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汇聚了一大批文史、书画、戏曲、艺术等领域颇具名望的耆年硕学之士。馆员均是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和艺术成就，社会声望较高的代表性人物。“馆员撷芳”栏目将陆续展示市文史馆馆员在文史研究和艺术创作等领域的丰硕成果。敬请关注！
吴建雍
吴建雍，1946年生。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北京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外关系史学会学术委员、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清代中外关系史和北京史研究，2002年，参加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任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设计并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京社科规划项目，专著代表作有《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库·两域集》、《北京通史》（清代卷）、《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北京城市发展史》（清代卷）、《北京城市生活史》（清代部分）、《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西贸易部分）、《美洲华侨华人史》（第二编），译著代表作有《颜惠庆自传》（合译）。学术论文代表作有：《清前期北京宣南士乡》《清代京师旗人生活》《清代北京的粮食供应》《清前期中西贸易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清前期榷关及其管理制度》《清前期中国与巴达维亚的帆船贸易》《清前期中西茶叶贸易》等。
北京历史文化的内涵及精华
文/吴建雍
北京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在3000余年的历史中累积形成的，特别是自金贞元元年（1153年）成为都城后，更培育了京师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和代表、东方文明的典范，对世界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让北京更加光彩夺目，继承发扬京师文化传统至关重要。如何继承，怎样发扬，首要问题是了解什么是北京历史文化的内涵及精华，它所铸造的精神又是什么？
概括而言，北京历史文化的精华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东方古典都城的百科全书
北京是中国古典都城建筑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结晶，集中体现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延续性，是东方都城的百科全书，具有世界的唯一性。
从国内讲，中国有七大古都，按建都年代的先后，依次为安阳、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其中，前面的六大古都，都是某一历史阶段的产物，只反映了进程中的局部形态。北京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个都城，无论中轴线及其对称的格局，还是宫廷、民居、园林建筑，都代表了都城的最完美形态，蕴含着历代都城的建城理论、建筑符号。即使是那些未能保存下来的都城，例如公元3世纪和5世纪的曹魏都城及东魏都城邺城，有关它们的历史信息也依然蕴藏在今天的北京之中。
从世界讲，中国城市文明的延续性，是其他文明无法比拟的。英国著名学者约翰·里德在其撰写的著名的《城市》一书中写道：“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孕育的文明，没有被打断过，极其与众不同”，“这种非凡的连续性，导致创造出具有同一世界观的一个民族、一套伦理观念的体系、一个艺术和文学的传统、一种书写语言、一套建筑和城市规划样式。”中国历史两千多年（这里指秦朝以来）国家体系的规则在哪里呢？世界观是在哪里产生、培育和延续的？答案是：城市。“在这个帝国的至少四分之三的时段，中国的技术和经济水平都是领先于欧洲的”。在与中国对比中，他讲道“罗马人比中国人使用了更多的石头。石头是耐久的，但是罗马帝国却没有这么久——仅几个世纪而已，而对比中国，则是两个千年”。“在从苏格兰到多瑙河的广大欧洲土地上，罗马人留下了成百上千的城市、市镇和其他文化残迹，但是在帝国崩塌以后，几乎没有城市中心能够以有效的、自立的形式存活下来。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欧洲的黑暗时代’”。我们今天审视北京的历史文化价值，应从世界城市文明的对比中，获得一定的启示。
