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坛公园西侧，坐落着一所被世人誉为明清时期“最高音乐学府”、负责皇家祭祀礼乐的常设机构——神乐署。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神乐署司职祭祀乐舞的功能逐渐淡化，甚至被改作他用，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亦观亦衙专司神乐

神乐署最初称神乐观。明太祖朱元璋信奉道教神明真武大帝，认为在夺取天下的战争中得到了真武大帝的保佑，于是在南京建天地坛时一并建造神乐观，设提点、知观，专管乐舞以供祭祀，隶属太常寺。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仿南京旧制，在天地坛（今天坛）大祀殿西南建神乐观。

建成后的神乐观主要由太和殿、玄武殿、天师府、关帝庙、三圣庙等建筑构成，形成两殿三进格局。嘉靖年间，明世宗大举兴建坛庙，神乐观规模随之扩大，乐舞生一度达3000多人。现在，其主要建筑仅存太和殿、玄武殿等。

太和殿（今凝禧殿），是神乐观的正殿，专门用于演习祭祀礼乐。该殿坐西朝东，面阔五间，进深六间，高五丈，单檐歇山顶，覆削割瓦，施以三踩斗拱，前后设檐柱、金柱，东西向设穿堂门。殿内金砖铺地，墙壁绘有历代祭祀舞图。

玄武殿（今显佑殿），是神乐观的后殿。该殿面阔七间，进深三间。殿内原塑有北方玄武大帝（真武大帝）神像和中国古代乐神神像。显佑殿左右各有一座朵殿，分别是江东殿和真官殿。江东殿为供奉道教正一派祖师爷的场所。真官殿为供奉乐舞生祖师爷的场所。

神乐观观门气势雄阔，门前有巨大影壁，传说端午节摸此壁可驱除五毒，相信其有神效的人特别多。每逢端午，游人纷至沓来争相摸壁，盛行一时。

明清两代，皇家祭祀时均使用中和韶乐。中和韶乐属宫廷雅乐，是一种集礼、乐、歌、舞于一体的典礼音乐，用于祭祀、朝会、宴会等。祭祀时，乐舞生奏八音、舞八佾。八音是中国古代乐器的总称，由金、石、丝、竹、土、木、匏、革八种材料制成。八佾是中国古代祭祀时所用的乐舞，八佾即八行，每行八人，共64人。祭祀乐舞曲调流畅而富有韵律，舞蹈质朴而优美整齐，寓意太平吉祥、四海升平。

神乐署

益母药膏 享有盛名

明清时期，神乐观一带人烟稀少，草木茂密，盛产多种草药。神乐观的道士擅长炼丹制药，后来有些道士开始以售卖草药为业，于是神乐观一带渐渐出现了济生堂、保合堂、保龄堂、育生堂、广德堂、天德堂、仙德堂、瑞德堂等诸多药铺，生意十分兴隆。

最有名的当数济生堂益母膏药铺，这家药铺专卖采用天坛里生长的益母草制成的益母膏。益母草是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可全草入药，具有活血化瘀、利尿消肿等功效，更是治疗妇女月经不调、胎漏难产的良药。道士们将采集的益母草，加上侧柏叶熬制成膏，称为益母膏。由于益母膏疗效显著，不仅皇家太医院慕名前来采购，京城的百姓也纷纷来这里买药。后来，道士们还对益母草进行人工种植，益母膏产量迅速扩大，并逐步销往全国各地。

乾隆六年（1741年），清高宗下诏禁止商贾在皇家坛庙重地开设店铺，神乐观内的店铺迁至天坛之外，并禁止在观内栽种药草花木，但禁令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后来，神乐观改名为神乐所、神乐署。嘉庆十三年（1808年），清仁宗下令整治神乐署环境秩序，取缔署内其他店铺，仅保留了药店，益母膏得以继续销售。由于神乐署内严禁种植草木，益母草逐渐变成野生的，制成的药膏疗效反而更好，名气也更大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英国军队强占神乐署，驱逐署中人员，并将其辟为总兵站，堆积物资。英军撤出时，将神乐署内的财物抢劫一空，还损毁了不少建筑。民国时期，袁世凯为了祭天称帝，下令将神乐署药店全部驱逐出天坛。在动荡的岁月中，天坛益母草也渐渐绝迹了。

研制细菌千夫所指

民国时期，神乐署先后成为林艺试验场、燕乐研究院、传染病医院、中央防疫处等机构的办公地点。中国消灭天花的疫苗“天坛株”就是在这里研制成功的。然而，谁也不曾料到，不久后这里却成了侵华日军细菌部队的驻扎地。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为了扩大细菌战规模，他们利用民国政府中央防疫处留下的设备，在神乐署筹建“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对外称151兵站医院，后改名为“华北北支（甲）第1855部队”。这是日军在中国继731部队之后建立的又一支细菌战部队。他们打着“防疫给水”的旗号，实际上执行的却是细菌武器研制任务，主要研制和生产鼠疫、霍乱、伤寒、痢疾、黑热病、疟疾等细菌和原虫，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

1855部队不仅占据神乐署，还在周边修建了7栋病房、100多间工作室、70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地下冷库。天坛西门左侧有管理室、第一细菌生产室、第一礼堂，右侧是厨房和第二兵营。神乐署东侧是司令部，北侧有汽车库、兵器库、马棚，南侧是士兵宿舍、给水塔、军属宿舍、第二礼堂、教育队、第一兵营、小动物室等。神乐署西殿及周围房屋是仓库。

日军占领北平八年间，先后在华北地区实行细菌战达33次之多，造成数十万军民死亡。1943年夏，为检验霍乱细菌的威力，1855部队在北平地区撒布霍乱菌，致使疫情暴发并迅速蔓延，到10月底，共发现2136人被感染，其中1872人死亡。

据侵华日军老兵伊藤影明回忆，他在1855部队服役时的工作是“以老鼠为媒体饲养跳蚤，即把装进笼子里的老鼠放进石油桶里，里面撒上麦糠、血粉饲料、豆饼等，然后往里面放跳蚤，使之吸食鼠血，从而不断大量繁殖”。在冀中被俘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本清供述：“日本在华北的北平、天津、大同等地都有制造细菌的场所，日军中经常配有携带大量鼠疫、伤寒、霍乱等菌种的专门人员，只要有命令就可以释放；在日本军队内装备着大量的毒气和破坏农作物的毒菌以及破坏视力、听力、运动功能或致哑等不同性质的毒药。”为了避免这种惨无人道的罪行败露，日军规定只有大佐以上的军官才有资格阅读关于施放毒菌的文件，并在文件上标注“阅后焚烧”字样。

日本战败后，1855部队在天坛秘密焚毁相关物品，以掩盖细菌战罪行。在日本投降部队的名册上，这支部队的名字也从日本华北派遣军序列中神秘消失。

新中国成立后，神乐署由国家卫生部及中国医学科学院下属单位使用。2004年，神乐署全面修缮后对社会开放。为了让古代礼乐穿越历史的长河重现于世，神乐署辟有“中和韶乐”展演区域，不定期举办表演，向人们展示中国博大精深的礼乐文化。

文章引自：《北京中轴线故事》，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