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 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 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虚实是也。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 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 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 如循环之无端， 孰能穷之？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击，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

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乱生于治，怯生于勇， 弱生于强。治乱， 数也； 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故善战者， 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 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从上篇《形篇》了解到，兵学中的“形”指战争实力及其表现形式。战争是物质暴力，物质因素是战争制胜的客观基础。孙子高度重视实力。如果把孙子思想比作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实力就是支撑其战略、战术果实的坚实根基。如果缺乏实力，再好的战略战术都难以完全发挥。《形篇》就是讨论实力问题的专篇，主要涉及“先胜”“自保而全胜”“胜于易胜”“称胜”等思想。

为什么《形篇》之后紧接着是《势篇》？因为“形”和“势”关系密切。宋代张预注释说：“兵势已成，然后任势以取胜，故次《形》。”就是说，孙子讨论战争问题的逻辑起点是战争实力，表述为静态的“形”和动态的“势”。从逻辑关系看，《形篇》讲的是静态的军事力量的集聚，《势篇》讲的是动态的军事力量的发挥，两篇相辅相成，不能分离，可谓“姊妹篇”。从山东航空学院学苑会堂的孙子思想壁画上可以体会这种关系：浮雕反映了《孙子》军事思想的精华，中心是一块圆形的美玉，寓意孙子全胜战略追求。玉左侧的人手紧握利剑，象征战争实力的“形”；玉右侧蓄势待发的弓箭， 象征实力运用的“势”。

题解

《势篇》的“势”是什么？孙子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就有十处关于“势”的表述，涉及内容广泛且模糊，不仅古人众说纷纭，西方人更是译法多样，不得要领。《孙子兵法》的“势”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种意思：

一是形势、态势，如“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计篇》），“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 （《势篇》），“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势篇》），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虚实篇》）。二是一种冲击的能量，如“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势篇》），“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势篇》）。三是势力，如“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地形篇》），“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地形篇》）。四是形式，如“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势篇》）。五是关乎士气的气势，如“勇怯，势也”（《势篇》）。

从形、势二者关系来理解，“力量体现于‘形’而蓄发于‘势’”,“势”是力量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所借助各种外部条件而形成的一种有利的蓄发状态。这种蓄发状态经过调整和控制后形成一种克敌制胜的爆发力，从而夺取胜利。孙子发现，这种爆发力的形成和运用与激水漂石的现象和猛禽捕猎的过程非常相似。至柔无比的水被赋予了速度就能蓄积极大的能量，可以冲走顽石；猛禽在高空盘旋， 一旦发现目标便急冲而下擒杀猎物。同理，军队在战略展开后就开始进入战役层面的指挥和调控，“其关键是通过兵形的调整和控制以形成一种克敌制胜的爆发力，从而夺取战争的胜利”。一支军队是否具有爆发力，是否善于组织和释放这种爆发力，是衡量军事组织是否有战斗力的重要标准。《势篇》就是集中研究这种爆发力的特点、作用和组织形成、释放等问题的专篇。

一、与“势”有关的四个要素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 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 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虚实是也。

这段内容的意思是：治理人数多的军队与治理人数少的军队一样，这是军队的组织编制问题。指挥人数多的军队作战与指挥人数少的军队作战一样，这是指挥号令的问题。整个军队受到敌人的进攻而不会失败，这是“奇正”战术的运用问题。军队攻击敌人，就像以石击卵一样，这是正确运用“虚实”的问题。

在本篇开篇第一段，孙子提出了与“势”有关的四个要素， 即“分数”“形名”“奇正”和“虚实”。

（ 一 ）什么是“分数”

曹操注说：“部曲为分，什伍为数。”他把“分”“数”看作古代军队两个不同的建制单位。注释《孙子》的杜牧说：“言部曲行伍， 皆分别其人数多少，各任偏裨长伍，训练升降，皆责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就是把大部队按照人数多寡和功能作用的不同划分成相应的层级和单位，然后由指定的人负责。各级指挥人员恪尽职责，就可以做到统辖大部队和统辖小部队一样，令行禁止。所以，“分数”指军队的组织编制，也可称为“建制”。

孙子为什么首先讨论“分数”？因为军队是由士兵组成的战斗集体，要组编为不同层级的单位，才容易管理指挥。如果组织编制混乱，团队就会沦为乌合之众，在战场上要么遇敌不战自乱，要么接敌一触即溃。“分数”是军队有效管理的基础，一支军队成千上万人，主要靠分层设级、定编定员，然后配置各级将吏，才能保证千军万马处于相互配合的有序状态。所以，孙子把“分数”视为用“势”的首要因素。

春秋时期晋国军事家魏舒“毁车为行”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元前 541 年，晋军在大原（今山西太原附近）与“群狄”作战。魏舒认为，敌人是步兵而我们是车兵，两军相遇的地方又是狭窄险道，如果我军用 10 个步兵与甲士混编成步阵，则必然能取胜。如果再设法把敌人围困在险地，就更有取胜的把握，故“请皆卒， 自我始”（ 《左传 · 昭公元年》）。魏舒率先把车兵改为步兵， 摆 成五个相互呼应的大方阵，“两”在前面，“伍”在后面，“专”作为右翼，“参”作为左翼，“偏”作为前锋用来诱敌。由于五阵可以在狭窄地形上由行军队形快速展开为战斗队形，避免了此前战车冗长的布阵时间，结果狄人还未摆开阵势，晋兵就迫近进攻，赢得大胜。可以说，战术需有与之相适应的编制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什么是“形名”

