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西柏坡赴北京（时称北平），25日进驻香山。同年9月21日，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中南海菊香书屋。北京香山是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的地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性胜利的指挥部，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第一站。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时期，正处于解放战争后期势如破竹的战略追击阶段，毛泽东运筹帷幄、统揽全局，领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性胜利。

一、香山时期人民军队克敌制胜指导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演进

香山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对以往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于井冈山斗争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初期，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取得了重大发展。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1928年5月，经过多次粉碎江西敌人的“进剿”作战，毛泽东与朱德一起从作战实践中总结并提出了与当时游击战争相适应的“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原则。其实质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广泛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充分利用广大农村的有利条件，趋利避害，灵活机动地去夺取作战的胜利，以达“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毛泽东曾对“十六字诀”等游击战术原则作出高度评价，指出：“我们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它是我军全部作战原则的奠基石，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作出战略调整，将战略方针从反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下，毛泽东及时总结革命战争经验，深入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先后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军事论著，系统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战略防御、游击战争、统一战线等基本理论。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毛泽东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派特点，把坚定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确立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强调同国民党顽固派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从而使皖南事变等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得到妥善处理。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针对蒋介石“真备战、假和平”的阴谋，毛泽东假戏真唱，慷慨赴渝，力争和平民主。他适时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先机制胜，开赴东北，发动民众，创造战场。蒋介石凭着其强大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凭着美帝国主义援助，从围攻中原解放区开始，发动全面内战。在军事战略上，毛泽东主张，要不以保守地方为主，一般采取运动战，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在战役和战斗上，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他还针对敌强我弱的态势指出：条件具备时，要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力争主动；条件不具备时，要忍耐等待，不骄不躁。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且总结战争经验，形成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理论更加系统化。十大军事原则，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是来源于战争实践又经受了战争实践检验的正确原则，它在未来的战争中还将继续发展。我军贯彻十大军事原则的重要特点，是把它视为一种战略战术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作战行动的指南，在把握它的精神实质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按照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因而，十大军事原则能表现出克敌制胜的强大生命力，成为我军战略战术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座光彩夺目的丰碑。

在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阶段，随着战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抓住战机，正确选择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和突击方向，采取适应战局特点的进攻样式，大举进击，适时组织解放军主力进行战略反攻。毛泽东不待敌人的进攻全部被粉碎、我军的总兵力超过敌人，便果断地决定以一部兵力继续实施战略防御，而以主力转入战略反攻。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不是直接指向敌人实行重点进攻的主力集团，而是指向其兵力空虚的战略纵深和关系敌统治安危的腹心地区，即以大别山为前哨的中原地区。他指示刘邓大军以挺进中原为突破口，转入外线作战，千里跃进大别山，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图谋，使战略的主动权由敌方转入我方手中。经过一年多的战略反攻，人民解放军在数量和装备上已占优势。

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毛泽东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他及时主持党中央、中央军委召开会议作出了战略决战的决策，相继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战胜利，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尤其是发展了作为这个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决战思想。在辽沈战役中，他主张先打锦州，关门捉贼；在淮海战役中，他实施中间突破，全盘皆活；在平津战役中，他采取“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战法，最终使北平和平解放。解放战争进行到战略决战阶段时，由于敌军的败局基本已定，内部各种矛盾日益加深，士气日益低落，许多人包括一些高级将领惶惶不安，纷纷寻找出路，这就为我军争取瓦解敌军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坚持夺物攻心，瓦解敌军，使大批国民党军队放下武器，投诚起义，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减少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他及时总结人民解放军战略决战经验，提出今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的3种方式——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有力地指导了中国革命。

