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汇聚了一大批文史、书画、戏曲、艺术等领域颇具名望的耆年硕学之士。馆员均是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和艺术成就，社会声望较高的代表性人物。“馆员撷芳”栏目将陆续展示市文史馆馆员在文史研究和艺术创作等领域的丰硕成果。敬请关注！

李宝臣

李宝臣，1947年生。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明清制度史、宫廷礼制礼俗，明代北京史、风俗史。主要著作有《文化冲撞中的制度惯性》《明北京》《食道世风四讲》《礼不远人》（深度修订版）明代《北京城史记》等八部及《礼法社会的政治秩序》《制度比皇帝更重要》等论文百余篇。

明宫廷的东苑

文/李宝臣

2024年7月27日，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北京建筑中轴线的艺术构思，体现了先民融政治理念于建筑之中的智慧。个人—家族—君主，坊—五城—朝廷，城市空间结构忠实反映了时代社会结构与国家管理序列。建筑风格、礼典物态、制度精神集中展现在中轴线及其张开两翼的系列建筑上。

英国爱德华・培根在《城市的设计》中指出：“也许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单项作品就是北京了。这座中国的城市是设计作为皇帝的居住意图而成为举世中心的标志。在设计上，它是如此辉煌出色，对今日的城市来说，它还是提供丰富设计意念的一个源泉。”

北京成为一统华夏之都始于元初。这是一座由元、明两朝政府决策、投资，利用了金中都东北城外的宫苑遗产而统一规划营建的都城。元创其规模，明永乐迁都北京因之改建，至嘉靖朝终于形成平面凸形城市布局与南北贯通完整的城市中轴线。

从永乐时代的宫城与皇城布局上看，宫城之外，西面是围绕北海中南海建设的西苑，以及由永乐潜龙邸燕王府改造而成的西宫；东面则是皇太孙宫，后宣德登极，以此为中心扩建改造的东苑（南内）。

1621—1644年明皇城示意图

一、永乐迁都营建的皇太孙宫

东苑源于永乐迁都建造的皇太孙宫。

历史上，自西晋至明初，册立皇太孙现象偶有发生，分两种情况：一是太子被废或死亡，立其子而成皇太孙，如晋永康元年（300年），太子司马遹被皇后贾南风害死，赵王司马伦发动兵变杀贾氏，以太子之子临淮王司马臧为皇太孙。二是太子未亡未废而立其子为皇太孙。如唐高宗李治在废掉太子李贤后，立李显为皇太子。开耀二年（682年）李显长子李重照降生，马上立为皇太孙。明朝两位皇太孙，建文帝属第一类，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亡，九月，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宣德帝属第二类。永乐三年（1405年）册立嫡长子朱高炽为太子，永乐九年（1411年）又册立高炽之子朱瞻基为皇太孙。

有种说法，明朝还存在第三位皇太孙朱由校。这是对历史的误读。《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七月甲辰条记礼科给事中亓诗教题本言：“四十三年五月间，皇上宣召阁部大臣及科道等官，传谕圣母遗嘱欲册立皇太孙。臣等庄诵玉音在耳，乃今倏忽且越四年矣。”因此他请求皇上“即于圣寿之前数日，具仪择吉先行册立（朱由校为皇太孙）”。结果题本“留中”，皇上并未理睬他的提议。一年后万历过世。《光宗实录》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戊戌条记录其遗诏，内中有“皇长孙（朱由校）宜及时册立进学”条款。然先皇已去，新皇尚未登极，由谁册立？即使新皇登极，完成遗命，册立皇长孙，也不可能再是皇太孙而必是皇太子。因之，明代存在第三位皇太孙之说是不成立的。

从景山俯拍北上门

及紫禁城（1922-1923年喜仁龙摄影）

李哲供图

永乐迁都北京工程，专门建造了皇太孙宫。《成祖实录》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癸亥条：“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复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东南建十王邸。”

