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北京南城的大兴区，有一处闻名遐迩的明清帝王苑囿南海子（又称南苑）。其历史可追溯至辽金元时期的皇家游猎之地，至明代永乐年间正式营建，四周筑土墙，辟苑门，专供皇室习武、狩猎。清代入主中原后，因演武、驻跸、宫廷筵宴等需求与南海子功能高度契合，遂大力扩建。此处的“南囿秋风”因其风景别致、神秘幽静，成为明清“燕京十景”之一。

清代南海子周垣达120里，设有九座门。作为皇帝驻跸和居园理政之所。苍松翠柏，山水楼阁，每一处景致都昭示着“皇家禁地”的威严。至晚清，国势衰微，南海子遭到八国联军劫掠。“庚子国变”后，清廷被迫推行“招佃垦荒”新政。慈禧太后下令设立“南苑都办垦务局”，认垦荒地。随着清末放垦招佃，昔日皇家禁地逐渐变成村庄田舍，这片曾经的皇家禁地遂逐渐走向荒芜与平民化，南海子由此从皇家苑囿，演变为一座座私家庄园。从“皇家专属”到“众生杂居”的转变，南海子的命运从此与普通百姓的生计紧密相连。

张友才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南囿皇封地》，正是在明清帝王苑囿特定的场景下，为我们铺展开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长达半个世纪南海子故事。全书40余万字、45章。小说以毅节庄园周家几代人，从认垦皇封地、艰苦创业，到耕牧建庄、兴盛衰落过程为线索，展现了清末、民国、抗战，一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后南海子时代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小说塑造了周侍亨、程氏、姜笔贴、枣丫儿、周会来以及小泥鳅、邢三儿、贾念堂、小垫窝……一个个鲜活人物。尤其书中周枣丫儿和方栓子的爱情故事，让读者倍感凄美。作者将南海子历史典故、传说故事、遗迹遗存和民俗风情融入小说情节中，使作品不仅成为首部以南海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民俗文学著作，引领我们触摸明清帝王苑囿南海子历史中沉淀的“文化苦旅”和精神壮游。

因为工作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我与张友才先生多有交集。张先生是大兴区乃至京南享有盛名的文化大家，大兴区2009年筹建南海子郊野公园时就特聘为南海子文化专家。大兴区已连续举办八届南海子文化论坛，基础研究与张先生的开创性奠基分不开，张先生还是大兴区“贡献突出的文化名家”。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海子人，他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早已化作灵魂的乡恋。退休后十余载，他踏遍南海子的每一个村落，走访百位知晓历史掌故的老者，作了数以百万计的口述史记录、甄别考据，查阅了无数馆藏文史资料，数十年笔耕不辍。围绕南海子，这些年来，他先后出版了《南海子史话》《南海子宸迹》《南海子探幽》《南海子春秋》等七部、二百余万字的文史专著，硬生生将散落的南海子文化碎片，整合为系统完整的文化体系。

张友才先生编著出版过的关于明清帝王苑囿南海子的著作，均属于社会学、史料学范畴。《南囿皇封地》是他以南海子史料学为根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2026年即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较之以前严谨的学术风格和体裁相比，长篇小说的创作无疑属于跨界之作，研究的转向、体例的尝试，先生到底意欲何为？带着这个问题，我走入张先生的研究轨迹，试图解构他的创作心路历程。

跨界：创作理念的自觉

史学与文学跨界写作的兴起，首先源于创作者对传统学科壁垒的深刻反思与主动突围。从著作一览表看得出，张先生似乎不满足于成为单一领域的专家，而是追求一种更具整合性与创造性的知识表达。

自古以来，“文史哲不分家”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治学传统，亦是对叙事智慧的至高概括。当历史的冷静与文学的热烈相遇，便催生出一种独特的叙事生命，以自觉而深入的姿态，主动穿梭于史学与文学之间。历史小说是在个人记忆与宏大历史境遇的缝隙中探寻“日常的弦歌”，是以考据精神为古老的“穿越”题材注入严肃的史学灵魂。《南囿皇封地》的大胆实践，绝非简单的学科拼贴，而是一场关乎如何理解历史、叙述现实、安置自我的精神远征，更是在碎片化时代重建意义关联的文化努力。

体裁的大胆尝试其核心动力是一种“问题意识”与“原创性”的驱动。当在哲学层面思考“创造”的本质后，文史哲的学科边界便在思想中消失了。这种思想上的打通，能自由穿梭于文学想象与严谨考据之间。张先生与我的交流中，坦诚地表达了他的理解。

