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2026年第3期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指出，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一是拥有强大的货币，二是拥有强大的中央银行，三是拥有强大的金融机构，四是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五是拥有强大的金融监管，六是拥有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一是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二是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三是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四是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五是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六是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朱永新在《中国出版》2025年第12期撰文《每个汉字都是精神的星斗》指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共护民族精神家园是两岸同胞的共同使命，阅读作为古老而永恒的文化行为，既是凝聚这一使命的核心纽带，也彰显了全民阅读的民间性、广泛性特质，更紧扣闽台地域特色与海洋强国战略，成为推动两岸心灵契合的重要载体。文章系统阐释了阅读的多重赋能作用：以共同阅读搭建两岸“心平台”，强化价值观与历史观的深度认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海洋文化阅读厚植强国动能，传承与创新海洋文明，为向海图强注入文化力量；以青年阅读为抓手，响应时代号召，用年轻化形式助力两岸青年厚植家国情怀、实现精神融合；以专业阅读应对人工智能时代挑战，通过体系化研究与科学方法，让阅读成为终身学习的重要法宝。文章呼吁两岸同胞及阅读推广同仁携手共进，让中华书香跨越海峡。强调每个汉字都是指引家的星斗，唯有深耕母语阅读、强化文化共读，才能在时代浪潮中筑牢精神根基、凝聚奋进力量，以文化共识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篇章。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在《中国民族教育》2025年第7-8期撰文《深化改革创新 全力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先行区建设》指出，内蒙古坚持党建领航，制定《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先行区三年行动方案》，构建覆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学段，贯通课程融入、主题实践、校园文化各领域的协同育人体系。通过纳入党建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强化督导评价、开展“北疆教育心向党”品牌活动等举措，推动教育系统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教育方针。下一步，内蒙古将以“五大工程”为重点，深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先行区建设：实施教育一体化建设工程、小课堂与大课堂衔接机制建设工程、优质教学资源开发工程、教师能力提升工程及教育评价建设工程，推动铸牢工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

洪向华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撰文《“十五五”规划建议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创新性贡献》指出，“十五五”规划建议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性文件，以其前瞻性、系统性、实践性的理论创新，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创新性贡献。在历史方位上，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我国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特定时期。在实践路径上，构建了“五个以”“两个推动”和“一个确保”的指导方针，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阶段目标与实施路径更加清晰可行。在战略任务上，将宏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具体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紧密关联，明晰了国家发展规划与现代化总体目标的内在逻辑，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完备的行动纲领。

于杨、张豪永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5年第5期撰文《习近平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鲜明特征及时代价值》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深刻阐释，形成了一系列思想深邃、逻辑严密的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从性质、历程、胜因、意义、精神和史观等多个维度，展现了习近平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系统性认知。这些重要论述的鲜明特征集中体现为历史脉络与时代意蕴的相互贯通、民族立场与人民主体的高度统一、精神之魂与史观之鉴的内在契合以及中国贡献与世界格局的辩证审视。习近平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论述，为奋进强国建设事业凝聚了磅礴伟力，为推进国家治理进程夯实了历史根基，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思想利器，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思想力量。

吴晓丹在《当代世界》2025年第10期撰文《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治理的中国角色》指出，全球治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随着百年变局向纵深演进，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迫切需要和普遍愿望。在全球治理的演进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深刻转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这一重大历史节点，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正逢其时，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不断丰富发展的逻辑必然和历史必然。全球治理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关于全球治理一系列理念的集大成，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方法和路径，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与现实针对性，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为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重振真正的多边主义提供关键指引。中国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的引领者、全球安全治理的推动者、全球经济治理的贡献者和新疆域治理的建设者，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新贡献。

肖鹏、刘亚卫在《经济研究参考》2025年第1期撰文《国内新一轮零基预算改革的地方经验与启示》指出，零基预算是对现有财政支出格局的深度调整，是进一步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关键之举。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不仅是打破基数依赖，还在于以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为契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财力保障。对此，提出深化地方零基预算改革的思路主要有：一是正确认识零基预算，转变固有基数预算观念。零基预算改革重在要求各部门重新审查各项支出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以削减非必要、非刚性支出等，节省下的资金应被重新配置到更急需、更能促进发展的领域。二是加快支出标准化建设，夯实零基预算改革基础。地方应结合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明确各部门职责，减少部门之间任务的重叠与冲突，根据工作任务量与支出标准测算支出需求，打破长期项目基数化的固化思维。三是循序渐进、由点到面，稳步推进改革进程。考虑到地方预算编制基础参差不齐、人员配备与专业性差异较大，改革带来的工作量可能超出现有部门的人员负荷，可以在改革的不同时期选定不同的改革侧重点，逐步推进改革。

杨登峰在《行政法学研究》2025年第4期撰文《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律依据的认定》指出，行政处罚法定是行政处罚的首要原则，《行政处罚法》在确立这一原则的同时从法律渊源的角度划定了行政处罚可依据的法源范围，即法律、法规和规章，但没有明确法律、法规、规章的哪些或怎样的规定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行政处罚法定原则的内涵仍然不明确，会给行政处罚实践带来困惑。对行政处罚依据的“法”可从法律规范的类型、构成要件、表达模式、表述精度四个层次来界定。总体而言，行政处罚不能单纯以组织(管辖)规则为依据，不能仅以义务性行为模式要件为依据，不能对下位法设定的行为模式以上位法设定的法律后果为依据，也不能以没有设定限度的裁量性惩戒规则为依据。虽然行政行为不同，可依据的法律规范不同，但基于行政处罚在整个行政行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上述要求可视为分析或判断其他行政行为依据合格与否的基准。

申斌在《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撰文《贡赋体制的空间格局：明清财政史研究的新进路》指出，具有显著差异的广袤地域处于同一政治体统治之下，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最根本的空间特质。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贡赋体制的有效运转，正是建立在对不同地区的差异化汲取、投入和跨区域调拨之上。从财政资源收支、储藏的分布和跨区域移动两个维度分析明清贡赋体制，可以揭示三大核心功能区（国都、关键军事前线、核心财源地）的位置关系如何奠定全国财政空间格局的骨架，以及财政调拨与民间商贸网络的深度互嵌关系。这有助于突破国家/市场二元对立概念的局限，还为理解传统中国大一统国家的自我强化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谢维和在《中国基础教育》2025年第9期撰文《论基础教育的基础性》指出，基础性是基础教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目前国内外权威性教育词典与百科全书关于基础教育的定义与表述比较多元化。基础教育的学制定位是其基础性的重要含义之一，基础教育的育人价值是其基础性的实质性涵义。深入分析与研究基础教育的基础性，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新时代基础教育的“基点”内涵与意义，进而对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一种更加清晰与准确的目标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