皇太孙宫在今东华门大街南侧，东临玉河西岸的皇城墙（今南河沿大街西侧），墙外河道直通积水潭。河东南的“十王邸”隔河相望皇城，后皇城移建河东，才形成了十王府夹道（今东皇城根）。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成祖过世，太子高炽登极，改元洪熙，次年（1425年）五月过世，在位仅十个月。太子瞻基继位改元宣德，随之对昔日所居皇太孙宫进行了改造升级扩建，并改称“南内”。南内（东苑）与大内（皇宫）、西内（三海西苑）并称明代宫廷三内。

二、内皇城十二门的位置

叙述明代东苑的历史变迁，必先弄清夹在宫城与皇城之间的内皇城门阙位置。内皇城门阙的位置走向，因史籍缺乏详细介绍，故极易引发今人辨认混乱，说法纷纭。众所周知，城门，皇城门、内皇城门、宫门一向是北京街道方位最显眼的地标。出入由门，故必先辨清方位，才有利于今日梳理明代宫苑建筑的配置格局。

《明会典》卷一八一“营造”讲在“皇城内宫城外”建有：北上门、北上东门、北上西门、北中门；东上门、东上北门、东中门、东上南门；西上门、西上北门、西中门、西上南门。这12门分为三组相对独立的墙门系统，分别位于玄武门（故宫神武门）、东华门与西华门之外。

宫城北门玄武门筒子河北建北上门（南向）直通万岁山（今景山），东面沿万岁山东墙南延线建北上东门，西面沿万岁山西墙南延线建北上西门，万岁山后街北建北中门。四门之外，尚有自皇城北安门（今地安门）内东西两道各向南延伸扩展包在万岁山围墙之外的内皇城墙。东南沿地安门内大街东侧至北中门折向东，到景山东街转南，仍沿街东侧构筑墙体至景山前街；西南沿地安门内大街西侧至北中门折向西，到景山西街转南，仍沿街西侧构筑墙体至景山前街。而景山前街以南，东面通向南北池子大街，西面通向南北长街大街的内皇城是否规划构建，构建是否完整，尚需考证。

元代宫城在今景山位置，未建护城河，所以在宫城与萧墙之间加筑一道高墙，无疑能够提升宫廷安全系数。明代万岁山外两侧的内皇城墙当系元代遗存。永乐迁都重新规划城建布局，宫城南移，同时开凿了护城河，这就比宫外增建环绕高墙，在安保意义上更为坚实，也就完全没必要再叠床架屋增建一道高墙。因之，可能放弃了宫城外再加筑高墙模式，而将安保措施重心放在了守护宫门上。在东华门外十字大街互通街口建四门，由高墙连接围绕，形成瓮城形式：过筒子河桥街口处建东上门，再东街口建东中门，通向东华门外大街，北侧街口建东上北门，通向北池子大街，南侧街口建东上南门，通向南池子大街。宫城西华门外的西上门、西上北门、西中门、西上南门的形制同样如此。

清末北上东门旧照 李哲 供图

上述宫城东的东上门、东上北门、东中门、东上南门与宫城西的西上门、西上北门、西中门、西上南门，这八门并非像某些文本介绍与历史地图标注的那样，是隔一段距离，并排建在南北走向的内皇城墙的多处东西向的门阙。果然如此，就很难解释古人的涉及这些门阙的行动。现捡拾一例证之，《国朝典故》卷二十九《李侍郎使北录》叙述英宗被瓦剌释还，朝廷拟定了迎接仪式：“太上皇帝车驾从安定门至东中门外，于东上北门南面坐，（景泰）皇帝出见毕。太上皇帝由东上南门入南城大内。”如果上述三门并排开在南北向墙体的不同位置，这一礼仪安排，无疑逻辑错乱难以实施。

今人叙述夺门之变事件时，大都只说众臣拥英宗自南宫到达东华门，宫门紧闭，守卫阻止，英宗道“朕太上皇也”，守军惊恐而退，遂入门到奉天殿。而忽略了先夺取东上门的环节。《英宗实录》天顺元年二月乙未朔条记会昌侯孙继宗奏：“正月十七日早，臣同总兵官忠国公石亨、太平侯张軏、文安伯张輗及臣弟显宗率领子侄、甥婿、义男、家人、军伴（等）四十三人各藏兵器夺取东上门直抵宫门（东华门）”。