（二）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的历史特点

解放战争进入1949年后，随着国民党军主力被歼灭和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进入攻城略地、无坚不摧的战略追击新阶段。相比于之前的历史条件，这一阶段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军事方面，敌我兵力对比我军已占绝对优势。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约400万人，国民党的正规军减至约150万人。这些敌人虽然还防御着长江以南和西北广阔地区，以残余力量与我军沿长江对峙，妄图凭借气象、地理等自然条件作军事防御部署，负隅顽抗，但实际上已无法组织有效的战略防线，只要我军向残余敌军再作若干次重大追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就会土崩瓦解。这时，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东北、华北（大部）、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部队不仅在质量上大大提高，在数量上也由长期劣势转变为优势，改善了武器装备，积累了大兵团作战经验，巩固了后方。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全面内战开始时的120万余人增加到358万余人，士气高昂，装备得到进一步改善，不仅拥有强大的炮兵，而且还扩建了工程兵、铁道兵等兵种，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各省游击武装，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了很大发展，至1949年1月，总兵力达5万余人，活动地区遍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200多个县境。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先后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即琼崖纵队、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桂滇黔纵队、闽浙赣边纵队、浙东第2游击纵队、粤中区纵队、粤桂边纵队等。伴随着军事上的惨败，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政治方面也陷入全面危机之中。

在经济方面，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连续倍长，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倒闭，农村经济日益凋敝，人民苦难深重，民不聊生。据1948年11月9日《大公报》记载：上海的抢米风潮前一天连续发生8起，连糨糊用粉也被抢。第2天，抢米事件增至20多起，英法商电车公司、两路局的人因迫于饥饿而怠工。该报同一天另一篇报道讲：“8日上午市场米价开盘300元，有行无市。场外高喊600元，尚难购到。中午米价黑市已喊到1000元，到下午更喊到1400元。傍晚有人曾以1800元的代价，购进一石。8日沪物价上涨平均达‘八一九’限价20倍左右。”“这样疯狂上涨、瞬息万变的情形，在中国通货膨胀史上，似乎还是第一次。”

在政治方面，虽然国民党加紧镇压，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群众爱国民主运动继续高涨，一浪高过一浪。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反对横征暴敛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抗粮抗捐抗税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间阶层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更加不满。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形成了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震撼和动摇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根基。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愈演愈烈。1949年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企图以“和谈”政治攻势掩护备战的军事防御。同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濒临覆灭情况下，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而孙科不与李宗仁合作，自行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迁往广州。整个国民党政府，已陷入“一国三公”，四分五裂的境地。美驻华大使宣称：这个政府越来越众叛亲离了。但是，蒋介石由南京至奉化，退到幕后指挥，并拟订一项利用谈判争取3-6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百万军队，以图卷土重来的反动计划。李宗仁、白崇禧在美国支持下，踌躇满志，幻想在保留反革命军队前提下，与中共划江而治，两分天下，必要时撤至珠江口待援，重演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旧剧。一些“自由主义”人士也极力劝告我党把战争“立即停下来”，万不可实行“除恶务尽”原则，要对敌人怜惜、仁慈，以致接受“划江而治”。

在这一历史时期，毛泽东针对军事、政治等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追击制定了若干新的方针和原则，不仅保证解放战争迅速取得最后胜利，而且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得到了新发展。

二、香山时期人民军队克敌制胜指导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义无反顾 决胜到底

面对蒋介石1949年元旦文告中提出的“和谈”要求，党内外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声音。部分人或被求和现象迷惑，或怕美国出兵干涉，进而鼓吹南北分治，国际上也存在许多劝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言和的声音。毛泽东同志敏锐地识破了南京政府求和阴谋，在争取和平统一的同时，也警惕着国民党的背叛。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1949年1月1日，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义正词严地宣告：我们绝不怜惜蛇一样的敌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彻底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这一旗帜鲜明的抉择，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大力支持。许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和著名爱国领袖历经艰难，从国统区到了解放区，准备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全党全军普遍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提高了认识，激发起继续革命的热情，消除了“半途而废”的思想，坚定了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1949年1月6日至8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就国民党军事主力已经被歼这一点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们基本地打倒了。“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这些情况都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坚决彻底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渡江前夕，蒋介石玩弄“和平”把戏。虽然国共双方代表团经过反复磋商，达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限定南京方面于1949年4月20日前表态，但毛泽东认为，南京是否同意于20日签字，接受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决定于美国和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自认为有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对解放军渡江造成了不可逾越的困难，他们不相信解放军渡江成功，当然不会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只有使渡江战役一举成功，才能使蒋介石失去长江防线这张“王牌”，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所以，毛泽东告诫广大指战员，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我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战斗努力，立脚点应放在一旦谈判破裂，将采取战斗方法渡江。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确定于二十二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义无反顾、决胜到底的军事思想。