曹操说：“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杜牧把“形名”分别注释为“队形”和“旌旗”，也有他的道理。其实，“形名”是军队的指挥号令系统，“形”是目可见者， 旌旗招展属于视觉信号；“名”是耳可闻者，金鼓鸣响属于听觉信号，两者都可用来传达将领的指挥号令。

孙子为什么在“分数”之后紧接着讲“形名”？因为军事组织的建立还只是一种静态管理，但是要使军事组织在战场上高效地运作起来，就必须建立一套完备无缺、畅通无阻的指挥信息系统，以便统一意志、统一步伐，贯彻预定的战略战术。如《司马法·严位》所说：“凡胜，三军一人，胜。”如果指挥信号无法及时准确地传导到一线作战单元，前线士兵只能各自为战。

中国古代就有行之有效的军事指挥信号系统。一种是能引起士卒条件反射的听觉信号，如鼓、钲、金、铃、哨箭、梆子、号炮、信炮。指挥几十个人组成的作战单元，将领可以靠吼，指挥成千上万的军队时，将领喊破了嗓子也不会奏效。这时候，预先规定的能引起士兵条件反射的声音信号就很重要了，如《荀子·议兵》所谓“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在长勺之战中，曹刿说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鼓”声就是发动进攻的统一信号。可能大家认为，敲鼓人人都会。其实不然。《司马法》把鼓声分成七种：“凡鼓：鼓旌旗，鼓车，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齐”，意思是一般指挥部队的鼓点，有命令旗帜开合的，有命令兵车驰驱的，有命令战马奔驰的，有命令步兵前进的，有命令交兵接刃的，有命整齐队形的，有命令起坐行动的。这七种鼓点都必须规定齐全，少一种就不能统一全军行动。另 一种是能引起士卒条件反射的视觉信号，如兽尾、旗、烟、火等。旗帜是古代战争中最为重要的指挥工具，有时候比金、鼓都要重要。据《尚书》记载，武王伐纣时的军队就是举着白色的系着动物尾巴的旗帜。春秋战国之后，茅草甚至承担过旗帜的重任。现代汉语成语“名列前茅”的原意，就是春秋时期楚军分右、左、前、中、后五军，由前军拿着茅草当旌旗开路，前哨如遇敌情，则高举茅草向后军发出警报。

孙子把“形名”作为“势”的要素意义重大， 如果遇敌交战不能指挥严明，陷入混乱，就不能造成有利的态势。例如甲午海战，开战伊始日本舰队集中火力攻击北洋水师旗舰定远舰，摧毁了定远舰的信号装置，破坏了清军旗舰与其他军舰的联络手段。失去了统一指挥，各舰行动不能一致，是北洋水师战败的重要原因。

（三）什么是“奇正”

“奇正”是《势篇》论述的中心，原指阵法中的奇兵与正兵，后引申为指挥军队作战的方法。“奇正”作为一种作战方式或战术思想，在军事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宋代王皙说：“奇正者，用兵之钤键，制胜之枢机也。”他把“奇正”看作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

“奇正”这个词最早出自《老子·五十七章》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意为治国要用“正道”，即清净无欲之道，作战要用“奇道”，即诡谲变诈之道。但是真正将“奇正”引入军事学术领域并加以系统阐发的却是孙子。可以说，孙子是兵学奇正理论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当然，“奇正”作为军事理论，有两个源头： 一是方阵，二是《周易》。

方阵为什么是“奇正”的理论源头？因为古代的正规军队要“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 《司马法 · 严位》）。方阵需要讲究战斗队形的排列组合，关于它在战场上的意义， 恩格斯曾说：“善于保持战术协调和队形严整的一方，必将大大优越于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另一方。”方阵的兵力部署和队形变换为“奇正”理论的形成提供实践条件。西周时期，作战队形大多是“品”字形的“三阵”。春秋初期，“鱼丽阵”登上历史舞台，需葛之战时郑国凭借包含了战术变化的倒“品”字方阵，击溃了陈、蔡、魏三国联军。到了春秋后期， 步兵逐渐取代车兵，作战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射程较远、威力更大的弩箭被用之于战争，“五阵”应运而生。“五阵”包括前、后、左、右、中五阵，“中”是将领的指挥位置和其所控制的机动部队，也叫“余奇之兵”。前、后、左、右是参战部队的“阵地”，也叫作“实地”，它们之间的空隙，叫作“虚地”。这样，位于“实地”的部队就是“正兵”，位于“虚地”的部队就是“奇兵”。

在垓下之战中，韩信在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情况下，部署的“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 《史记 · 高祖本纪》）五军阵暗合孙子的“正合奇胜”。韩信亲率 30 万汉军，以密集的兵力阻挡项羽的正面突破。决战时，韩信指挥所部向前推进，遭遇项羽反击后失利撤退，而两翼的孔将军、费将军向前推进，夹击追击而来的楚军，此时韩信回首反击，三面合围挫败楚军于垓下。

《周易》为什么能成为“奇正”的理论来源？ 《周易》作为占卜之书，有着浓厚的神秘色彩， 除了占卜的内容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经验总结。《周易》的辩证法思维对孙子军事思想的影响十分明显。《周易》以“利害”为核心，泰、否两卦谈吉凶、讲利害。利与害的对立统 一 ，推演出万事万物。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推演六十四卦，以至万事万物。孙子也十分看重“利害”，奇正、虚实、全破、形势等战略战术，都是围绕着利害运转的。《作战篇》提到的“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就是孙子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战争问题。《九变篇》提到的“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孙子借智者之名，由兼顾“利害”揭示变通哲理。《谋攻篇》里的“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尽管字面上并无“利害”，但本质上也是对战争避害趋利。其他如“计利以听”“军争为利”“合于利而动”等，不胜枚举。在“奇正”问题上，所谓“太极生两仪”反映在军事上就是奇正，“两仪生四象”则反映为五阵，“四象生八卦”则反映为八阵。