1．深邃的中华文化观
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北京中轴线布局就是依据这一建都理论发展起来的，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崇尚“中”的文化思想。这种中轴布局，不仅体现在城市形制上，也存在于礼制建筑、园林、四合院中。
“中”本是古人测天的仪器，由对宇宙的观察中，得出“中”的空间概念，将自己生活的地域称作中国。这种关于空间意识的“中”，是人的主体意识的一次历史性觉醒。后经儒家发展为中和、中庸的哲学，深化为对宇宙秩序的认识，即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宋明理学阶段，“中”发展为整个华夏民族凝固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融合政治伦理、道德规范，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都城建筑中的中轴布局，即是对“中”和“中国”观的一种文化认同。
中轴布局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时间观。
中轴布局的南北向空间延伸，反映了古人对北极星的崇拜。在农业文明时代，我们的祖先是依赖北斗七星位置的变换，制定24节气的。在星象观察中，他们还发现，北斗的运转，总是围绕着北极，北极恒定不动，满天繁星拱卫着它。将这种天象移植到人类社会，形成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政治秩序理念。体现在建筑中，既以南北轴线为中心、北向为尊，又注重群体建筑的纵向延伸和横向对称，形成拱卫中心的格局。这与西方注重个体建筑的空间立体发展和东西向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将空间布局转化为时间意识，建筑学家曾有这样的比喻，将中国建筑称为“流动的音乐”，将西方建筑称作“凝固的音乐”（参见《中国建筑文化大观》）。
充分体现了尚中文化观、宇宙观的北京中轴布局，是历代都城累积发展的结果，特别是三国时期及南北朝时期的邺城和洛阳，堪称是北京形制的滥觞。
三国时期，曹魏都城邺城（204—220年，在今河北省漳县和河南省安阳县交界处），第一次利用东西向穿城大道把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将宫殿、官署和贵族居住区与民居和商业区隔开，结束了此前都城中几乎充满宫殿并且杂乱无章的状态。它还第一次在宫前修建以宫门、主殿为对景、直抵都城南门的长街，并在长街两侧集中布置衙署，形成了中轴线与宫前丁字形的干道格局。南北朝时期，东魏迁都于邺，令著名儒生李业兴“披图按记”“参古杂今”“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洛阳），于邺城之南重建新都（535—540年建成），开创了先规划后建城的历史，并使中轴线第一次处在真正的城市几何中轴线上。
魏、西晋都城洛阳（220—311年），在宫前南北主街“铜驼陌”（铜驼街）左右两侧分别建太庙和太社——象征皇权和政权的主要建筑群，第一次实现了“左祖右社”的格局。北魏时期的洛阳（493—502年建成），又将“铜驼陌”自宣阳门向南延伸，渡过洛水浮桥，直抵表示皇权受命自天的祭天圜丘。并在旧城外新建了一个巨大而规整的外郭，开创了中轴线抵达圜丘和都城外郭建设的先例。
元大都继承了上述古都发展的历程，在刘秉忠设计和主持下，元大都中轴线是在严格测定的基础上选定的，并在北端部分（稍西）第一次建鼓楼、钟楼，完善了中轴线的建筑群，为传统都城最终形制奠定了基础。
明代最初，都于应天（南京），以凤阳为陪都。永乐十四年（1416年），将都城迁往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宏敞过之”。其中，宫城的改建，扭转了元朝“逐水而居”以太液池为中心安排大内正朝与太子府、太后宫、皇妃宫的格局，恢复了汉族传统的前朝后寝的形制。为仿照南京和凤阳都城后都有镇山的形制，还在宫城之北，人工堆造了“万岁山”（景山）。复将钟鼓楼向东移到全城轴线上，从而使宫城与全城中轴线完全重合。又将太庙和社稷坛安排在宫城前、皇城内。同时，向南扩展都城城墙，在延长了的千步廊两侧布置五府六部。由此可见，我们今天的北京，还承载着明代南京和凤阳都城的历史文化信息。
2．绚丽的民族特色
北京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都城。历史上，无论中原汉族，还是来自草原大漠、白山黑水的少数民族，都曾在这里生息发展，为北京的建筑绘上了多民族的绚丽色彩，使其成为国家的象征。
