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这座千年古都的历史命运由此转折，战争的阴云渐渐消散，新生的曙光洒满城楼街巷。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与北平各界民众共同谱写的胜利篇章，是以深远智慧与坚定意志避免战火、存续文明的生动典范。值此北平和平解放七十七周年之际，让我们一同追溯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聆听古都在黎明中苏醒的脉搏，见证一座城市走向新生的伟大起点。

北平的和平解放和城市交接，被历史选择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后，仿佛是在用中国新年，宣告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

1949年1月31日，大年初三，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2月3日，正月初六，过完传统的“破五”，解放军以一个规模宏大的入城式，拥抱了这座古老的都市。

▲图为1949年2月5日，《人民日报》关于北平入城式的报道。

北平入城式标志着北平的解放，是对三大战役的总结，也是对我军胜利之师的一次检阅，同时对全军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正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解放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军的入城式。”

北平的和平解放，创造了“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北平方式”。这种方式为其它地区的和平解放提供了范例；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免遭战火的摧残。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万众欢腾，大家都期盼着从此能过上好日子。

2月2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入城办公，驻地设在中南海西花厅。刚刚进入北平城的人民政府，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当地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多年内战加之国民党在北平施行的混乱经济政策，使北平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粮油、蔬菜等人民生活必需品严重缺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北平和平解放后打响。

早在1948年12月17日，人民解放军就已经实现了对北平城的合围，而此时的傅作义仍在战与和之间徘徊。“围城”中的北平市民生活一时陷入困境。一直以来，北平城的粮食、蔬菜都依赖于每天从郊外运输进城，如果这个通道因战事被封闭，城内的粮食和蔬菜很快就会断绝。包围北平的东北野战军在围城之前就收到上级下达的命令：围城的首要出发点是“保护”。于是攻守双方达成了某种默契，每天早晨定时打开北平北城的东大门——朝阳门，在城内的瓮城开辟一个菜市。另一方面，围城之时，中共中央就已经在为解放后的北平到处筹集粮食、蔬菜等必须物资。

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签订后、人民解放军尚未入城前，中共中央指示从冀中、察哈尔、门头沟等地向北平城调入3000万斤粮食、160万斤食油，这些物资随着解放军一同进城，用以解决200多万北平市民的生活需要，有效地缓解了北平的“燃眉之急”。

据不完全统计，至1949年7月底，中共中央向北平市调拨供应粮食共达13790万斤，棉布14万匹，棉纱11万件。1949年，古都北平随着春天的到来迎来了新生，北平的粮食危机也随着解放军的进城得到了有效解决。

▲图为1949年，北平市人民政府调运大批粮食源源不断运入市内，供应市民生活需要。

整理摊贩工作也是北平市委重点抓的安定民生举措。当时，全市流动摊贩达45000户之多，成分复杂，除大多数为贫民和失业职工外，尚有流亡地主、散兵游勇、逃避捐税化整为零的坐商等，甚至隐藏的特务匪徒亦掺杂其中。还有一部分兼搞投机倒把，贩卖银元，或拋售来路不明的赃物。这些摊贩多集中在交通要道和繁华市街，严重影响交通秩序和社会治安。

5月中旬，市委、市军管会、市政府决定对摊贩市场进行整理。市委组织干部广泛调查，搞清楚各摊贩市场的位置、摊贩的成分及资本金额，初步划出一些地区建立新市场，积极开展动员解释工作。

5月24日，北平市委、市政府成立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仁领导的整理摊贩指挥部，各区也相应成立整理摊贩委员会。市政府公布了《北平市人民政府管理摊贩办法》《北平市人民政府处理棚户办法》。首先集中整理东单、西单、朝阳门大街、天桥一带摊贩市场，总结经验后再逐步推开。对决定迁移的摊贩市场，先研究该市场的形成历史，哪种行业是市场的骨干，然后说服组织这一行业迁移，其他摊贩也就跟着迁走了。

▲图中人物为刘仁。

经过一个月左右时间，整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市共登记摊贩5万余户，除少部分被安置在街巷内外，大部分摊贩被分别迁进15个市场。随后，各市场相继建立摊贩管理处，在比较重要的市场中还设立摊贩市场派出所。整理后的市场，摊铺秩序井然，营业正常进行，道路交通顺畅，一改昔日混乱的景象。

北平市还大力整顿金融市场，确定以人民币为本位币，妥善解决伪金圆券的兑换问题，严厉打击金银投机倒把。为清理堆积如山的城市垃圾，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人士代表组成清运运动委员会，各区成立运动分会和清洁小组，动员7万多人，出动汽车800多辆、非机动运输车3万多辆，清除垃圾20多万吨。

新生的北平，城市社会秩序逐步稳定，人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这座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古城，在战火硝烟中实现了平稳交接，为新中国定都北京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图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场。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图为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

选择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中共中央有长期的思考过程和各方面的综合考量。在毛泽东和王稼祥的一番对话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最合理的抉择。

1949年1月，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赴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去看望了毛泽东。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毛泽东接着又说：“历史上，历朝历代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的答案。”

对这个问题，学者出身的王稼祥早有考虑：“依我看，现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王朝，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缺陷，我们定都最好不选在南京。”

“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因此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这样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合适。”

王稼祥再论：“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所能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一笑相应地问道：“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

王稼祥直指北平。“北平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

毛泽东连声称道，他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1949年3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北平开始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半年后，在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这座饱经沧桑的古都改名为“北京”，确定为新中国的首都。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图为会议现场。

千年古都挣脱战火阴霾，以和平之名重焕荣光，更以新中国首都的姿态开启新篇章。今日回望这段历程，我们不仅铭记历史转折的壮阔，更传承其中蕴含的初心力量，让这座城市的红色记忆与新生荣光，在时代长河中永续流淌、历久弥新。

来源：北京日报、《老一辈革命家在香山》、香山革命纪念馆等

史实审核：编辑研究部 · 陈东阳

编辑：信息资料部 · 张子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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