东上门与东上南门后毁于火。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太监曹吉祥与养子曹钦造反，曹钦领兵攻宫城，焚烧东安门。天顺六年（1462年）二月，钦命工部重建了这三门。

墙与门多重交叉必促成出行交通困难，却能提高安全系数，降低日常管理成本。既然皇城以宫廷为中心，那么使役人员的方便并不是城居设计优先考虑因素，为了让使役人群更加规整与出入有序，不但在人员管理、规章制度奖惩措施等方面加大了力度，而且在建筑布局上一再添置墙门，分割空间，缩小限制个人自由活动范围。门是通行关口，易于盘查、缉捕身份不明之人与罪犯。

三、东苑宫殿苑囿的历史变迁

东苑位于今东华门外大街的以南区域，西起东上南门外大街（今南池子大街）西侧之太庙东墙，东至皇城东墙（今南河沿大街东侧），南达皇城南墙（今天安门东的皇城墙）。东界的皇城墙，位置曾变动过一次。《宣宗实录》宣德七年（1432年）六月甲辰条：以“东安门外缘河人居逼近黄（皇）墙，喧嚣之声，彻于大内。命行在工部改筑黄墙于河东”。

原皇城外的河是城内一条重要水道，自城西北什刹海经东步粮桥，穿皇城东折再南直通都城南城墙汇入通惠河。今天的南北河沿大街、正义路即为该河故道。

这里所说的东扩理由“喧嚣之声彻于大内”，并非指的是宫城大内。揆诸常理，在居民生活制造响动技术能量极其有限的时代，缘河人居再怎么喧嚣也不会影响到二重高墙包围的宫廷安静生活。显然，“大内”指的是宣德做皇太孙时的宫苑，登极之后，自然升格属于“大内”范畴。皇城东扩无非是宫殿提升扩建的需要。宫廷西苑依水而建风光旖旎，美不胜收。东苑缺乏宽阔水域，故将玉河纳入宫苑范围，以营造小桥流水，芳草篱院，林荫茂盛的江南风光。

皇城东移时，保留了东安门，改称东安里门，而在河东新建东安门，两门相对，跨河桥称皇恩桥亦称望恩桥。

皇城东部区域，核心东西通道为东华门大街，东中门西对东上门、东华门，东对东安里门、东安门。街北至皇城北墙区域，主要是宦官的监局司房。

街南至皇城南墙区域，主要是宫殿，园林与朝廷库房等。

本区域的北半部，主体建筑为重华宫，名出《尚书舜典》“舜能继尧，重其文德之光华”。系由皇太孙宫改造升级而成。东上南门以南，街东永泰门，门内街北为重华宫正门重华门，门内两侧各两门，分别为广定门、咸熙门、肃雍门、康和门，中为重华宫，形制一如乾清宫。东西有两长街。西长街则有兴善门、丽景门、长春门、清华门、宁福宫、延福宫、嘉福宫、明德宫、永春宫、永宁宫、延禧宫、延春宫。凡妃嫔、皇子女之丧，皆于此停灵，至发引时，出东上南门、东上北门、北中门、北安门，至西山等处园寝安葬。东长街则有广顺门、中和门、景华门、宣明门、洪庆门、洪庆殿，为供奉番佛之所。重华宫东为内承运库。

重华门南向，门前必求开阔，对面建照壁，东西建门，形成相对封闭的小型广场。其西门应就是永泰门。宫前广场大约位于在今缎库后巷，以北三条南北向的胡同普度寺前巷、普度寺东巷、普度寺西巷，当是重华宫中路与东西长街的旧址。

庚子事变时普度寺大殿旧影

李哲 供图

以重华宫前广场为界将东苑划为南北两区。南区东南角为崇质殿，俗谓“黑瓦殿”，推测应是内承运库的管理机关兼库神庙，周边建有储存锦缎、灯笼、蜡烛等库房。库房向来以防火为要务，传统的五行相生相克说，水为黑色，火为红色，殿顶覆盖黑瓦，无非取水能克火之期盼安全意义。清代皇城开放，本地区逐渐变成居民区，形成了以库房命名的胡同，如缎库胡同、灯笼库胡同、瓷器库胡同等。