清代，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北京成为民族盛会的中心。京师中央机构设有理藩院，专门管理少数民族事务。还制定有年班制度，规定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王公贵族等上层人士，分班轮流进京，觐见清帝，每年有一定的班数，称作“年班”。此外，蒙古王公台吉每年还须来京听事。乾隆年间规定，有千余台吉之旗，令二三百人前来，五百以上台吉，令百余人来京。按此比例算来，每年进京的蒙古台吉，多达16000余人。每逢春节，清帝要举行盛大新正筵宴，招待进京各族上层人士。初设宴于西苑丰泽园大帏次，后于紫光阁。宴会上，例设中和韶乐，舞庆隆舞，并奏蒙古、回部、金川及各番部乐。乾隆用蒙语与王公台吉交谈，后又学会维吾尔语，与新疆伯克对话，可不借舌人传译。正月十五上元节，则于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行筵宴，宴后于山高水长楼放烟火。还有盛大演出，包括汉族的寻橦（古代杂技）、蒙古的撩跤、维吾尔族的铜绳技（走钢丝）。
作为文化载体，北京的建筑具有多民族的特色。例如，紫禁城中的坤宁宫，仿照盛京的清宁宫整建，呈东北民间口袋房的样式，宫门偏在东南隅。在这里举行的日祭和保婴求福年祭，保持着萨满教的古老习俗，洋溢着白山黑水的浓郁乡情。此外，东长安街上还有堂子建筑，是清帝举行萨满教大祭的场所，由于这种祭礼属国祀，除了萨满神，还供奉着儒教、佛教的神祇，礼仪融入了汉文化的因素，不似内廷的原生态祭仪。除了满族特色的建筑，在西苑南海瀛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建有宝月楼。其对面西长安街南侧建有回回营，具有维吾尔族建筑风格。当年天山南路回疆平定后，迁至京师的维吾尔族人编为一个佐领聚居于此，流传着香妃的故事。香妃实为容妃，系维吾尔族，和卓氏，世居天山南路叶尔羌。在平息大小和卓木叛乱中，其叔、兄立有战功，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后随叔兄被宣召入京，成为乾隆的妃子。
北京还有很多藏族风格的建筑。清朝奉行崇奉藏传佛教（喇嘛教）的政策。早在顺治八年（1651年）清廷即于琼华岛上建筑白塔寺（后改称永安寺），这是一座典型的藏式寺庙建筑。同年，清帝召见五世达赖，于安定门外建东黄寺，供其居住。此后，陆续改建或新建的藏传佛教寺庙即有30余座。其中，乾隆九年（1744年）将雍正藩邸改建成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庙宇，设有金奔巴瓶，专门举行蒙古地区活佛转世灵童确定仪式。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廷在紫禁城内西部原明朝道观旧址上建雨花阁和中正殿。此乃藏汉合璧建筑，宫内喇嘛在这里唪经。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西黄寺（黄寺分东西二区，同垣异构，俗称双黄寺）建清净化城塔，纪念在京病逝的班禅六世。
3．悠久的历史文脉
北京的建筑承载着宏富的历史信息，体现了一脉相承的美学思想和建筑语汇。
目前，我们看到的紫禁城内的太和殿，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建成的。康熙十八年十二月（1680年1月），太和殿曾被火烧毁。为重建，清廷曾派出四路官员分别前往福建、两广、湖广和四川采办楠木，终因无法找到巨大殿材，只得决定以塞外“大而可用”的松木代替。重建的太和殿，为了符合正殿“九五之尊”的制度，将东西尽间，建成与其他九间相隔的夹室。结果，不但使大殿主体依然为九间之制，且因夹室的建造，使太和殿更符合古代宗庙两端有序（即夹室，用作存放高祖以上的神主）的形制。这项工程的主持人，是著名工匠梁九，时年90岁。他的师父是明代工程师冯巧。新建的太和殿为防止火灾，取消了斜廊和平廊的建筑，使其与两侧的廊庑不再相连。虽然造型不像此前那样玲珑，却使太和殿更加巍峨壮丽。
然而，这种传统的宫殿形制并未在北京消失。20世纪30年代初建成的北京图书馆主楼即是按照唐代长安宫、大明宫的形制设计建造的。其特点是主殿、两翼庑殿、后殿用回廊、杰阁联系在一起。北京图书馆主楼重檐琉璃瓦、左右两翼有东西向重檐庑殿，并有暗廊连接后楼。整个建筑物矗立在崇阶丹墀上，由汉白玉石栏围绕，犹如华美的宫殿。这座建筑虽然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却成功地展现了盛唐的风采，延续了传统建筑的文脉。对如何处理好发展与继承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又如北京园林，也是集历代园林建筑之大成，堪称东方园林之都。由清代最终完成的北京园林建筑，包括：大内御苑西苑（三海），离宫御苑畅春园、圆明园和清漪园（颐和园），行宫御苑南苑、静宜园和静明园。其中位于西郊者有畅春园、圆明园、静宜园、静明园和清漪园，又称作“三山（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这些建筑几乎包罗了中国古典建筑的全部个体、群体的形式，既洋溢着富丽堂皇的皇家气派，又容纳了江南文人园林的幽雅旖旎、寺观园林的古朴清丽，同时还将体现升平景象的繁华阛阓与飘逸着稻香的山村野景糅合得天衣无缝。