1949年4月20日，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平谈判破裂。4月20日夜，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统帅的一声号令，变成了指战员们的坚决行动。4月下旬，百万雄师过大江，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人民解放军100余万人及地方部队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马当的千里长江战线上强渡长江、挥师江南，并迅速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和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以及江西、湖北、福建三省部分地区，奠定了解放全国的基础。渡江战役后，各野战军分别向西北、东南、中南、西南地区大进军，以战斗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人民解放军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伟大决策是正确的，统一、完整的中国回到人民手中，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以政辅军 军政并举

毛泽东在指导战争时，有一个区别于中外其他军事学派的最大特点，那就是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军事家。他总是站在政治的高度研究战争、指导战争，使军事政治仗和政治军事仗密不可分，而且融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多种手段于一体，巧妙组合，相得益彰，克敌制胜。他非常注重且非常善于打军事政治仗。无论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武装割据，还是抗日战争期间的全民抗战；无论是解放战争以谈促打、以打促谈，还是三次土地改革政策的不断调整、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开辟，以及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瓦解等政策的实行，无不是政治与军事密切结合的成功范例。

香山时期毛泽东关于打军事政治仗的主张，突出表现在他不仅善用军事力量，而且善用政治力量，尤其善于将两者相互运用，不仅使军事攻势威慑敌军阵营，而且将政治主张和政治影响传入敌军阵营。到了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作战原则已具有大规模解决残敌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在敌人欲战不胜、欲罢不甘之时，恰当地运用政治攻势，攻心夺气，更能令敌人不战而从。毛泽东在1949年8月6日致彭德怀并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指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在毛泽东以政辅军、军政并举宏大谋略的指导下，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取得节节胜利，1949年9月25、26日，陶峙岳、包尔汉先后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至此，西北五省全部获得解放。

（三）超前预测 庙算为先

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正是得益于他的战前预测和充分准备。他曾说过，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他主张，有准备、有把握的胜仗，战前必须进行必要的侦察，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作战部署。三大战役结束后，毛泽东预见到今后的战争将有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3种可能性，但首先想到最坏的可能性就是天津方式，也就是用战争赢得战争。在渡江战役之前，他要求部队，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丝毫也不应当松懈战斗，不失时机地做好向江南进军的准备，并对帝国主义可能组织的军事干涉有充分准备。在人民解放军东集团和中集团完成对南京、镇江、芜湖地区难逃之敌五个军的合围之后，上海解放已指日可待。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我军仓促进入上海，请粟张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于国民党迅速退出上海时，我军亦不至毫无准备地仓卒进去。”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超前预测、庙算为先的高超策略。

解放战争中的很多事例说明，只有做好战前预测，才能稳操胜券，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追歼白崇禧的过程中，毛泽东面对“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的特点，“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果然，三路大军（西路、中路、南路）在广西境内协同作战，至1949年12月14日歼灭逃入广西的白崇禧部17.3万余人，白崇禧部彻底覆灭。人民解放军向中南进军，歼敌40万余人，解放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5省。由此可见，毛泽东善于在战前做好预测和充分准备，做到心中有数。在战争过程中，毛泽东通过观察敌军的作战特点早已将战局运筹于胸，稳操胜券。即使面对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白崇禧，毛泽东也不被白崇禧部的伪装布阵所欺骗，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使白崇禧部处于被动，最后迫使其不得不与我方作战。这无疑也体现出毛泽东超前预测、庙算为先的军事思想，展现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才能。