（四）什么是“虚实”

“虚实”是进攻方向的选择问题，即避实击虚的作战原则，是下一篇的篇名和论述中心。“虚实”是《孙子》最重要的作战原则之一。在孙子看来，军队攻击敌人要选择敌人的薄弱、要害、关键处下手，就像以石击卵一样，不费太大代价；如果选择了错误的打击方向，啃到硬骨头，踢在铁板上，就变成了以卵击石，结果适得其反。

自从孙子提出“虚实”，后世的兵家都高度重视。唐太宗在谈到《孙子兵法》时曾感慨：“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 《李卫公问对 · 卷中》）就是说，避实击虚是取胜之道的核心，只要懂得了避实击虚的规律，就可以做到战无不胜。

我们可以从《庄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来理解“虚实”。庖丁宰牛的时候，是顺着牛体的肌理结构，劈开筋骨间大的空隙，沿着骨节间使刀，从来没有碰过经络相连的地方、骨头和肌肉。技术一般的厨工每月换一把刀，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砍骨头。技术高明的厨工每年换一把刀，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割肉。庖丁的刀已用了十九年了，宰牛数千头，而刀刃却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在他看来，牛身上的骨节是有空隙的，可是刀刃却并不厚，用这样薄的刀刃刺入有空隙的骨节，那么在运转刀刃时就会游刃有余。这就是“避实就虚”的意义。庖丁解牛，不是漫无目的地砍剁切割，而是先弄清楚牛骨骼关节的结构， 再从关节缝隙入手， 这些关节点就是薄弱、要害的“虚”。可以说，“游刃”之所以能“有余”，正是游走在“虚”，没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方。

在孙子兵学思想的影响下，有一些汉语成语也深得“虚实”之妙。如“批亢捣虚”，其中的“亢”是咽喉，比喻要害；“虚”是空虚、薄弱，批亢捣虚就是打击对方要害及防备不周的地方。又如“势如破竹”，比喻节节胜利，毫无阻碍。竹子本身极具韧性，很难从横向把它切开。为什么破竹会没有阻碍？是因为从纵向顺着竹子的纹理打开一个缺口，这就是它的“虚”，接下来就会轻易打通它的关节。

总之，《势篇》开篇这段话，是《势篇》全文提示性的一段话，主要强调 了用势的四个基本要素，揭示了力量整合和运用四个基本原则——编制完善、指挥严明、出奇制胜和避实击虚。首先军队要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训练有素，善于机动的堂堂之阵，然后要有精通战术的将领指挥作战，最后是正确选择主攻方向，才能把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在四个要素中，“分数”和“形名”主要涉及军事组织内部关系的调控，“奇正”和“虚实”讲的是对敌关系的 处理。

二、奇正思想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 日月是也；死而复生， 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这段的意思是：凡是用兵作战，都是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所以，善于出奇制胜的指挥者，其战法的变化有如天地那样不可穷尽，像江河那样不会枯竭。周而复始，如同日月的运行；去而复来，如同四季的更替。乐音不过五个音阶，然而这五音的变化，却会听不胜听；颜色不过五种色素，然而这五色的变化，却能看不胜看；滋味不过五种，然而这五味的变化，却是尝不胜尝。作战的形式不过是奇、正两种，然而奇、正的变化，却是无穷无尽的。奇、正之间的相互转化，就像顺着圆环绕行一样，无始无终，谁又能穷尽它呢？

（ 一 ）奇正是普遍存在的作战方式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是说奇正是普遍存在的作战方式。这里的“正”是“正兵”，“正合”就是以正兵当敌，目的是与敌军主力达成一种两军对峙的平衡态势，是接下来“以奇胜”的基础。如东汉末年的官渡之战，袁绍率大军南下进攻许都，曹操采取的战略方针是先集中兵力扼守要隘，重点设防以逸待劳，这就是正兵当敌。如果袁绍大兵压境，曹操缺乏应有的“正兵”与之抗衡，正面被轻易突破，也就谈不上后来的出奇制胜了。这就是为什么孙子讲“奇正”，却把“正”置于“奇”的前面，先从“正”入手分析的原因。

可是，要想赢得胜利，还得靠出奇。究竟什么是奇？因为孙子善于从大量的对立统一范畴入手总结制胜之道， 所以我们要想弄懂“奇”，还得从“奇”的对立面“正”入手进行分析。“正”是一般常规的做法，那么“奇”就是特殊的超常规的做法。具体而言，用兵作战，以守常为正，变通为奇；以正面当敌的主力为正，担任迂回、侧击、佯攻的偏师为奇；以传统为正，非传统为奇；以常规为正，非常规为奇；以正规为正，非正规为奇……说到底，“奇”的内涵丰富，本质却是“出其不意”。通俗地说，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凡是出 乎敌人意料的， 都可以归入“奇”。当然， 如果在敌人意料之中， 这样的“奇”只能停留在我方作战计划的纸面上，在实践中不会产生出奇的效果。