在皇家园林中，东海神山是古老的传统命题，自秦朝在兰池宫最早塑造海中仙山，此后被历代皇家园林所模仿，一直延续到清代。西苑瀛台、琼华岛殿宇楼阁的大规模兴建，圆明园福海中“蓬岛瑶台”三岛以及“方壶胜境”的设计，清漪园昆明湖中南湖岛、藻鉴堂和治镜阁的鼎立，都体现了对东海三仙山——蓬莱、方丈、瀛台的向往。
清代中国南方，特别是苏杭一带，经济繁荣，人文鼎盛，私家园林甲天下。康熙、乾隆数次南巡，流连于名园佳境。或携图而归，或邀匠师，将江南景致“移天缩地”于京师。西苑南海有“千尺雪”园，仿自吴中寒山名园。北海琼华岛北侧的临水延楼，意在摹拟镇江北固山的“江天一揽”。圆明园有“西湖十景”之建，复有狮子林、鉴园、如园、小有天园和安澜园等数园的移植和仿造。清漪园昆明湖中横亘着苏堤，万寿山东麓坐落着仿自无锡寄畅园的谐趣园。这些建筑，都充分说明了北京也是中国园林建筑的百科全书。
北海琼华岛白塔 李治国 摄影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学术圣地
北京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之都、学术之都。
自清代以来，北京在中国学术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日渐凸现。清廷实行稽古右文政策，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无论顺治、康熙还是乾隆，对儒家文化除了政治的需求外，都表现出了个人的浓厚兴趣和强烈的学习欲望。顺治讲：“凡经学、道德、经济、典故诸书，务须研求淹贯，博古通今。”康熙讲：“政事之暇，唯好读书。讲论经史，有疑必问，乐此不疲。”乾隆更是以学者自居，有考证之癖。清代京师的学术成就，充分地表现在重大文化工程的开展、乾嘉学派的成就以及国学的最终形成。
1．修书机构、文渊阁、辟雍的设立和重大文化工程
清廷在紫禁城内设立了国史馆、方略馆、起居注馆、实录馆、玉牒馆等常开、例开修书机构，编纂了200余部、22000余卷史籍。不仅系统地整理了3000余年中国古代的典籍，还保存了清代的丰富文献，刊刻了武英殿版精品图书。其中，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年间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是两项最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历经九年完成，参与编纂的列衔专职人员多达360人，加之未列名者，总计400余人。
有关北京的历史典籍也是在这个时期整理编纂的。其中，最具价值的是《日下旧闻考》。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时任日讲起居注官的著名学者朱彝尊，利用入值南书房的便利条件，开始从1600多种古籍中选录历代关于北京的资料，夜则挑灯苦读，日则踏遍郊野，走访山僧村老，辨识残碣断碑，历时三年编成《日下旧闻》，共计42卷，记述了自轩辕黄帝都于涿鹿（今北京西北）至清初的历史。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距朱彝尊编书已近百年，为了将这个时期北京皇家园林的大规模建设补编入书，乾隆命窦光鼐、朱筠等重新修订、增补《日下旧闻》。五十二年（1787年），纂成《日下旧闻考》，共计160卷，几近原书的四倍。由于这两部巨著的编纂，不少残失古籍所载珍贵史料，得以保留至今，为系统地了解北京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乾隆末年，还有一位民间学者吴长元编纂了《宸垣识略》一书，对上述两书去芜存菁，增补了有关内城胡同府第、外城名园会馆的珍贵资料，可补前书之不足。
这些学术成就，不仅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长足发展，也对世界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很多国家的汉学院，都以清代编纂的大型工具书作为学习中国文化的门径。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每年都招收以汉语为专业的学生。其中，甚至有年轻的女性专门研究《佩文韵府》。这部大型分韵编排的辞书，是在康熙四十三年至五十年（1704—1711年）由康熙与内值翰林共同编纂的。由上海古籍书店出版的影印本，繁体字竖排无标点，且字号甚小。攻读这样的原版典籍，充分表现了外国学子对中国文化的倾慕与热情。