景泰年间，英宗自瓦剌放还后软禁于此，时谓南城或南宫。这一期间的南宫，专指崇质殿，空间局促，只有两重殿宇，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四讲“余曾游南内，在禁城外之巽隅，亦有首门、二门以及两掖门，即景泰时锢英宗处，所称小南城者是也。二门内亦有前后两殿，具体而微，旁有两庑所以奉太上者。止此矣”。

明末崇质殿荒废，清初改建成普胜寺，今为欧美同学会。普胜寺与北部的普度寺常被人混淆。普度寺源自重华宫，清初摄政王多尔衮入京居于此，后改建为寺庙。

崇质殿西为御前作，稍北追先阁、钦天阁，再西，全砖石构建的皇史宬，俗谓石室金匮，嘉靖十五年（1536年）七月建成。贮藏明太祖以来诸帝御笔、实录及紧要典籍，每年六月初六日晾晒藏品。皇史宬东西各建小门，东南有门通菖蒲河，河上建涌福阁，旧名澄辉阁，俗称骑马楼。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石亨、曹吉祥等人发动政变，拥戴英宗复辟，改元天顺，废景泰为郕王。《英宗实录》天顺三年（1459年）四月乙卯条讲，英宗喜爱南内幽静，故“增建南内殿宇”。然而，虽称“增建”，却不是对软禁之崇质殿进行更新改造升级，而是选择今南池子大街以西到太庙东墙区域新建殿宇：正中龙德殿，左右崇仁、广智两殿。正殿之后凿石为桥，白石砌成，上刻狮、龙、龟、鳖、鱼、虾、海兽及水波汹涌图案，栩栩如生，相传为郑和下西洋携回，非中国石工雕刻。桥南北建“飞虹”“戴鳌”两牌楼，东西建“天光”“云影”两亭：其后叠石成“秀岩”山，山下有洞，磴道两行，分而上之，其上为乾运殿，东西“凌云”“御风”两亭，隔以山石藤萝花卉宛如壁墙；后为永明殿，引流水环绕，名环碧。天顺三年十一月完工。又广植四方所贡奇花异木。每春暖花开，命中贵陪内阁儒臣赏宴于此。

四、世庙与太庙改制复原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武宗过世，无子，又无兄弟子侄。首辅杨廷和根据《皇明祖训》“兄终弟及”近支遴选程序，选定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朱厚熜为继承人，经慈寿太后张氏首肯，以先皇“遗诏”昭告天下。

也许事出紧迫，皇位人选决定之后，就急忙派人前去迎驾，而没有议定相关的继位程序细则，诸如以怎样名分进京，怎样登极以及怎样处理本支与入继之间关系等事宜。也正是由于预案细则的缺失，朱厚熜四月二十二日抵达京师城外而止步。他拒绝了以皇太子身份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再择日登极的朝廷安排，认为武宗遗诏既然选他继位，名分就不是太子，所以，坚持以皇帝身份进宫。朝廷到此也别无选择，不得不答应他从皇城正门大明门进宫，谒先皇灵位，朝见太后之后，径往奉天殿登极。遂以明年为嘉靖元年。

新皇已经登极，如何确定继统与本宗之间的名分关系，看似简单，实际上处理起来相当棘手。首辅杨廷和援汉定陶王（汉哀帝）与宋濮王（宋英宗）先例，请皇上奉孝宗为正统，尊为皇考，以孝宗皇后张氏为圣母皇太后，改称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王妃蒋氏为皇叔母兴献王妃。由于兴献王再无余子，为让本支香火延续，提议将宪宗第六子益王祐槟第二子厚炫过继兴献王名下袭爵。建议遭嘉靖拒绝。