出奇为什么能够制胜？关键在于出乎敌人的意料，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为将领会在敌人可能重点进攻的地方进行正面设防，而把预判敌人不会重点进攻的地方作为自己的侧翼和后方。高明的将领，恰恰会利用对方的这种认识，在其正面发起进攻以牵制敌人， 同时在对手防守薄弱的侧翼或后方发起突然袭击，一举突破防御。英国战略理论家李德·哈特在对世界近代战争做过统计后发现，超过 90%的胜利都不是直接进攻正面，而是迂回绕到敌人的侧翼发起突袭造就的。很多军队的正面防御坚不可摧，但一旦打击它防守薄弱的侧翼，它的正面防御就会瓦解。古今中外的将军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寻找敌人的侧翼并给它致命一击作为取胜的法则。

三国时期，魏国灭蜀的关键一战是邓艾偷渡阴平。魏将钟会指挥的东路魏军是正兵，被蜀军阻拦在险要之地剑阁，两军形成对峙之势。西路魏军是奇兵，在邓艾指挥下从阴平偷越，“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 《三国志 · 邓艾传》），然后直扑涪城。涪城守将马邈面对从天而降的魏军，不战而降。魏军从此迅速连下涪城、绵竹，逼近成都，蜀主刘禅投降，蜀汉自此灭亡。

我们回到官渡之战。袁、曹双方相持三个月，曹军粮草即将告罄。曹操要想战胜袁绍，还得在“正合”的基础上“出奇”。此时袁绍谋士许攸来投曹操，建议曹军奇袭袁绍囤积于乌巢的粮草。曹操“策得辄行”，亲率步骑五千，冒用袁军旗号，各带柴草一束，利用暗夜走小路偷袭乌巢，将其粮草全数烧毁。袁绍军心动摇，内部分裂，大军崩溃。这样，官渡之战，经过一年多的对峙，终以曹操的胜利而告结束。此战，曹操以少胜多，生动地诠释孙子的正兵当敌，奇兵制胜，也揭示了“奇”与“正”的关系。

与虚实、迂直、攻守、形势等兵学范畴一样，奇正之间也是一种辩证关系，“奇”与“正”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在作战中，离开了“奇”就无所谓 “正”，也不能产生和展现出“正”；离开了“正”也无所谓“奇”，也不可能 有时机和条件出“奇”。古代兵书《握奇发微》也讲明了奇正关系的道理，“知阵者之于战也，以正合，以奇胜。有正无奇，正而非正。有奇无正，奇而非 奇”。就是说，凡用兵都寻求以“正”合敌，以“奇”制胜。只有“正”而 没有“奇”，“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只有“奇”而没有“正”，“奇”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奇”。所以，在正确把握“奇”与“正”的辩证关系问题上， 中国古代战略尤其强调奇正兼顾，李靖在回答唐太宗的问题时就是这样说的：“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 辅也。”（ 《李卫公问对 · 卷上》）在李靖看来，为将者只知道守正而不擅长出奇，充其量只是守将；反之，则只是斗将。唯有守正出奇者，方为辅国良将。

（二）奇正是发展变化的

孙子在论述“奇正”关系时，特别强调了一个“变”字，在他看来，奇正的发展变化像“日月”“四季”变化一样，看似单调的有规律性的往复变化，实际上却可以产生出大量的战法。这种变化，就像“声音”“颜色”“味道”一样，基本要素屈指可数，但变化起来却无法穷尽。在战争中，将领掌握的无非只有“奇”与“正”两个方面，但奇正的组合变化可以生出无穷的良策妙计。可以说，“变”是“奇正”的灵魂。

奇正之变，关键在于敌情在变，就必须敌变我变。如同粟裕所说：“打仗是最讲辩证法的， 因为双方都是活生生的人在行动，敌人同我们一样也会动脑筋会走路，他打着打着变了招，我们就得跟着变，即使他不变，我们也常常要根据战场上变化的形势来变换打法。”在作战中，固定不变的打法很容易被敌人找到规律，没有变化的出“奇”一旦被对手掌握，就不再是“奇”了，就成了在敌人意料之中的“正”，作战意图会完全暴露在对手面前，“临敌应变，循环不穷，穷则败也”。因此，奇正的运用是一个反复的、连续的博弈过程，将领必须如“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般地“出奇”，才能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隋朝末年的霍邑之战是反映奇正之变的典型战例。公元 617 年，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反隋，但被驻守霍邑的隋军将领宋老生所阻。李渊与长子李建成率领唐军主力部署于霍邑城东，次子李世民率领一支偏师埋伏于霍邑城南。李渊用激将法引诱宋老生出城作战，宋老生被激怒后指挥隋军从东、南两门分道而出，并亲率主力向李渊父子发起猛攻，李渊不支向后退却，李建成也不慎落马。宋老生乘势挥军进逼，侧后暴露。这时，位于城南的李世民的奇兵发现宋军的弱点，及时率领骑兵连续突击宋军阵后。李渊、李建成乘势回军反击，擒杀宋老生。

李世民即位后，与卫国公李靖从奇正之变的角度回顾了霍邑之战。他们发现，此次战斗有一系列的奇正变化。李渊父子所部的右军是主力，是正兵；李世民所部的左军是偏师，是奇兵。但李渊正兵当敌时的“右军少却，建成坠马”，使宋老生以为唐军败退，有机可乘。这样，李渊所部无形中由正兵成了奇兵。也就是说，右军“稍却”的无意行动变成了有意诱敌的佯动， 由正变为奇。更高明的是，李世民能抓住隋军的破绽“横突之”，主动投入战斗，于是偏师变为主力，奇兵变为正兵。所以李靖感慨地说：“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 《李卫公问对 · 卷上》）

（三）“奇”与“正”是相互转化的

“奇”与“正”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犹如阴阳鱼相生，“奇”可以转化为“正”，正也可以转化为“奇”，没有人能够穷尽。如果这种转化停下来会发生什么？宋代兵家王皙说：“临敌运变，循环不穷，穷则败也。”