（四）瓦解敌军 不战而胜

毛泽东非常重视瓦解敌军、不战而胜谋略的运用，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逐渐转入战略追击的条件下，这种谋略运用得尤为频繁和突出。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战而胜的军事思想，是在发扬毛泽东关于“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的前期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通过解放战争的实践，毛泽东对“和平方式”策略的认识不断发展，以适应于解放战争形势与时代发展趋势的要求。然后将认识运用于实践，在不断促成国民党将领起义、投诚与和平改编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和平方式”策略走向成熟。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发起进军后，国民党政府已众叛亲离，士无斗志。因此，对大批国民党军队包括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实行政治瓦解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由于人民解放军拥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以及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战争势如破竹，加上毛泽东所倡导的“和平方式”战争策略的影响，涌现了大量国民党地方政府起义、和平解放的事件。影响较大的有湖南、绥远、新疆、云南等地区的和平解放。

以湖南和平解放为例，在1949年7月4日以中央军委名义致林彪、邓子恢等的电报中，毛泽东主张，“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联名发布起义通电，宣布率部7万余人在长沙起义，并脱离“南京政府”，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同年8月5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局并告湖南省委，特别强调：“我军入长沙，望注意维持良好秩序，极力注意做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人物中的工作，尊重他们，给他们以起义者的待遇，帮助他们进步，团结多数，打击反动分子，以便经过这种统一战线的方式，顺利地接管全省政权及改编陈明仁军队为人民解放军。”正是在瓦解敌军、不战而胜的军事思想引导下，湖南得以和平解放。湖南和平解放，给各地的国民党残部以巨大的震撼，为西南、西北各省树立了榜样，促进了这些地区局部问题的和平解决，对祖国统一大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天津方式，指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北平方式，即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的和平解放，是毛泽东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土崩瓦解，蒋家王朝全面覆灭的形势下，以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高超战略艺术，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在“北平方式”争取傅作义的基础上，用比“北平方式”更为宽让的方式取得的。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在绥远的驻军开始和平谈判。经傅作义做工作，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率部于1949年9月19日宣布起义，绥远和平解放。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的“绥远方式”，对当时全国尚未解放的地区起了独特的示范作用，这对加速全国解放和建设新中国的进程，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五）纵深包围 迂回歼敌

在向西南大进军的过程中，毛泽东采取“以迂为直”谋略。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武汉和上海以后，溃退到华南、西南之敌正规军约70万人。其中以白崇禧、胡宗南两集团的兵力最多，尚有一定的战斗力，是国民党残余势力中仅有的主力集团。但他们已成为惊弓之鸟，既想尽力避免与我军作战，保住老本，又想盘踞一方，静观待变，东山再起。面对这样的敌人，如果猛打猛追，正面推进，或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的方法，都有可能使敌人逃往国外，增加人民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困难。宜沙、湘赣两战役，是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后第一次作战，之所以未达到预期的歼敌目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白崇禧集团力避与我决战的行动特点认识不足，因此采取了通常情况下的诱歼敌军和近距离迂回包围的部署，使敌得以迅速逃脱。1949年7月16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桂系的作战特点，就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方针致电第四野战军前委，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同年9月12日，毛泽东针对敌军准备在西南立足进行顽抗，不利时撤往国外的企图，指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的确立，有着重大意义：第一，可不为白崇禧灵活机动的战术所牵制，完全掌握战略的主动权。第二，可阻止白崇禧部西向云、贵与西南国民党军会合，迫使其不得不加速向广西撤退，便于将其在广西境内歼灭。第三，可加速对湖南、广西的占领，并保障第二野战军11月向西南进军。在毛泽东纵深包围、迂回歼敌军事策略的指导下，最终白崇禧部被歼灭于广西境内，留在四川的胡宗南部全部起义。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远距离包围迂回、而后回打的战略追击方针和一系列新的作战指导原则，指导人民解放军胜利完成战略追击阶段的各项任务，极大地加快了革命胜利步伐。

