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内城的格局已经基本定型，东四一带是热闹的商业区，而朝阳门又是当时重要的城门，从朝阳门去往通州，那会儿没有汽车、地铁，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驴和骡，一来二去，在朝阳门附近就形成了一个专门交易驴骡的市场，久而久之，人们就顺口叫它“驴市胡同”。清康熙年间的《帝京舆图》（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清代早期京城实测地图）上，清清楚楚地标注着“驴市胡同”四个字，而清代官修《顺天府志·卷七·城池》中还特意补充了一句：“驴市胡同亦称‘骡市’。”

除了驴骡交易，胡同里还有不少配套的行当，挨着牲口市场的地方，有钉铁掌的铺子，墙根底下，还有摆摊给牲口瞧病的兽医，还有来回串游的皮革贩子，背着一捆捆皮革，嘴里吆喝着“收皮革喽——收旧皮靴、旧皮袄喽——”。还有一些江湖艺人，趁着牲口市场人多，就在胡同口搭个小台子，表演杂耍、说书，有耍猴的，有吞剑的，还有说书先生讲《三国演义》《水浒传》。每到逢年过节，驴市胡同就更热闹了，商贩们会在胡同两边摆上摊子，卖糖葫芦、卖糖画，孩子们穿着新衣裳，在胡同里跑来跑去，手里拿着糖葫芦，嘴里嚼着糖画，笑声、欢呼声、吆喝声混在一起，成了老北京最鲜活的烟火气。

这种热闹的景象，一直持续到清末宣统年间。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力车慢慢兴起，取代了驴骡，成为京城主要的交通工具，驴骡的需求量越来越少，驴市也渐渐冷清下来，到最后，干脆就废除了。驴市没了，“驴市胡同”这个名字，就显得有些俗气了，毕竟那会儿，这条胡同里已经住了不少官员和文人，大家觉得，“驴市”这两个字，配不上胡同里的文雅气息。于是，有人就提议，借着“驴市”的谐音，把胡同改名叫“礼士胡同”，“礼士”二字，取自“礼贤下士”这个成语，寓意着尊重贤才、礼遇士人，既文雅，又符合当时胡同里的氛围，这个提议一出来，就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据《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志》记载，“驴市胡同”于清宣统年间正式改名为“礼士胡同”，一直沿用至今。

胡同的名字，就是胡同的脸面，改个名字，就意味着胡同的气质变了，从一个充满市井气的牲口市场，变成了一个崇文重礼的文人雅士聚集地。

早在驴市还热闹的时候，这条胡同里就已经有不少贤达之士居住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清代的大学士刘统勋和他的儿子刘墉，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刘罗锅”。据清代礼亲王昭梿所著的《啸亭杂录·卷二·刘文正公》记载：“刘文正公赐第在驴市胡同西头，南北皆有院，甚湫隘，不似大臣之居。”明确说明刘统勋的赐第就在驴市胡同西口，南北有两个小院，规模不算特别大，但十分雅致，透着一股清廉之气。《清史稿·卷三百二·列传八十九·刘统勋》里明确记载，刘统勋是山东诸城县人，雍正二年（1724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从此踏入仕途。乾隆元年（1736年），他升任从二品内阁学士，之后历任侍郎、尚书、军机大臣，直至正一品大学士。

刘统勋去世后，他的儿子刘墉继承了他的衣钵，也住进了驴市胡同的这所宅院里。刘墉这个人，大家都很熟悉，他身材矮小，后背有点驼，所以民间都叫他“刘罗锅”。他才华横溢，书法造诣极高，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清代四大书法家”。《清史稿·卷三百二·列传八十九·刘墉》记载，刘墉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之后历任知府、巡抚、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大学士，和他的父亲一样，深受乾隆皇帝的信任。在担任湖南巡抚期间，兴修水利、整顿吏治，政绩卓著。他在担任大学士的时候，办事认真、公正无私，不管是朝中的大事，还是百姓的小事，他都一丝不苟，尽力去做好。而且，他一生清廉，和他的父亲一样，家里没有多少钱财，房屋也还是那所乾隆皇帝赏赐的宅院，没有特意扩建，也没有装修得富丽堂皇。

刘墉去世后，他的孙子刘环之，也住进了这所宅院里。《清史稿·卷三百二·列传八十九·刘环之》记载，刘环之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之后历任户部尚书、顺天府府尹，虽然才华不如刘统勋和刘墉，但也算是一位称职的官员，嘉庆年间，因“政务偶有疏失”被降职，之后就渐渐淡出了官场。据说，刘环之去世后，刘家就渐渐衰落了，这所宅院也几经易手，后来，就被别人买走了。