对孙子“奇正相生”思想的理解，唐代兵书《李卫公问对》的贡献最大，突破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的固化思维，框定了后世兵家对奇正二者转化的认识。《李卫公问对》说：“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就是说，进攻者的“奇”一旦被对手识破，必将遭遇对方的阻击，“奇”也就变成了“正”。但是，当对手被奇兵吸引而转移力量、对进攻者的“正”疏于防范的时候，攻击者原来的“正”就可以顺势突然发起攻击，正好可以达成出其不意，这时“正”变成了“奇”，这就叫作“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奇正变化多端，永不停歇，敌人根本摸不清我的出奇规律，自然无法掌握我的真实意图，以至于知道被歼灭，但并不明白是怎么被打败的。所以，在《李卫公问对·卷上》中，李靖说真正的“奇”体现在一种没有奇正界限的“无不奇”亦“无不正”的极致境界，“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就是说，奇正的运用在人而已，并不受某一个固定模式的限制。

在历史上真的有将领能达到这种境界吗？答案是有。例如唐末雍丘之战，张巡率领四千唐军在雍丘抵抗安史叛军令狐潮四万之众。面对悬殊的实力，唐军诸将都有畏惧之心。张巡认为，用兵讲究奇正变化，就可以制胜。叛军不断攻城，雍丘守军的箭很快用尽了。张巡安排士卒捆草人千余，蒙上黑衣，趁夜放下城去。叛军发觉后，争相放箭。当天明后，叛军发现是草人时，唐军已得箭数万支。几天后，张巡趁黑夜将五百黑衣勇士放下城去，叛军大笑而不加防备。这些勇士乘机袭击令狐潮军营，叛军大乱，焚垒而逃，不敢再接近雍丘。

复盘此战，不难发现张巡运用奇正战术变化莫测，使敌人根本摸不清出奇规律，自然无法掌握其真实意图。这一点，如同《握奇发微》说的“奇则出之以正，奇亦正也；正而出之以奇，正变奇也。奇正之道，虚实而已矣，虚实之道，握机而已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以正常的方式出“奇”，“奇”实际上是“正”；以奇特的方式出“正”，“正”也就变成了“奇”。奇正的道理实际表现在虚实上，虚实的道理实际表现在把握战机上。在战例中可以看到：当把“奇”显示出来之后，众所周知，“奇”也就不“奇”了，就变成“正”了，这就是中国古代兵家所说的“奇示之后而谓之正”。《握奇发微》也有“以正制正而谓之奇”的结论，再次说明了奇正转化的奥妙。当敌人判断我方可能以奇特方式进攻的时候，我方将领却采取正常的方式，因为出乎对手意料，所以同样会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这种奇正的转化极其微妙，通过战例可以体会其中的奥秘。

三、势险节短思想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

这段内容的意思是：湍急的水流飞速奔泻，以致可以漂移石头，这是流速迅疾形成的“势”；猛禽迅飞搏击， 以致能捕杀鸟兽，这是短促迅捷的节奏造成的。所以善于用兵作战的人，他所造成的态势险峻逼人，他所掌握的进攻节奏短促有力。这种态势的险峻，如同张满的弓弩；这种迅疾的节奏，就像击发弩机。

力量能否以最大的能量和从最佳的方向作用于目标，与它在时空范围的态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它周围各种制约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而论， “势”是反映力量与它的外部要素相联系的一个范畴。如果说“形”是指力量存在和调动时的状态，那么“势”是指力量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综合借助外在条件发生最佳作用时的一种形态。孙子在这一部分提出了用“势”的两个基本原则：“势险”和“节短”。

（ 一 ）布势要做到“势险”

孙子在这里所说的“势”，是一种借助于速度而形成的“势”，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动势”。这里讲的“势险”，就是要使力量借助于速度而形成一种最有利和最有效的蓄发状态，如千钧一发，泰山压顶。速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孙子的观察， 一种是借助湍急的水流，所谓“激水”而形成的速度；一种是借助弓弦的弹性，所谓“彍（guō)弩”而形成的速度。

就前者来看，“激”的本义是水势受阻后腾涌飞溅，“激水”的流速是非常快的。结合下文的“其势险”，“险”原指“地势高低悬殊，落差极大”，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就是要主动造就这种对敌的险峻态势。我们不妨从物理学的势能来理解这一点。势能是物体因为被举高而具有的能，其大小与物体的质量和所处高度有关，在质量一定的情况下，物体所处位置越高，势能就越大；在位置一定的情况下，物体质量越大，势能就越大。动能是因为物体运动而具有的能，与物体的质量和运动速度有关，在速度一定的情况下，物体质量越大，动能就越大；在质量一定的情况下，物体速度越快，动能就越大。正是因为重力势能和动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孙子才强调“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同样是水，处于平地的水没有重力势能，自然无法转化为具有冲击力的动能； 而千仞高的山上的水一旦落下，重力势能转化成的动能将蕴含着惊人的破坏力量。就像水力发电的基本原理，通过水坝蓄水形成比下游高得多的水位落差，水的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推动水轮机发电产生电能。

中国古代兵家不善于逻辑分析方法，而是靠直觉思维方法去意会对象。孙子强调的“势险”，可能是他通过观察自然现象体悟到的，“势险”就是孙子朴素而又深刻的重力势能和动能理论。既然“势险”的理论基础是重力势能，位置自然是越高越好，我们会想到可怕的“高空坠物”。根据相关测算， 一枚重 30 克的鸡蛋从 4 层楼的高度落下，其重力势能转化成的动能会把人头顶砸出肿包；如果从 25 楼抛下，冲击力足以致人死亡。所以，“势险”的“险”是令人畏惧的，蕴含的能量是惊人的。