文渊阁和辟雍的建筑，展现了国家对中华传统的大力倡导。其中，辟雍的建筑，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辟雍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校址圆形，围以水池，是天子“承师问道，行礼乐，宣德化”的地方。辟同璧，系圆形玉，以法天，于雍水侧，象征教化流行。但自隋唐后，已失传。元代建国子监时，也未能设辟雍。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决定建辟雍，称“北京国学，自元历明，以至本朝，五百余年，有国学而无辟雍，名实不符”，“自应增建以臻美备”。按原方案，边长不过12米的殿内需立四根钻金柱。乾隆对这样的建法不满意，命负责具体施工的户部尚书和珅另定做法。和珅提出撤去四根钻金柱，采用抹角架海梁之法支撑殿顶，不仅节省了四千四百余两白银，且使大殿更形宏敞明亮。翌年冬，辟雍落成。主殿是一座重檐黄瓦攒尖顶的方形建筑。五间见方，外周以廊，廓外出檐。四周环以圆形水池。主殿东西南北四面开门，各与相对的跨池石桥相通。辟雍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礼制象征意义，充分体现了美学价值与文化精神的统一。例如“池圆象征圆，殿方象行方，是体天地之撰，是立规矩之极也。环以水，达以桥，则合于水圆如璧之说，丽以穹宇，闢以四门，则合于王雍泽宫之说”。国子监辟雍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最高学府的礼制建筑。建成后，清帝每年要在这里举行经筵大典，听大学士讲解儒家经典，国子监学生都在堂外听讲。
2．乾嘉学派、桐城派等学术、文学流派的形成
在崇经术、兴文教的大背景下，北京成为全国文化精英荟萃之地，造就了许多执掌文坛、开创学派的巨擘大师。仅据《皇朝经解》《皇朝经解续编》所载，即有专治经学的清代学者157家，著书389种，2727卷。其中多有在京师涌现者。例如汉学初兴时期的著名学者阎若璩，自26岁始，三次入京，其学术成就主要是在京师完成的。他的主要著作《古文尚书疏证》，开辟了辨伪学的途径，为乾嘉学派的产生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在宣南住宅，阎若璩题联道：“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晚年时，胤禛将其延入府邸。去世后，胤禛亲书祭文，称他所著书“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将汉学推向高峰的皖南学者戴震，初至京师，寄寓歙县会馆，穷困潦倒，饘粥不继。后来，结识名流王鸣盛、钱大昕，学问日进，声重京城，成为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和徽学掌门人。散文大师姚鼐，弱冠之年，即被刘大櫆称作“已具垂天翼”。然而，只是在游学京师期间，才得以一展天翼、翱翔碧空。时值清廷开《四库全书》馆，他被首议开馆的朱筠等人联名举荐。当时参与纂修的非翰林出身者，仅八人，姚鼐即为其中之一。后来，他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相济的主张，并以名言“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者乎”，使这一文学流派大彰于世。桐城派是继唐宋八大家之后，古文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3．学术区域的形成与文化设施的发展
在崇经术、兴文教的大背景下，京师逐渐形成了宣南和什刹海两大学术文化荟萃区域，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宣南文化和什刹海文化，其核心内涵应该是学术文化。
宣南区域，是学者、文人聚居区。据不完全的统计，这里清代名人故居就有400余处。设在紫禁城外的修书处也在这里。例如，位于琉璃厂东侧的杨梅竹斜街，有著名的清勤堂，即为清朝《三通》（《文献通考》《通志》《通典》）的编纂处，编纂总裁为梁诗正。梁诗正是雍正八年（1730年）殿试探花，乾隆年间的大学士，内廷五词臣中，名列首位。因其为官清廉，多年职掌翰林院、内阁、吏部，号称“三清居士”。
宣南琉璃厂，还是清代全国最大的图书市场和信息交流中心，发挥着民间图书馆的作用。据参与《全书》编纂的著名学者翁方纲（亦为北京大兴人）所记载，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馆，即于翰林院藏书之所分三处：凡内府秘书发出到院为一处；院中旧藏《永乐大典》，内有摘抄成卷，汇编成部者为一处；各省采进民间藏书为一处。每日清晨，诸臣入院，设大厨，供茶饭。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数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江浙书贾奔辏辇下。书坊以五柳居、文萃堂为最。他们的服务态度最为人称道，图书全部开架，设有坐席，供读者饮茶休息。买书固然欢迎，不买亦可。偶然买一本，即为熟主顾。无形中，培育了浓郁的读书、学术氛围，形成了琉璃厂传统的职业道德。
什刹海也是清代京师的人文荟萃之地。时人描写这里的景致道：“后门外李广桥一带，明湖滉漾，大似江南水国。每过其地，辄令人起秋风莼鲈之思。有庆龙堂，水槛迴廊，轩窗四敞。盛夏入其中一望，芰荷芦荻，时与凫鹥鸥鹭上下浮沈。薰风媵凉，心清香妙，恍如置身海上三神山。”银锭观山、碧湖荡舟的优雅环境，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巨匠大师。