嘉靖皇帝像

作者 供图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初三日，时在礼部观政的新科进士张璁（后改名张孚敬）看准了皇上心思，引经据典上《大礼疏》，认为汉哀帝、宋英宗确系定陶王、濮王之子，但皆因汉成帝、宋仁宗无子，而事先养于宫中，立为皇嗣以后继位的。而当今皇上继位情况绝不类同，此前并未过继给孝宗为皇子，只是依据《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伦序当立而继位的，因之，完全可以“继统不继嗣”，仍以生父为考，在京别立兴献王庙供奉。提议被内阁否决。

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皇上在尊奉孝宗为皇考的同时，提升了生父地位，尊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生母蒋氏“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从而形成孝宗与献皇帝“两考”并尊与张氏、蒋氏两太后并立局面。

七月十二日，皇上继续加码尊崇本生父母名分，令礼部删去“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与“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中的“本生”两字。朝廷舆论大哗。十五日，在礼部侍郎何孟春、大理寺少卿徐文华与经筵讲官杨慎等人倡议下，六部九卿23人，翰林20人，给事中21人，御史30人等共261人，集体跪于左顺门（今故宫协和门）前，高呼“太祖皇帝，孝宗皇帝”，吁请皇上收回成命。在请愿者看来，“本生”意义至关重要，有则表明献皇帝只是父以子贵；删之则承认了献皇帝本就是皇帝。嘉靖面对群臣抗议，先是命司礼监宦官劝散，请愿诸人不从，非要皇上俯从舆情不可。嘉靖愈加恼怒，命锦衣卫将其中的134人收监入狱。次日再拘捕90余人。

七月二十日，在午门前廷杖哭谏大臣，一时间哭喊、嚎叫响彻云霄，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次日再杖其中哭喊最凶的七人。两次廷杖共有18人丢了性命。九月，嘉靖改尊孝宗为皇伯考，而以献皇帝为皇考。

嘉靖四年（1525年）六月，建世庙供奉献皇帝神主。世庙位于太庙东墙外，利用的是天顺三年建造的“环碧殿”地方，北墙与太庙齐，南墙逼近飞虹桥。门开在太庙东墙上，《世宗实录》嘉靖四年十月癸丑条讲，自端门外东侧太庙街门东行转北开小门入世庙。明席书《大礼集议》卷一记庙丈尺：南北长五十丈，东西宽二十丈。

世庙建成后，嘉靖进一步谋求让生父神主升祔太庙。太庙是祭祀供奉本朝列祖列宗之庙，在承天门东侧，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皇朝遵奉“敬天法祖”政治原则，表现在国家祀典上，就是敬天在坛，法祖在庙。

明朝太庙始建于吴元年（1367年）九月，地处南京，为朱元璋之高、曾、祖、父四亲四庙都宫别殿制，即一祖一庙，时称吴太庙。次年朱元璋称帝，再改建为明太庙。洪武八年（1375年），以太庙地势稍偏，另择新址改建。新庙废弃都宫别殿制，采用同堂异室九庙制。《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九庙增加了二庙，变成四昭四穆，与太祖之庙而九。不管是几庙，皇朝存在时间愈久，逝去的皇帝愈多，进入太庙就要受九位的限制，当名额已满之际，就要把亲尽的帝后神主迁出，除非根据需要随时增加位数。迁出原则一般是开国的太祖、太宗两位万世不祧，而先逐次移出太祖追奉的上四世神主，然后再依次移出紧靠太宗之下的皇帝神主。每当新神主祔庙与旧神主祧迁之时，往往引发君臣政治礼制冲突。

永乐迁都延续了太祖规制在承天门东侧建太庙。从而形成北京、南京两太庙并立于世。嘉靖十三年（1534年），南京太庙遇火毁坏，没有再建，只是将诸帝神主移于南京奉天殿合祀。