在军事作战中，刘伯承再三强调“势险”，他说：“军队之所以能打败敌人，也和布势有很大的关系，军队若没有险峻的布势，就不能发挥其威力。所以未经很好地布势就与敌人作战，就好像没有拿着武器同敌人战斗一样。”当然，在实战中布势并不一定是“越高越好”，而应该根据地形主动造“险”，例如神头岭伏击战。神头岭岭窄沟深，东面是高地，西面是矮坡，山梁狭窄 不宜展开，南北走向的公路从坡上通过，如果两面设伏，必须仰攻冲锋，故 地形不便伏击。陈赓决定伏击计划不变，把伏兵设在公路边 10 余米的废旧工事里，在日军眼皮子底下造成险峻布势。待日军主力接近，八路军突然出击，速战速决。

就后者来看，“彍弩”是拉满待发的弩弓，我们可以从物理学上的弹性势能来理解孙子的“势如彍弩”。弹性势能是物体由于发生弹性形变，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弹性力的相互作用而具有的势能。同种材料在弹性限度内， 弹性形变程度越大，弹性势能就越大。拉满的弓，由于发生了弹性形变，所以它有弹性势能，击发弩机，弓的弹性势能转化成箭的动能，离弦的箭会急速向前运动，杀伤敌人。拉满的弓是非常急迫的， 一动就可以发箭杀人，兵势之险也要这样。如同人走在悬崖深涧的边缘，自然就会停下来，这是害怕形势险恶的原因。江河奔流澎湃，首当其冲者，必然惊骇颠倒，束手无策，虽有千万人也来不及合力营救，这是因为水势来得猛烈迅速而时间倏忽的原因。在战场上，布势一旦险恶，就会给敌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使其产生惊慌，指挥错乱，士卒恐惧，丧失斗志，不战自乱。

（二）释放能量要“节短”

什么是“节”？孙子用猛禽捕杀鸟雀来形象地说明。像游隼这样的猛禽，在发现鸟雀后会先快速升空，然后折起双翅，急速向猎物猛扑，这一过程就是蓄势，在接近猎物的最佳点上用锐利的嘴咬穿猎物后枕要害部位，短时间释放出的巨大冲击力能使猎物陷入昏迷状态。可见，猛禽不仅飞得快，而且对释放能量的节奏把握十分得当。所以，“节”不仅是节奏，也是对与形成爆发力有关的时间、距离、速度等要素的综合控制，如同刘伯承所说的，扣动强弓的扳机，它的反应是极短促的，扳机一动箭即射击，用兵时节之短，也要这样。

“节短”就是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释放出最大的力量，如疾风骤雨，风驰电掣，而不能像上紧的发条那样一点点释放能量。苏联卫国战争初期，苏军炮兵存在炮火准备与炮火支援的脱节问题。但是到了战争第三阶段，苏军完全克服了这一问题，各次重大战役主突方向上的火炮密度均在每公里正面达200 门以上，战术密度达到 300 门以上，谋求形成对敌强大的压力， 此为“势险”；同时，苏军使炮火准备能够按照短促有力地进行压制的原则实施，将持续时间缩短为 30 分钟，包括前 10 分钟的火力急袭、中间 10 分钟的等速射击和后 10 分钟火力急袭，节奏感强烈，使德军在短时间内遭受重大损失，这也是“节短”。

（三）“势”与“节”的配合

“势”与“节”是什么关系？孙子没有明确指出，但我们可以从成语“蓄势待发”得到一些启发。没有前面蓄积起来的“势”，就谈不到后面待发的“节”。当然， 不讲究“节”，有利的态势也不能高效地发挥出来。所以，“势”是讲条件，“节”是讲实施。从具体的战略运筹来看，二者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节奏感和瞬间时机的把握上。

我们也可以从竞技体育的技术角度理解“势”与“节”的配合。例如4×100 米接力比赛。接力赛的关键是交接棒技术，交接棒的时候，是允许下一棒在 10 米接力区内先启动小跑的。上一棒的选手一直在蓄势和释放能量，他有很大的动能，速度极快，在进入交接棒区域时必须控制节奏，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交接棒准确地传递给已经开始蓄势的下一棒选手。接棒的一瞬间就是速度快， 时间短，用“电光火石”形容也不为过。如果交接棒时两人稍有犹豫，动作拖泥带水，没有控制好节奏，就很容易出现掉棒违规甚至摔倒的情况。2004 年雅典奥运会，美国女队正是在最后一棒的交棒过程中掉棒而未能完成比赛，美国男队也因接棒不顺利，以微弱劣势输给了英国队。2008 年北京奥运会男子 4×100 米预赛，夺冠热门的美国男队第三棒杰瑞米·瓦里纳和第四棒泰森·盖伊蓄势有余，但“节短”不足，结果接力棒掉落，失去进入决赛的机会。另外，像铅球、跳高、跳远等运动，都有蓄力和释放的动作要求，这些技术在本质上都是追求“势险而节短”。