除了刘统勋、刘墉父子，礼士胡同里还住过不少贤达之士，清末的军机大臣世续，就是其中之一。《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三·列传二百六十·世续》记载，世续为满洲正黄旗人，历任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是慈禧太后身边的股肱之臣，为人精明、圆滑，很会揣摩慈禧太后的心思，深受慈禧太后的信任。他一生经历了清末的很多重大事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在辛亥革命后，率先表态赞成宣统逊位，并受命磋商优待条件。据《清宣统朝实录》《辛亥革命史料汇编》记载，辛亥革命爆发后，全国上下都要求清帝退位，结束封建帝制，朝中的大臣们分为两派，一派赞成清帝退位，一派反对清帝退位，双方争论不休，僵持不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世续站了出来，率先表态，赞成宣统逊位，他认为，时代已经变了，封建帝制已经走到了尽头，继续坚持下去，只会让国家陷入更大的混乱，让百姓遭受更多的苦难，不如顺应时代潮流，接受共和，这样，既能保住皇室的体面，也能让国家早日安定下来。世续的这个表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他的带动下，不少朝中大臣也纷纷表态，赞成清帝退位，最终，宣统皇帝颁布了退位诏书，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世续也因为这件事，被后人称为“识时务、知变通的官员”。

礼士胡同里，还住过一位中国现代眼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他就是毕华德。据《中国医学通史·现代卷》记载，毕华德（1891—1966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就留在协和医学院任教，后来，又远赴著名的维也纳大学眼科进修，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可是个真正的“洋博士”，精通英语，学识渊博，但他却打破了多年的传统，率先使用汉语授课。他觉得，医学是为百姓服务的，不能因为语言的障碍，就让很多有才华的医生无法学习先进的眼科知识，于是，他毅然决定，改用汉语授课，还把自己的授课讲义，翻译成汉语，供学生们学习。他的这个举动，受到了很多医生的欢迎和尊敬，也为中国现代眼科学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还有一位抗日名将，也曾在礼士胡同居住过，他就是郑洞国将军。《郑洞国回忆录》《中国抗日战争史》记载，郑洞国将军（1903—1991年）毕业于黄埔一期，是一位英勇善战、爱国爱民的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领部队，先后参加长城抗战、台儿庄战役、昆仑关战役等，奋勇杀敌，抗击日本侵略者，立下了赫赫战功。抗日战争胜利后，郑洞国将军担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驻守长春，但他深知，内战只会让百姓遭受更多的苦难，所以，他一直反对内战，希望能够实现和平建国。后来，在解放战争中，郑洞国将军率领部队，脱离了国民党阵营，宣布起义，投向了人民的怀抱。毛泽东主席得知后，十分高兴，特地电示东北局，对郑洞国将军“应给以礼遇”（该电文收录于《毛泽东文集·第四卷》）。郑洞国将军来到北京后，目睹了新中国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深受感动，主动表示，愿意参加祖国的建设，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的这个请求，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嘉勉，也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毛泽东主席还特意在家里设宴，招待了郑洞国将军。

除了这些官员和名人，礼士胡同里还住过不少文人墨客，诗人邵燕祥，就是其中之一。邵燕祥在《邵燕祥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中明确写道：“我出生在东四礼士胡同。”他自幼生活在这条胡同里，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对这条胡同，对这座京城，有着深厚的感情。邵燕祥曾经在文章中，回忆过自己在礼士胡同的生活，他说，胡同中段路南，曾有一条窄巷，连通着演乐胡同，名叫南下洼，正对其北口的礼士胡同北侧，有一条死胡同，名叫双堆子大院。他还解释说，“堆子”是过去打更人过夜的房子，还有一种说法，是京城清八旗兵的驻屯之所，“双堆子”，就是有两个这样的堆子。不过，让他感到奇怪的是，他小时候在胡同里生活，经常听到老人们说起胡同里的两座大庙，却从来没有在文章中提起过，这两座大庙，就是昭宁寺和常宁寺。