（六）以民为本 谋力于民

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基础，是革命战争本质和革命战争规律的反映，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体现。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注重吸取古代军事家、政治家的民本主义思想，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等关于人民参加战争的理论，鲜明指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他通过对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丰富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的理论。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主张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地方武装，实行人民战争。在抗日战争期间，各抗日根据地的民兵武装逐步扩大，他们活跃在山地、平原、水上和敌占区，主动为八路军站岗放哨、侦察敌情，配合我军开展游击战争，巧妙地运用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等多种形式，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解放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同全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援分不开的。为了支援战争，广大人民高度发扬了参加战争的积极性和生产的积极性，克服了落后生产方式带来的重重困难，节衣缩食，全力以赴支援战争，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没有人民的支援，就没有这场战争的胜利。1949年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战绩》一书题词：“人民的胜利”。毛泽东总结了向全国进军4个月来取得的辉煌战绩，并指出，解放战争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人民解放军军行所至，各地民众和民主人士表示热烈欢迎，给予人民解放军以极大的帮助。”

1949年5月1日下午，毛泽东从香山双清别墅乘车到颐和园，前往柳亚子住处益寿堂访柳亚子时，他们一同乘船游览昆明湖。在交谈中，柳亚子说：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毛泽东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所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我们有100万军队渡江，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以民为本，谋力于民的思想，是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的关键。

1949年5月27日，攻入上海市区的人民解放军为不扰民“十万大军露宿街头”的场景感动了无数人。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场“瓷器店里打老鼠”的战役中，众多官兵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攻占市区时，为保护市民生命财产，使城市免遭破坏，只用轻武器作战，真正做到了“保民何惜血沾衣”，从而使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最终赢得了解放战争的全国性胜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任何时候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能够将革命进行到底，最终赢得解放战争全国胜利的成功秘诀。

三、香山时期人民军队克敌制胜指导思想的现实启示

香山时期，毛泽东以其雄才大略和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统率千军万马，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全国性胜利，结束了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实施中获得了极大成功。它是对以往战斗时期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的人民军队克敌制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党的绝对领导是当代人民军队打败敌人的根本保证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来说，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鲜血为代价换来的，是历经艰辛探索得来的。建党初期，由于我们党没有认识到建立和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遭遇了大革命惨痛失败等挫折。但我们党很快认识到了只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而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南昌起义标志着我们党有了自己的军队，经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我们党建军治军的一条铁律，革命的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之势。100年来，正是因为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党的手里，才保证人民军队在各个时期坚决执行党的政治任务，为革命浴血奋战、为建设和改革保驾护航，成为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的坚强柱石。

政治建军是我军建设的根本，也是胜利之本。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确定下来，从根本上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确保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事业兴旺发达。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既坚持了我军的传统，同时又有了新突破。这个突破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要不要坚持；另一方面，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军的今天，要下大力气推进制度建设，以制度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面向未来，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进入了关键阶段，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只有坚持和发挥好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政治优势，才能确保军事力量的建设和运用，更好应对前进中的风险挑战，为民族走向复兴、中国走向世界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

（二）决胜到底的决心是当代人民军队打败敌人的精神财富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既是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前夕，毛泽东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战略决策，并且首先对广大指战员进行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形势任务教育，统一了全军思想，因而在战略大进军中，能以锐不可当之势，突破江防，长驱直入，战胜重重困难，猛追穷寇，迅速歼灭了敌人，解放了祖国大陆和沿海大部分岛屿，粉碎了蒋介石依托江南半壁河山重整军备、卷土重来的迷梦，并迫使帝国主义知难而退，未敢实行武装干涉。实践证明，战争越接近胜利，就越要抓好形势任务教育，树立决胜到底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使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可靠的保证。