我们在理解“势”与“节”关系的时候，需要注意另外一个物理量“速度”。孙子虽然不是物理学家，但是他通过对激水漂石和鸷鸟毁折的观察，已经体察到“势”“节”都与“速度”有密切的联系。众所周知，水的密度比石头小，在平常状态下无法将石头漂起来。为什么湍急的水流能够漂起石头？靠的是极快的水流速度。物理学上有一个艾里定律，水流搬运物体的重量与流速的 6 次方成正比。即水流速度提高为原来的 2 倍，所携带的物体重量为原来的 64 倍。老子《道德经》说：“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至柔无比，一旦被赋予极高速度，它就蕴含了巨大的破坏力量，就像海底地震引发的海啸，震波激起的巨大海浪在海洋中传播速度极快，每小时可达 700 到 1000 公里，一旦接近岸边，会形成高达数十米的“水墙”，对沿海地区造成毁灭性的冲击。

在战场上，高明的将领无不懂得速度对制胜的重要意义，通过瞬间的高速度，使自己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聚能、聚效，再短促释放，克敌制胜。因此，孙子总结出“兵贵神速”和“兵之情主速”的作战指导原则，通过“以快制慢”，充分发挥军队的作战效能。蒙古军队之所以能横扫欧亚大陆，主要原因之一是蒙古军队“来如天坠，去如电逝”，骑兵可以迅速转移兵力，在预定的时间和地点集中优势兵力，甚至可以突然从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发起突击。

四、战场态势的驾驭和利用

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乱生于治，怯生于勇， 弱生于强。治乱， 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战旗纷乱的混杂状态中作战，要做到队伍严整不乱。在混沌迷蒙的情况下，要部署阵势首尾呼应，对各方面的攻击应付自如。军队要示敌以混乱，必须有严整的组织；示敌以怯懦，必须具备勇敢的素质；示敌以弱小，必须拥有强大的实力。军队的严整或混乱，取决于组织纪律的约束是否严密。军队的勇敢或怯懦，取决于作战态势的优劣。军队的强大或弱小，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所以，善于调动敌人的指挥者，以假象迷惑欺骗敌人，敌人就会上当；予敌以利，敌人就会受骗。用小利去调动敌人，同时以伏兵伺机攻击它。

这里的“势”与前相比在内涵上发生了变化，讲的是战场“态势”。

（ 一 ）战场态势的混乱是正常现象

从表面上看，战场态势是非常混乱的，旌旗舞动，硝烟四起，人仰马翻，险象丛生的情景，使所有正常人都心生畏惧。但是孙子觉得，战场的“乱”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将领在战场混乱的状态下指挥作战不能自乱阵脚。比如，苏德战争开战前两周，德军装甲集团以闪电战全面突破苏军防御，苏军西方面军前线一片混乱。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在战争开始后惊慌失措，离开自己的指挥位置跑到一个集团军里去，等于放弃了对西方面军整体的指挥，这更是加剧了混乱，结果西方面军的三个集团军被德军合围，50 万苏军官兵落入德军包围圈无法后撤。

（二）“以治待乱”和善于制造混乱

既然战场态势是混乱的，如何才能有效地驾驭这种态势？孙子的答案是“形圆而不可败”。“圆”没有棱角，阻力面积小，能适应不同的环境。对将帅来说，在车轮滚滚、万马周旋的战场上，要像“圆”一样保持自己的正常运转，关键在于通过平素严格的治军来实现以治待乱。当然，这是一种“求其在我”的状态，孙子的高明，在于他以主动进取的精神，要求将帅有意识地制造有利于己的混乱局面，这就是“以乱制乱”。

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中，东北野战军在攻克锦州后立刻追歼廖耀湘兵团，敌我混杂在一起， 战场态势十分混乱。林彪在得知前方的战情以后， 认为“乱得好，越乱越好，这就好比煎中药，十几味，二十几味中药一起下锅，药性才能发挥出来”，他要求部队根据当时的形势，发现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打，哪里枪声密集就往哪里集中，注意和兄弟部队联系，只要抓到廖耀湘就行，并指出了向沈阳前进的大方向。这一决策充分发挥了各纵队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使 10 万国民党军队处于极度混乱之中，连续摧毁了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新一军、新六军及廖兵团指挥部。“越乱越好”表现出决策者对自己部队在“治”“勇”“强”等方面的坚定自信。将帅有计划地制造“乱”，这是“生于治”的“乱”；将帅故意表现出“怯”，这是“生于勇”的“怯”；将帅故意显示出“弱”，这是“生于强”的“弱”。这就是曹操所谓的“毁形匿情”。从表面上， 战场态势是“乱”“怯”“弱”，但这是一种假象，是按照高明将帅的战略意图有意安排的，实际上是一种“治”。这就是孙子明确揭示的如何驾驭战场态势的辩证法。

（三）驾驭战场态势，还需“示形动敌”

“示形”，就是制造假象，迷惑敌人。既可示之以弱，也可示之以强，目的是隐藏自己的真实实力与意图， 用战略术语讲叫作“隐蔽企图”。在战场上， “隐蔽企图”可以调动敌人，进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汉高祖刘邦准备攻打匈奴，派使者探察匈奴的情况，匈奴“匿其壮士肥马，见其弱兵羸畜”，前后十个汉朝使者， 都被匈奴蒙蔽， 唯独娄敬起了疑心，认为匈奴“伏奇兵以争利”，汉军不可出击。刘邦不听娄敬劝谏，结果在平城白登山被匈奴 40 万骑兵围困。这就是故意示弱以调动敌人。

公元 615 年，突厥始毕可汗乘隋炀帝杨广出巡北塞之际，突然率数十万骑兵来袭，尽占雁门郡三十九城，困隋炀帝于雁门。李世民随云定兴援军赴雁门救驾。考虑到突厥兵力强大且攻城甚急，而隋军多数尚在途中，李世民建议“多赍旗鼓为疑兵”，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突厥见旌旗遍野，金鼓齐鸣，以为隋军“援兵大至”，又得到北边告急的消息，于是引兵退去。这就是故意示强以调动敌人。

