外商品交流的集散地。自西汉成为国际贸易都会以来，敦煌便持续吸引着西域胡人来此定居，其中包括胡商。西汉敦煌郡商铺林立，商品极为丰富，无论是运输工具车和马匹，还是饮食用具碗碟，乃至姜葱等调料，皆可在此购得。在悬泉置驿站接待的人员中就有玉工，西汉敦煌郡有很多以玉命名的村落，表明出现了专门以玉石为中心的手工行业和贸易主体，折射出敦煌郡贸易繁荣和手工业的发达。到唐代原来生活在中亚的胡人经石城镇进入敦煌。唐沙州敦煌县在城周设“从化乡”，集中安置粟特胡商，并以城东一里的祆祠为中心，形成繁荣的贸易市场。市场运行的主体是粟特人，他们不仅从事商业经营，还担任“市壁师”管理职务，负责市场运行。敦煌市场的店铺很多都是由他们开办的，并且他们担任各个商行的头目都料匠之职。我们常见从事餐饮行业的商铺有安家店、曹家店、史家店、康家店等。敦煌市场上的商品和物种有印度香料、波斯珊瑚、东罗马银盘、龟兹胡粉、阿富汗金青石、吐蕃石青、蒙古高原畜牧产品、于阗玉石、朝鲜高丽锦、中亚胡锦、大食西瓜、伊吾回鹘瓜和中原地区出产的丝织品等。直到宋初归义军末期，敦煌基本上还保持着国际都会市场的地位，而且这种国际交流程度仍在持续深化。
汉唐时期的敦煌，是多元文化交融与多民族汇聚之地。西汉通过移民实边、流民实边、罪犯徙边和驻军屯田等多种形式将中原大量人口迁徙到敦煌。这些移民主要来自关中、晋南、河南、山东、河北等地，他们将中原不同地方的风俗文化带到敦煌，在此相互融合，形成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兼具地域特色的文化风格，从而奠定了敦煌文化的基础。敦煌地区很多村落是由中原移民建立的，因此其地名也往往源自中原，如玉门关、阳关的名称和设置，都可能与中原移民有关。敦煌原来就是月氏、乌孙人生活的地方，匈奴入主河西后，月氏人主体西迁至中亚建立政权，乌孙亦在西域北部建立政权。西汉取得敦煌置郡后，亦不乏西域地区的客使、胡商、质子归顺汉朝，徙居敦煌，这些人逐渐成为敦煌的著籍百姓，此外，亦有零星西域的月氏、乌孙人作为“归义者”回迁敦煌。西域胡人入居敦煌的传统自汉以降始终未曾断绝。唐代随着西域胡人大量移居敦煌，流行于中亚地区的祆教、摩尼教和景教传入敦煌地区。西汉金山国时期，祆教成为政府信奉祭祀的宗教，很多祆教徒也成为佛教的高僧大德，他们在汉文化上的造诣也很高。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敦煌，敦煌出现了“小浮屠里”。敦煌莫高窟开窟造像滥觞于十六国时期，一直持续到隋唐时期达到鼎盛。无论从造像绘画来看，还是从寺院戒律文书来看，敦煌佛教都呈现出中国化趋势，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深入佛教艺术中，形成了别具风格的敦煌石窟艺术。石窟艺术与敦煌文献都是多种文化融合之后敦煌文化的代表，而敦煌文化正是以汉文化为基础兼容并蓄其他文化而形成。
敦煌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西汉设置敦煌郡的主要目的就是经营西域，这可以从“敦煌”地名的起源看出。西汉入据敦煌之前，与之相关的地名已经开始使用。《山海经·北山经》所载“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中的“敦薨”大抵就是后世的敦煌地区。根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汉书·张骞传》提到月氏、乌孙曾生活在“祁连、焞煌间”，可见“敦煌”又可作“焞煌”，当时敦煌作为地名，其名称尚未固定下来，应属音译。《汉书》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之说，称“敦，大也。煌，盛也”。《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沿用其说，并进一步阐释：“敦，大也，以其开广西域，故以盛名。”据此而言，敦煌地名的固定及其内涵的诠释皆在西汉设置敦煌郡之后，汉朝为其远大宏图给“敦煌”增加了新的含义，这一新的诠释又与西汉经营西域战略有着密切关联。汉武帝最初设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尔后分置敦煌郡，使其代替酒泉郡肩负起经营西域的职责。而敦煌地名新含义的赋予正是为适应这种形势。西汉置敦煌郡之后，敦煌太守一度能够管辖屯田鄯善的伊循都尉，这为敦煌郡介入西域事务创造了便利条件，这种传统也为后世王朝效法。唐朝建立之后，将隋代的且末郡、鄯善郡，变成沙州寿昌县所辖的石城镇、且末镇。这两个镇在行政上归沙州寿昌县管辖，而军事上则由河西节度使调遣。这种政区的划分，进一步巩固了敦煌在经营西域中的主动权。
202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四十年之际，我们的研究团队完成了《敦煌通史》（七卷本）。《敦煌通史》卷数多，规模大，阅读起来费时，为了便于读者用较短的时间了解敦煌的历史，我们又完成了这本《敦煌简史》。《敦煌简史》是在压缩、凝练《敦煌通史》（七卷本）的基础上加入敦煌石窟艺术内容后形成的。全书共分为八章，第一至第七章，是将原来《敦煌通史》每卷压缩为一个章的内容，而第八章是敦煌石窟艺术内容。敦煌石窟艺术是敦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历史缺少敦煌石窟艺术部分毫无疑问是很大的缺憾。《敦煌通史》没有涉及敦煌石窟艺术部分，是因为计划将这部分内容单独成书，完成一部多卷本的《敦煌艺术通史》。但在撰写《敦煌简史》时就没有必要避开敦煌石窟艺术部分，因此就将这部分内容设计为第八章。
《敦煌简史》是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敦煌河西碑铭与河西史研究”（项目编号：21VJXT002）阶段成果，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5JX004）项目，其出版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西北大学郑炳林名家工作室经费资助。
（摘自代序，作者郑炳林）
《敦煌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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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炳林 魏迎春 李军
定价：358元
出版时间：2025年12月
ISBN：9787522757766
内容简介
敦煌自西汉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经之地，因此，敦煌的历史就是汉唐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悬泉汉简称敦煌为“郡当西域空道”，隋裴矩在《西域图记》中亦称与西域交往的三条道路“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凸显了敦煌在连接东西交往中不可替代的关键地位。本书以敦煌古代历史与石窟艺术为研究对象，在压缩、凝练《敦煌通史》（七卷本）的基础上加入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从而揭示古代敦煌历史的变迁与艺术文化的传承。
作者简介
郑炳林（1956- ）
男，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萃英学者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主持完成国家及省部级项目20余项，出版《敦煌碑铭赞辑释》《敦煌通史》（主编）等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300余篇。
魏迎春（1971- ）
女，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主持完成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十余项，出版《凉州金石录》等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40余篇。
李军（1979- ）
男，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主持国家及省部级项目6项，出版《敦煌通史·晚唐归义军卷》等著作数部，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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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姚成号
编辑：习茜茜
审核：王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