（三）灵活的战略战术是当代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毛泽东战略战术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战争实践活动的主要特点。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人民解放军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全军作战的根本指导方针。它是围绕人民军队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官兵之间互相了解团结，并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创造出来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方法。这和朱德所说的“有什么枪打什么仗，有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毛泽东纵深包围、迂回歼敌等军事思想无不体现了毛泽东灵活的战略战术，其精髓在于能够在千变万化的情况下，采取最有效的作战方法去对付敌人，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精彩篇章。

进入21世纪，高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和作战方式的演变。当代是一个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战争是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作战技术新，作战方式新，作战结构组成新，作战力量的运用新。信息化战争最终将取代机械化战争，成为未来战争的基本形态。但是，信息化战争不会改变战争的本质，战争的目的也永远不会改变，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都是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根本，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作战指导原则不会改变。所以如何最有效地保存自己，最大力度地消灭敌人，如何使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实际实现最佳结合，仍然是当今作战指导思想中最基本的问题。我们要发扬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并在新的战场环境中创新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是新时代复杂战略环境对我军提出的崭新课题。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新型作战力量越来越多，其在未来作战中的地位作用也越来越突出，我们要深入研究未来战争制胜机理，充分发挥新型作战力量效能倍增器的作用，以出敌不意、机动灵活的战法手段，牢牢把握作战的主动权和控制权。因此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当今信息化时代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制胜法宝。

（四）军政统筹战略是当代人民军队对付敌人的基本方略

军事要服从政治，政治要为军事服务，两者互相配合，军政统筹进行对敌斗争，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对于两者的关系，毛泽东还提出过著名的论断：“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乃至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实践充分展示了毛泽东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之深，领悟之透，以及对政治和军事手段的运用之艺术。但是军事战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它随着全球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纵观世界可以看出，中国的综合国力在逐步增强，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要想充分发挥包括我国军事力量在内的国际综合影响力的作用，我国的军事战略指导就必须要跟上时代发展的节拍，在保证我国利益主权不受侵犯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去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强军梦打下坚实基础，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贡献力量。所以，军政统筹是当今社会对付敌人的基本方略。

（五）人民至上理念是当代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强大动力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都十分重视民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都在寻求“谋力于民”之道，而毛泽东将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最高境界，实现了“谋力于民”和“谋利于民”的辩证统一：只有先谋“利”于民，才能实现谋“力”于民。为了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使之投入伟大的革命战争之中，毛泽东注重通过政治教育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更注重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使广大人民群众从内心里真正支持革命战争。正是因为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才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伟大胜利，继承伟大精神，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军队的力量根基在人民。我们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民谋利，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就一定能够激发出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力量，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敢打仗，打胜仗”的新型人民军队，提出了一系列强军指导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奠基于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理论创造和工作经验，同时又结合时代需求进行了创新发展，有力推进了我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新时代我军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原因在于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最根本成就是创立了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军事指导理论创新发展的时代标志，习近平强军思想是把握时代大势、运筹强国强军的战略擘画，是植根实践沃土、破解强军难题的锐利武器，是揭示战争规律、富于军事智慧的精神瑰宝，是新时代我们党在军事领域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军事篇”，是新时代强军兴军的根本指针和精神旗帜。当前，全军部队要从坚定维护核心、勠力强国强军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深远重大意义，坚决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各领域全过程，不断夺取新时代强军事业新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坚持习近平强军思想，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而奋斗。

本文2021年3月1日发表于《首届香山革命精神与历史文化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简介

王园，毕业于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2020年入职香山革命纪念馆，现任编辑研究部馆员，主要从事香山革命历史研究、展览策划等工作。

作者：编辑研究部 · 王园

编辑：信息资料部 · 张子奇

制作：网络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