五、择人而任势

故善战者， 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 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这一段的意思是：所以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致力于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而不去苛求部属，因此他能够选择适宜的人才以充分驾驭形势。善于利用军事态势的将帅指挥作战，就像滚动木头、石头一样。木、石的特性是，放在安稳平坦的地方就静止，放在险峻陡峭的地方就滚动。方形的东西静止不动，圆形的东西容易滚动。所以，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所造成的有利态势，好像把圆石从千丈高峰滚落下来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势”。

孙子借用“木”“石”的特性，对“势”做了形象生动的概括， 阐明了“任势”思想。一块石头在平地上是不会有什么冲击力的，把它置于万丈高的山上推下来，它顺势而下，势不可挡。同样的力量，放在不同的位势，产生的“势能”或“动能”截然不同；力量构成的形态不同， 产生的效果也会不一样。同样，军队战斗力的发挥也与所处态势的优劣有直接关系，在有利态势形成之前，将领就要求部属死打硬拼，只能使他们陷入苦战。将领的职责就是寻找并创造这种有利的战略态势， 而不是一味地把自己的力量消耗到极限，要借助各种有利的外部条件，通过改变自己力量的位置和形状， 即通过力量的战场部署和作战编成，造成有利的战场态势，最后使胜利成为乘势而起、顺势而为的事情。

（ 一 ）要顺应形势

“势”是外在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战略趋势，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势所趋”。大“势”是不可逆的，如孙中山说：“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大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不识“势”，不顺“势”，最终只能被大势淘汰。“求之于势”，就是要顺应形势来寻求发展、借助形势来扩大战果，而不要违背客观规律强求于人的安排。

我们可以从天文学的“引力弹弓效应”来理解“求之于势”。引力弹弓效应是一种自然现象，大质量天体会通过引力场捕获小质量飞行器，后者可以借助这一 “引力跳板”，在节省燃料的情况下实现变轨、加速或减速。我国计划于2029 年发射的天问 4 号，将依次飞掠金星两次和地球一次，充分运用引力弹弓效应来达成加速目的。引力辅助变轨加减速就是一种顺应宇宙规律的借势。

孙子的“求之于势”思想对中国的取胜之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孟子说：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即使有智慧，也不如很好地顺应形势。孙膑认为：“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因势利导”，就是善于用兵作战的人要顺着时势的发展趋势，从有利的方面去引导它。在竞争中，力量总是有限的，“势”就像是一台力量放大器，可以成倍地增强力量。就像《荀子·劝学》所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登到高处招手，手臂并没有加长，可是远处的人却能看见；顺着风喊，声音并没有加大，可是听的人却能听得很清楚。借助车马的人，并不是脚走得快，却可以达到千里之外，借助舟船的人，并不善于游泳，却可以横渡长江黄河。君子的资质秉性跟一般人没什么不同，只是善于借助外物罢了。唐代军事家李靖也说：“故用兵任势，如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就是说，借助态势的力量，可以用力甚小而收功颇多。

（二）要善于造势

毛泽东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在战争或竞争中，高明的决策者不仅要顺应形势，而且要借助外部战略环境努力造成有利于己的态势。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社会潮流，决策者可以利用时代潮流造势，将力量的发展与社会大势结合起来，借助社会潮流的推动，对组织的发展产生放大效应。本田Super Cub摩托车在美国的热卖就是因时造势的结果。二战之后，美国民众压抑许久的激情充分爆发，骑手里开始出现滋事分子，他们以极端的方式驾驶摩托车，经常因为超速受罚并被关进监狱，严重影响了摩托车骑手的形象。当时有人调侃说，没有人喜欢骑在摩托上的骑手，除了另一个骑手。所以，当本田推出Super Cub这款极具颠覆性的轻型摩托车，并用“You meet the nicest people on a Honda”这句广告词作为产品的介绍词时， 一下子激起了美国人的好感。等到 1964 年，全美每销售出两辆摩托车，就有一辆是本田的产品。

决策者也可以利用有影响力的社会事件造成有利的态势。例如欧洲杯这一全球顶级的足球赛事，牵动着世界各地球迷的心。许多擅长捕捉热点的品牌都参与到欧洲杯营销中，希望乘上这个四年一度的热潮之势，用不断出新的方式与用户建立全面、深度的联系。又如奥运营销，是借助奥运赛事为载体来推广企业的产品和品牌的市场营销活动。企业借奥运赛事之势，采取相关营销活动，力争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形成一个品牌的沟通高潮，产生轰动效应。再如 2025 年在日本举办的大阪关西世博会，世界各国无不积极参加这一国际博览盛会，都是在借世博会之势，向全球展示自身的实力和风采，寻找合作伙伴，拓展业务范围，增强国际社会对本国的认知和认可，提升国际影响力。2025 年 4 月 24 日至 25 日，中国外文局在大阪世博会举办二十四节气文化推广交流活动和茶禅诗词文化艺术展开放日活动，也是借世博会这一展示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舞台，以中日两国广为人知的文化形式，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注入持久活力。

结语

“势”是《孙子》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如何增强自己的力量，如何将自己现有力量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更大的胜利，都需要借助于“势”来实现。从一定意义上说，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这个“势”字做文章。就像英国战略理论家李德·哈特所说： “真正的目的与其说是寻求战斗，不如说是谋求一种有利的战略形势。也许战略形势是如此有利， 以至于即使是它本身不能收到决定性的效果，那么在这个形势的基础上，只要打一仗就肯定可以收到这种决定的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