早自元、明以来，什刹海即是文人诗酒唱和的胜地。元代，海子岸边有万春园（据说是在火神庙后亭附近），每逢会试发榜，进士登第“恩菜宴”后，总要在这里聚会，因而人们把万春园比作唐代长安的曲江亭。明代著名学者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1447—1516年）自幼生活在什刹海前海西岸（或称作西涯）三座桥附近，故以西涯为号。他的名篇《西涯杂咏十二首》，包括海子、西山、响闸、慈思寺、饮马池、杨柳湾、钟鼓楼、桔槔亭、稻田、莲池、菜园、广福观等，展现了明代什刹海的环境和景致。明代文学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曾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在什刹海以西的崇国寺（现护国寺）成立著名的“葡萄社”，参加者均为当时的名士。每旬日，他们在崇国寺集会，讲学论经、饮酒赋诗，还经常在什刹海举行诗酒会。“葡萄社”时期，是公安派文学最活跃、成就最大的时期。他们批判复古倒退，反对模拟剽窃，倡导诗文革新的主张，体现了启蒙主义精神，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代，什刹海区域虽是正黄旗居住的地方，但赐居内城的汉族翰林名臣多集中于此。李广桥有蒋廷锡、蒋溥父子宅邸。蒋廷锡是康熙、雍正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在治河通漕、襄助怡亲王允祥董理户部中，多有建树，且工诗善画。兴化寺街有上书房总师傅兼掌院学士于敏中的雨梧书屋，他是《四库全书》《日下旧闻考》的正总裁。护国寺有康雍乾三朝名臣张廷玉的府第，其兄弟子侄为官者多达19人，堪称仕宦大族，是有清一代配享太庙的唯一汉臣。三座桥的曹振镛，道光年间授军机大臣，因平定英国策划的喀什张格尔之乱有功，入紫光阁功臣像。在浓郁的汉文化熏陶下，这里涌现了许多的八旗名士。其中佼佼者有，清代词坛巨擘纳兰性德，参与《皇朝文颖》《全唐文》编纂并著述《清秘述闻》的蒙古族人法式善，《八旗通志》《白山诗介》编纂总裁满族人铁保。此外，还有被誉为“八旗士族之冠”的德保、英和父子。德保曾主持国子监辟雍工程。在其任两广总督期间，得子英和。因有粤海关的阅历，英和思想开放，在嘉庆年间首倡并主持了海运漕粮，取得了成功。此外，还有住在后海北沿的成亲王永瑆，他与上面所提到的铁保，都是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其他两位是翁方纲和刘墉）。
清代，文人在什刹海地区的雅游和诗酒聚会更是丰富多彩。康熙年间，大学士明珠在后海北岸的宅第有渌水亭、通志堂、花间草堂等建筑。其子纳兰性德经常在园中招待京师名士，诗酒唱和，进行文学创作。一时渌水亭、通志堂成为名闻京城的诗坛。乾隆、嘉庆年间，著名学者法式善、翁方纲，也经常在什刹海招集同人，研讨诗文，开怀畅饮。据载，当年翁方纲曾集二十四诗人于湖上酒楼，每月有诗会。一时群羡为神仙中人，如法式善、何兰士、顾南雅、王惕夫、张南山、宋芝山诸人皆曾与会。
什刹海 刘海 摄影
三、多元一统的首善之区
人是文化的载体，京师精神和城市性格是由北京历代居民培育和传承下来的。特别是近三百年清代北京人更是对今日具有直接的影响。
清代北京人主要包括三部分：仕宦、旗人（包括宗室）和商贾百工，他们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士文化、八旗文化和市井文化，其中又有雅、俗之分，精英、平民之别。
1．清代内城的旗人文化
清朝入主中原后，实行居重驭轻的政策，在京师实行“满汉分城居住”。于内城按照八旗方位，安排满族军民的住房，内城东部依次为镶黄、正白、镶白和正蓝，西部依次为正黄、正红、镶红和镶蓝，所谓“以左右翼为辨，分列八旗，拱卫皇居”。为了防范宗室分裂势力的产生，在明朝“三不”（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分封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了诸王封号“但予嘉名，不加郡国”的条款。由于不加“郡国”即无须到外地“就国”，因此不但旗人住居京师，皇子分封后的王府，也俱在京城，这是北京旗人文化、王府文化产生的原因。
按照清制，旗人皆由政府供养。当他们18岁成人后，除了“上则服官，下则当差”外，不许从事其他职业。有事时，披甲从征；无事，则习满语、练骑射。根据级别，旗人可分到一定数量的房屋，领有兵饷甲米。所谓“吃皇粮”即源于此。此外，清廷还通过各种举措，诸如生息银两等，解决年节婚事的补贴。每年在北海举行冰嬉比赛，颁发赏银，这是“寓赏于练”。八旗中的佐领，大部分都享有世袭权，称为“世职”。旗人不得离旗居住，即使外任旗员，其子弟满十八岁后，也要遣回京师当差。清廷并不鼓励旗人通过科考进入仕途，因为他们有经过笔帖式做官的捷径。为了防止旗人染上汉习，清廷对旗人的管理相当严格，不允许他们赴外城戏园看戏，偶有犯者，被九门提督查出，即加严惩。除了可以听八角鼓、清音子弟书，其他的娱乐实在不多。闲暇之时，旗人出城遛鸟便成为一项重要的消闲活动。当时京师流行的一首竹枝词，生动地刻画了旗人兵丁的形象：“衫敞前襟草帽横，手擎虎叭喇儿行。官差署了原无事，早饭餐完便出城。”