据清末缪荃孙编撰的《燕都丛考·卷三》记载：“报恩寺在驴市胡同街北，不知何时创建，明朝天顺元年更寺名曰昭宁寺（又名常宁寺），大学士李贤撰碑，碑已无存。”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昭宁寺的前身，是报恩寺，创建年代不详，明朝天顺元年（1457年），被改名为昭宁寺，还有一个名字叫常宁寺，当时的大学士李贤，还为这座寺庙撰写了碑文，只是可惜，这块碑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李贤为明代名臣，《明史·卷一百七十六·列传六十四·李贤》有传，其撰碑之事可佐证寺庙的历史地位。）

关于这两座寺庙的始建年代，还有一些争议，两次民国调查的记录不一，一说不详，一说均始建于明嘉靖二年（1523年），但这与史料的记载，出入很大。清代吴长元编撰的《宸垣识略·卷七·内城四》中记载，报恩寺内有大钟，大钟上铸着“昭宁寺”三个字，小钟上铸着“报恩寺”三个字，这说明，这座寺庙最初的名字是报恩寺，后来才改名为昭宁寺，而改名的时间，是天顺元年（1457年），比嘉靖二年早了六十六年。之所以会有嘉靖二年的推断，可能是因为当时，这座寺庙进行了一次大修，留下了一些相关的器物，人们误以为，这座寺庙是在嘉靖二年始建的。

据考证，昭宁寺在《乾隆京城全图》（清乾隆十五年绘制，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标注在小十字路口西北角，而对照民国调查的记录，这个位置，后来变成了常宁寺，常宁寺的山门，临着礼士胡同，昭宁寺则在常宁寺的东北侧。有人推断，最初，报恩寺改名为昭宁寺后，规模渐渐扩大，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到万历年前，就从昭宁寺中分出了一部分，形成了独立的常宁寺，也就是说，常宁寺最初，是昭宁寺的西廊，后来才慢慢独立出来，成为一座单独的寺庙。两年前，有人曾经对这两座寺庙的位置，进行过几次查访，终于明晰了它们的具体位置：小十字路口西北侧的方块区域，就是常宁寺，在如今的117号院处，开有一扇小门，东南角，还开有一个大门，当年，香客们大多从这个大门进入寺庙。常宁寺内，有地藏殿，还有一排十余间的西寮房，开有后门，东侧还有一个侧门，通往昭宁寺。昭宁寺的山门，则开在北口，如今85号院的水平位置，正对着南下洼，两座寺庙的南北分界线，就在这里，昭宁寺的北侧，一直延伸到前炒面胡同，后殿的位置，就是如今的楼房所在地。

礼士胡同里，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宅院，就是位于胡同中部的129号大宅门，这座宅院，规模宏大，建筑精美，是礼士胡同里，最为醒目的宅院之一，很多人都以为，这座宅院，是清代官员刘墉的故居，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据北京市东城区文物局1991年出版的《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卷》明确记述，礼士胡同129号，是清末武昌知府宾俊的宅院，宾俊去世后，他的儿子锡琅，是个败家子，不务正业，沉迷于吃喝玩乐，很快，就把家里的钱财，挥霍一空，无奈之下，只好把这座宅院，卖给了别人。（宾俊为清末官员，《武昌府志·晚清官员名录》有其任职记载）

这座宅院，第一次转手后，卖给了一位大律师江颖，但江颖在这里住的时间，并不长，没过多久，就又把这座宅院，转手卖给了天津盐商李善人之子李颂臣。李颂臣是个很有品味的人，他买下这座宅院后，并不满意宅院的原有格局，于是，就请了朱启钤的学生，重新对这座宅院，进行了设计和改造。他们按照南方园林的风格，对这座宅院，进行了改造，在宅院里，修建了假山、池塘、亭榭，种植了花草树木，让这座北方的四合院，融入了南方园林的雅致与幽静，既有巧夺天工的人工建筑，又有怡然幽静的花木之胜，成为当时礼士胡同里，最精美的宅院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座宅院，曾经作为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后来，又成为中国青年报社的社址，再后来，又成为电影局的办公地。1984年，这座宅院，被确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年，电视连续剧《大宅门》摄制组，就是看上了这里的“大宅门”气派，把这里，作为拍摄外景地，这座宅院，也因为这部电视剧，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除了129号宅院，礼士胡同里，还有不少有名的宅院，比如，胡同东口路北123号院，是清代大学士敬信的旧居，《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三·列传二百三十·敬信》记载，敬信为满洲正白旗人，历任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为官清廉。民国时期，这里曾经做过蒙藏院（见《民国政府机构沿革史》），如今，这里是礼士胡同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