从小说的人物逻辑结构看出，主线之外，支线情节交织而且井然有序：周正启投身革命、周会来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学兵团，新生代因信仰不同分道扬镳，却都在抗日烽火中践行着家国大义，让家族叙事与民族危亡紧密相连；小泥鳅从土匪转变为抗日义士，姜笔贴不屈外辱以死明志，周正怀甘当汉奸终遭唾弃，正反人物鲜明对比，深化善恶是非的价值导向。这种跨界亦是对“历史真实性”与“文学可能性”关系的重新勘定。其方法是主体性写实、少量虚构和大胆想象，其目的不仅是讲故事，更是“重绘”晚清到民国的历史现场与文化特质，让读者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

多元方法在“穿梭”中的得体应用

微观叙事激活宏观历史是最有效的办法。小说摒弃了传统史述中常见的帝王将相、英雄人物中心论，将目光投向芸芸众生日常生活的细节、普通个体的命运。这些经过考据的细节让枯燥的历史叙事焕发出崭新的文学意义，使遥远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也将熟知的历史情境融入对人物内心世界与日常互动的刻画。

多视角叙事与复合型文本是强化历史真实感的得力补充。小说塑造了周家的儿媳程氏，程氏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人，聪慧能干，爱憎分明，敢作敢为，是作品后半部分树立的又一主人公。作品中还着重描写了周侍亨的三叔之子周正启投身革命。此外，作品中生动描写了周枣丫儿和方栓子为追求爱情而殉情双柳树的凄美故事，令人感动。这样一来，单一史观突破了，呈现出历史的复杂面相，构建起多维叙事网。

文体上，跨界写作也呈现出混合形态。并在文献运用上，追求让史料“成为细节，再成为故事”，用文学语言完成历史叙事。可以说，在“访古和咏史”中完成“文化苦旅”，传达出对生命、历史的省察，笔下的人物与事件，自然就会与当代读者产生跨越时空的共鸣。

写作的价值与困境

在史学与文学之间自如穿梭，固然能开辟广阔的叙事空间，但也使其创作面临内在的张力。

最大的挑战在学术规范与艺术想象之间找到平衡点。

要求创作者既有史家的“求真”意志，又有作家的“审美”能力。优秀的历史小说家必定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然而，两种思维模式有时会相互拉扯：史学的理性可能抑制文学的飞扬，文学的虚构又可能伤及史学的公信。能否形成一种清醒的历史理性与灵动的现实主义笔触的合一，《南囿皇封地》作了这样的探索：双柳树下的殉情，昆仑石的传说相互映照，极具感染力。最难得的是，将南海子的文化基因无缝融入叙事：“南囿秋风”的景致、斗鹌鹑的民俗、三台山庙会的热闹、麋鹿灭绝的伤痛、饮鹿池的由来、河野洋行的棉花种植史，甚至方言俚语的恰当运用，让小说不仅是故事，更是一部鲜活的南海子“文化志”，读来满是地域风情与历史质感，仿佛置身于那个风云变幻的南海子。这种跨界写作为公众历史认知提供了情感入口，让沉默的史料发出声音，让抽象的历史法则化为具体的人生境遇。为文学注入了思想的密度和历史的纵深感。以真诚、严谨且充满美感的叙事，守护人文精神的薪火。

在史学与文学之间穿梭，是时代的叙事艺人，也是思想的摆渡人。以文心熔铸史胆，在时间的废墟上重建意义的殿堂，张先生以多视角笔触勾勒出一幅幅更为丰盈、立体、充满对话性的历史图景。这并非简单的文体实验：凭借对过去的深刻理解，来叙述现在、想象未来。

我觉得，张先生更深层的驱动力可能源于生命意义的焦虑与精神不朽渴望的永恒张力。中国古代文人对“立言”的执着也呼应了这一心理。将写作提升到超越生命长度的不朽事业，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红楼梦》，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史记》，背后都隐含着将个体生命融入文化传承的永恒渴望。《南囿皇封地》不仅是个人表达，更是对时代呼唤的回应。

当一种表达方式无法满足创作渴望时，会通过转换表达来突破自身局限，这就是内在冲动与文体形式的自我超越，《南囿皇封地》故事生动曲折，人物个性鲜活，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区的生活风貌。这部历史小说的出世，不是在原有文史成果上的简单重复，而是螺旋式上升的自我突破。

恋歌：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化原乡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儿时的记忆。”张先生的这句话，无意间揭示了民间作家对故乡那种近乎本能的眷恋，这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情感，更是一个群体在现代化洪流中的文化疗伤与精神补位。张先生的故乡记忆，早已超越个人怀旧的范畴，成为抵抗同质化、寻觅身份归属的集体文化仪式。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们对故乡的眷恋往往与童年记忆紧密相连。弗洛伊德称之为“儿时记忆的遮蔽”，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实现对故乡的理想化重构，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补偿机制”。