2．清代外城西部的“宣南文化”
清代北京外城居民以汉族为主，且多为流动人口。外城西部，特别是宣武门外，是仕宦聚集区。除朝官、京官是较为长期的居民，多数则为流动人口，包括进京赶考的士子、参加谒选的进士、应诏述职的官员等。按照清制，凡在家乡等待任命的进士，遇有知县空缺，都要进京参加吏部组织的铨选，并于赴任前，觐见清帝。由此可知，这部分入京人员数量很是可观。
当时，宣南有300余所会馆，其中以南、北半截胡同和神仙胡同为中心的小区，面积并不大，但它拥有的会馆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其中，会馆超过10所的胡同有：南、北半截胡同，米市胡同，潘家河沿，粉房胡同和南横街，最多者，有16所。康熙年间，曾有这样的趣闻。时任左都御史、入值南书房的徐乾学，住在神仙胡同（原明代严嵩故居，又称丞相胡同，紧邻北半截胡同），在士人中享有极高声誉，“游其门者，无不得科第”。一时，士子争相赁屋于神仙胡同，大有人满之患。每晨五更，在徐乾学要入朝时，这些举子大声朗诵诗文，使其听之，如是数日，得到徐的赞赏，便延誉于朝。这可能也是举子喜欢住在半截胡同附近的一个原因。
清代宣南，具有浓郁的儒风士俗，形成了具有共同价值取向、心理、生活情趣的士文化圈。“处为真儒、出为循吏”，是他们的准则。平时以文会友、诗酒唱和，蔚为风气。陶然亭、慈仁寺（报国寺）、长椿寺等处，是他们雅游的经常去处。士人尤喜藤萝，多以其命名书屋，诸如古藤、紫藤、青藤、双藤等。在戏曲欣赏方面，他们偏爱高雅的昆曲。
3．清代外城东部的工商文化
外城东部，包括大栅栏一带，是商贾百工聚集区，这里堪称京师最为繁华的闹市区域。不但阛阓林立，饭庄、酒楼、戏园也多集中于此。京师商人，从事的行业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例如，银号、成衣、药材等业，多为浙东人所经营；香料、珠宝、玉器等业，多为广东人经营；估衣、饭庄、绸缎等业，多为胶东人经营；票号、钱庄、当铺、颜料、染坊、粮食、干果、杂货等业，多为山西人经营；铁、锡、烟袋等业，多为山西潞安州人经营；纸商多为福建延平、邵武人。商贾所建会馆为工商会馆，大多位于前门大街东侧，约有50余所，兼有行业和地域性质。这些跋山涉水而来的商人，将生意兴隆寄托于神灵的保佑。各行各业除了崇奉财神爷外，都有相应的行业神和地方神。例如，颜料行奉葛、梅二仙，玉器行奉邱真人，土木行祭鲁班，铜、铁、锡、炭等行祭许真人，药行奉神农，梨园会馆则祀老郎神（有说即是唐明皇）。这些行业神、地方神增添了京师的神祇，起源于闽南的天后信仰，就是由闽商传入北京的，从而使京师的民间信仰更具有全国性。会馆屋宇也颇具地方特色。例如，坐落于前门外大街东侧长巷二条的汀州会馆，正房椽子每根都雕成象鼻形，向上卷起；挑梁上有双象瓜柱，梁头雕有天马、神牛等动物纹饰，具有典型的江南传统工艺特色。
商贾百工群体的休闲娱乐，也有别于仕宦。他们更喜欢属于“草台戏”的弋阳腔、高腔、京腔等。这些被称为花部的地方戏曲，虽因“喧阗嚣杂”“难供雅人耳目”，却因“皆街谈巷议之语”，深受平民的欢迎。他们也有最常去的游玩场所，即是通惠河的二闸。有人将其比作秦淮河。
尽管上述三个社区的居民，因社会地位、职业、民族的不同，形成不同的亚文化，然而，由于当时国家的统一意识形态是程朱理学，在京师的大环境下，他们又形成了带有共性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而有别于其他地方。例如，仕宦“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与将自己视为社稷一员、披甲当差的旗人，自然有相通之处，形成了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政治的京师精神。又如，仕宦文化是儒家文化的人格化，集中体现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和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这种精神同样渗透于商人群体中，所谓“儒商”就是最好的说明。清代北京汇聚了来自全国的商人，其中不乏晋商、徽商、浙商、闽商、粤商，他们不但具有开拓精神，还培育了以同仁堂等老字号为代表的诚信第一和乐善好施的职业道德。
4．京城各种文化的融合
在以儒学为共同的社会行为准则下，清前期的京师展现了和谐、包容的秩序。例如，满汉关系并没有因分城居住出现隔阂，相反，倒是旗人逐渐移居外城，汉人不断进入内城。由于满、蒙等少数民族仰慕汉族文化，往往延请士人做私塾先生，教其子弟读书。旗人对有学问的士人很是尊重。顺治九年（1652年），太常寺卿程芳朝督学直省回京，至朋友家饮酒，深夜才散，回家路上，遇到巡夜的九门提督，问其为何违反夜禁。这位风雅学士，随口吟诗一首，说是因在饮酒时，与友讨论《赤壁》两篇赋，不觉到了半夜。九门提督见其出口成章，知其必是学者，改容道歉，并于翌日登门负荆订交。这生动地说明了八旗将军提督对汉族文人的尊重。此外，早在清初，清廷就颁布有谕旨，称“凡满汉官民有欲联姻者，各从其愿”。乾隆年间，著名学者全祖望在京师娶满洲学士春台之女，即是例证。同样，南、北之民，也能和谐相处，并无地域观念之分。在清末，由于旗人的生计问题日加突出，以及宗室后裔的没落，旗、民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一些旗人由于向山东碓房粮商借贷不已，沦为欠债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京做官的南京人夏仁虎，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昔居内城，邻人某满世爵也，起居阔绰如府第制。一日，余家人偶至街头老米铺，俄一少年至。视之，即邻人家之所谓某大爷者。见铺长执礼若子侄，而铺长叱之俨然尊长。原来是这位大爷在向掌柜的借钱。这也说明了旗、民在经济上的平等关系。
