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6岁的陈忠实开始撰写自己创作生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一年我只有两岁。近50万字的《白鹿原》在1993年出版之后便震撼中国文坛，成为当时街头巷议的现象级作品，后来还摘得了茅盾文学奖。作品中用白鹿原上白、鹿两家三代的恩怨为线索，实际上从管窥之间，书写了中国从清末到1950年代初长达半个世纪的风云变迁。《白鹿原》在扉页上写着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而《白鹿原》的横空出世，也通过小说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对民族伤痕与苦难的书写。

惭愧的是，我直到上大学之前，都没有能够潜下心来仔细阅读这本巨著。高三那年，我在一个长辈们的聚会场合有幸与陈忠实先生相见，当时陈先生听说我对文学感兴趣，而且有志于报考文学类专业，非常兴奋，主动要求给我写两句寄语。我还记得他写的两句话是：“进入文学就进入体验，进入体验就成就文学。”后来我考大学参加面试，就总把先生题字的这页纸钉在我的作品集首页。似乎是沾了先生的光，我顺利地考进了梦想的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学习文学创作。

大学一年级，北京人艺“大导”林兆华将《白鹿原》搬上话剧舞台。当时我来北京不久，正是思乡之情泛滥之时，我当即买票前往首都剧场观看首演。大幕拉开，老腔艺人们以苍凉悲壮的嗓音吼起秦川沃土上独有的旋律，让我瞬间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演出落幕，剧场内响起震天动地的掌声，尤其当陈忠实先生被演员们请到台上时，掌声伴随着叫好声更加热烈了。那一夜回学校的途中，我感到浑身的热血都在上涌，不单是乡音乡情为我这异乡人带来的慰藉，通过话剧的演绎，我才得以进入《白鹿原》的世界，体察到那虽然是我的家乡、我却并不熟悉的关中农村的传奇历史。

随后我才得知，我的家庭与陈忠实及其笔下的《白鹿原》也有着微妙的联系。白鹿原实有其地，位于西安东郊灞桥区，西安人都叫东塬。我奶奶的娘家就在东塬上的狄寨村，距离陈忠实撰写《白鹿原》的东李村距离不过6公里，也即说，白鹿原上的风云变幻，也是我家族史的一部分。后来我也听母亲讲过一些往事，1975年，她还是西安美院的学生，曾跟随老师去东李村为创作毕业作品采风，当时的陈忠实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队干部，他蹲在河堤岸上，拿着烟袋，挽着裤腿，完全看不出一个作家的样子，反倒像《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一样，质朴而坚毅。

2012年我再次接触《白鹿原》，是王全安版《白鹿原》电影的上映。当时我正在跟随夏骏导演的纪录片摄制组在湖北辗转各地拍摄，每天超负荷工作，晚上回来都很疲惫，但我还是抽了一天晚上的时间，在荆州市的一家影院里观看了电影。金黄色的麦苗在银幕上一出现，我就好像瞬间被拉回到关中平原的那片属于家乡的情怀之中，黑娃在片中吃油泼面的样子也让我格外嘴馋。虽然这部影片后来评价争议颇大，但在当时那个时刻，他着实温暖了我孤寂的心灵。

就在陈先生离世的一个多月前，我又有幸看了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的晋京演出，我发现《白鹿原》和它代表的浓郁的关中文化从未从我的身上离开，听到那淳厚带着泥土味的故乡的声音，人就仿佛有了一种归属感。

2016年4月29日，陈忠实先生在西安去世，我当时作为《北京晚报》的记者，赶回西安报道了他的告别仪式，没想到再一次与先生相见竟是这样的场面，我看到他一如生前所愿，头枕着一本白鹿原，安详地离开人世，我看到自发而来的群众高举着印着他照片的报纸，呼喊着他的名字，我觉得作为一位作家，这一刻是幸福的。当时我想到了曹丕的一句话：“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我坐在西安殡仪馆咸宁厅外的台阶上，含着泪水写完稿件发送回编辑部，题目是《陈忠实遗体告别会今晨举行 陈老枕〈白鹿原〉安详离去》。

几年后，我成了一名全职的写作者。尽管至今我也没能像先生期许的那样“成就文学”，但至少，我在《白鹿原》中寻得了勇气，去一次次拿起笔，写下我心中汹涌澎湃的那些人物和故事。

谢谢陈先生，我很想念他。

文学依然神圣！