刚上小学时，他就喜欢语文，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在同学面前朗读。后来又喜欢上了文艺，小学二年级开始就能自编自演节目，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初中毕业后，正赶上上山下乡，张老师在亦庄乡双桥北村插队务农。他干过园田，跟过大车，当过赤脚医生，但一直没有放弃他的文艺爱好。被调到了亦庄乡任党委宣委，主管宣传工作时，通过村村安有的大喇叭，以讲革命故事的形式开始播讲长篇小说《艳阳天》，相继播讲了《渔岛怒潮》《烈火金钢》和《平原枪声》等长篇小说，影响了当时亦庄地区的一代人。1975年，友才老师又被上级调到红星公社文化站任支部书记兼站长，一干就是十几年。文化站集中了全公社的文艺骨干，他从站里同事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张老师从不以领导自居，而是把同事看成亦师亦友。又通过他们，相识了首都文艺界的许多知名作家，为后来挖掘南海子文化打下了基础。1990年初，北京经济开发区在亦庄兴建，张老师被调回了亦庄，负责组建新城公司。2009年退休后，又正赶上兴建南海子公园，即被聘为文化顾问。南海子这片热土滋养了他，南海子文化的种子从幼年到青年时就融入了他的血液。

乡土作家对故土的深情回望，本质上是一种身份焦虑的文化回应。山西太谷周家后人周侍亨携亲赴京认地，从零开始垦荒牧田、建庄兴业，毅节庄的兴衰与南海子的变迁紧紧缠绕。周侍亨的形象鲜活而真实：他精明能干，以斗鹌鹑结人脉、赴口外购牛拓荒，靠高粱打开京南市场，捐学堂、建三官庙站稳脚跟；他也有凡人的弱点，交友不慎被邢三少裹挟，染上烟瘾险些毁了家业。而儿媳程氏的登场，更让故事有了坚韧的底色——挺身而出，智慧退敌，为夫申冤，仗义执言，以一己之力守住毅节庄的根基。这种描绘与现代的压抑体验形成鲜明对比，文学成为他寻求心理平衡和情感释放的途径。这种文学书写既是对远去文明的眷恋，也为现代人保留的一片精神栖息地。

《南囿皇封地》从清末“招佃垦荒”的新政流程、奉宸苑的办事规矩，到民国时期南苑兵营的训练日常、日军侵占后的社会生态，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时局变迁，每一处历史背景都有据可依；而毅节庄的建筑布局、周家的婚丧嫁娶习俗、南海子地区的农耕方式，甚至烟馆、饭庄的经营细节，都刻画得细致入微。家族三代人的命运沉浮，将晚清到民国年间的苦难史浓缩于毅节庄这一微观世界，使宏大的历史叙事具象化、情感化。小说中的苦难叙事既是个人命运的写照，也是民族集体创伤的缩影。这种创伤书写不是简单的暴露，而是通过文学形式进行的创伤修复与意义重建。

乡土作家对家乡的眷恋还包含着对地方性知识的珍视与重估。《南囿皇封地》以近乎社会学、人类学的细致笔触，记录了近代京畿的端午习俗、饮食文化与方言特色。这种记录看似琐碎，实则是对即将消失的地方性知识的抢救性保存。张先生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情节叙述，而是深入挖掘特定地域的文化肌理。特定的自然景观、民俗仪式、方言表达、饮食习惯等都成为文化符号。通过这些符号的精心编织，构建起一个既具体可感又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高地。

《南囿皇封地》是张先生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地域文化根脉的自觉守护。他以朴素而不失韵味的文字，勾勒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民国庄园生活、市井人物画卷。语言风格看似闲庭信步，实则匠心独运，映射出作为“精神原乡”与“消逝实体”的双重乡村命运。写乡土的作家都有城乡之间的生活经历，这种跨越空间的体验使他们的乡土眷恋更加复杂深刻，从农村到城市、从平房上楼房、从农民变市民的经历，使他对城市化进程文明进行深刻体悟，并深深眷恋着那片温情的故乡之地。

在北京城南行动计划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当下，《南囿皇封地》这部煌煌大作不仅记录了故乡的独特时空，更通过细节传递了文化的温度。不时提醒我们要停下脚步，回望来时的路，等一等原初的灵魂。先生笔下的“皇封地”蕴含了作者对这块土地的坚守和因现代社会转型而生发的故园家山。

《南囿皇封地》给我们提供了多方面启示：它关注城镇化现实情境，展现社会变迁；深入挖掘人性，丰富作品内涵；传承传统文化，构建精神家园；创新文学形式，拓展表达空间。

作者：卫东海

编辑：郭恒

监审：张晶晶、陈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