此外，就雅、俗文化，精英、平民文化而言，由于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形成如同京师一样的人数众多的仕宦群体、精英群体，应该说京师文化主体还是雅文化和精英文化，充分体现了作为文化之都、学术之都对全国的引领作用，正所谓“京师士大夫好尚，可以觇天下风气”。
故宫午门与太和门 立新 摄影
四、几点启示
1．认识北京历史文化的精华，是发展当代文化的基础。
北京历史文化极其丰富，汇集了全国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这对我们来说，既是优势，也是挑战。如果说其他城市，可能更多地保存了地域特色甚至原生态文化，而都市由于面临大量的交流和选择，很容易淡化或失去了地域的色彩。因此，首都文化不能是简单的加法，而应是乘法、乘方，在更高水平上的创新和开拓。也不能为追求特色，而以俗取胜。成功的创新在北京历史中是有先例的。例如，京剧就是北京的创新。它是在雅部、花部基础上赢得国剧资格的中华戏曲的精华。天坛、国子监、园林等建筑，也是创新取得的成果。
2．准确把握京城的文化功能，制定首都文化发展战略。
著名的城市史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对城市特别是都市的功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说：“城市通过它集中物质的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类交往的速度，并将它的产品变成可以存储和复制的形式。通过它的纪念性建筑、文字记载、有秩的风俗和交往联系，城市扩大了所有人类活动的范围，并使这些活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建筑物、保管库、档案、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能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地往下传，因为它不但集中了传递和扩大这一遗产所需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的智慧和力量。这是城市给我们的最大贡献。”北京的历史，可以说是最好地发挥了城市特别是都市的这种伟大功能。在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和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过程中，如何发挥都市传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功能，如何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应是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主题。
3．延续性是城市文明的生命。
中国都城文明绵延不断的悠久历史，是其他文明无法比拟的，我们应该珍惜和尊重这样的延续性，充分认识保护历史文化古都的重要意义。北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需要城市这样的物质载体传承的。失掉了载体，也就失掉了历史、失掉了民族的记忆。可以试想，当海外游子身处他乡、面对风格迥异的环境时，难免产生“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而当他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找不到当年的记忆时，难道不也会产生失落感吗！同样会面临身份认定的茫然。
城市作为文化载体，不仅发挥着传承文明，维系历史记忆的作用，还通过空间氛围及其内在精神，培育着民族心理和情感。人类最真挚的乡情和对祖国的热爱，离不开生于斯、长于斯的环境的熏陶，这是文化最深层次的作用。世界城市需要有民族性格，在首都发展中，我们要切实保护、继承北京悠久的传统文脉，使北京成为向世界转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心，在世界城市中，永葆其东方都城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