嘉靖十四年（1535年），为了让生父神主在太庙中占一席之地，废弃了列祖列宗神主同堂异室安放方式，《世宗实录》嘉靖十五年十一月乙亥条：“分建九庙，改建世庙”分独立宫殿安置列祖列宗神主。改建后的太庙，太祖庙居中，庙寝后建祧庙（远祖庙），以奉祧主。列宗群庙分列相对两行，各名“都宫”，庙门东西相向，门内前殿后寝皆南向。太宗庙居左，立文祖世室，其右空缺。太宗以下三昭庙；右空缺之下三穆庙。同时，以避太宗“世室”讳为名，改世庙为献皇帝庙。显而易见，通过这一番操作，兴献帝庙就融入了太庙群庙之中。

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将太宗朱棣庙号改为“成祖”。九月尊献皇帝“睿宗”，奉神主升祔太庙，与孝宗同庙异室，位孝宗神主之下。嘉靖二十年（1541年）四月初五日夜间，群庙发生火灾，八庙毁损，独睿庙（兴献帝）幸免。朝野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皇天与祖宗对粗暴变乱太庙祖制行为的惩罚。嘉靖下令重建，恢复同堂异室旧制。两年后完工。庙制间座，丈尺宽广一如其旧，惟台基提高。新庙正殿九间，殿后寝殿，奉安列祖列宗神主，再后祧庙五间，藏祧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奉睿宗神主入太庙，位在武宗之上。献皇帝既已称宗升祔太庙，《万历野获编》卷二言：“遂闭世庙不复祀。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旧庙柱产芝，上大悦，更名玉芝宫。钦定祀仪，日供膳如内殿。四时岁暮、大小节辰，牲帛诸品如庙祀。”穆宗即位后停止祭祀。

嘉靖隆崇生父的礼制执着精神与在君臣冲突中练就的礼典素养，让他再度审视京师坛庙配置时发现了缺憾，由此掀起了坛庙建设与改作的高潮。

永乐迁都北京之初，坛庙建置仿照金陵简明实用，历经百余年。嘉靖继位以后，增建了天坛圜丘、崇雩坛、地坛、日坛、月坛、帝社稷坛、先蚕坛、高禖台、历代帝王庙等，同时改造了山川坛、太庙与文庙。

五、昙花一现的高禖台

嘉靖在宫苑范围内增建的坛庙：帝社稷坛（在西苑豳风亭以西）与先蚕坛（在金鳌玉蝀桥西端偏南）位于西苑；高禖台位于东苑。

高禖祭祀系先民生育崇拜遗俗，历史久远朝野盛行，因祭于郊外又称郊禖。《诗经》大雅“生民”：“克禋克祀，以弗无子。”毛传：“弗，去也，去无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郊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郑玄笺：“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除其无子之疾而得其福也。”禖源于腜（孕育状）又与媒通。金明昌六年（1195年）筑坛中都景风门外，春分祭青帝、伏羲、女娲等神以求子。青帝即句芒（重）乃神话传说中的东方之神，主青色行春令，又称木神、春神。《礼记》“月令”：“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

明初无高禖之祀，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九：“嘉靖中，始设木台于皇城东永安门北震方。”祭时，台上安放皇天上帝神板南向，高禖神牌在台下西向，并陈弓矢与弧韣（弓袋）如出席后妃之数。台前两侧张帷幕，皇帝率后妃行礼乞子，礼三献，乐九奏，陈八佾。祭毕，女官依次引导后妃至高禖前跪，取弓矢授之，后妃接过放入弧韣。

皇城东“永安门”地处何地，今日难以确定，检明末太监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大内规制纪略”所录的皇城内门阙殿宇并无永安门与高禖台。可见本台只是嘉靖一时之举，存在时间不久。《世宗实录》嘉靖九年四月甲申条：以“举行不便罢之”。

当代叙述明东苑高禖台方位时，往往把永安门指作东安门，似嫌草率。东安门内以北区域多为宦官机构，而以南才是宫苑区。高禖台祭祀事关皇帝后妃，建在宫苑区内顺理成章。永安门当是“永泰门”之误，“安、泰”字意一致，该门位于东上南门以南街东。《酌中志》卷十七：“永泰门内，街北则重华宫之前门也。其东有一小台，台有一亭。”“震方”东方之谓。本条记载与高禖台的形制方位吻合。嘉靖一时举措虽未能延续长久，却留下了历史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